我的朋友龔剛先生上個月在《21世紀環球報道》上發表《中西對話與單相思》一文，論及“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存在着巨大逆差”，他列舉了很多頗有說服力的數據和事實，這裡不再贅述。可以類比的是，當下體育界的熱點同樣證明了逆差的存在。體育是介於文化和經濟之間的領域，當下體育界最令人關注的話題，當屬姚明在NBA大放異彩和中國足球隊聘請荷蘭人哈恩做主教練。我們的體育媒體鋪天蓋地地報道姚明的新聞，荷蘭人卻並未把哈恩來華執教當成自己的頭條，一熱一冷之間，逆差自然而然地出現。

　　晚清以降，中國突然從天朝大國變成任人欺凌宰割的豆腐國家，在民眾是切身的痛苦，而對知識界則是精神的折磨，因此這兩百多年來中國一直在尋求一條復興之路，種種行動和言論不一而足，也很難評價。但總的看來，民眾和知識分子要麼妄自菲薄，要麼夜郎自大，總是在極端上搖擺，這也許已經成為文化逆差下的，典型心態。時至今日，中國的國際地位已經非常清楚——經濟上是增長迅速的發展中國家，政治上是亞洲重要的大國，文化上則處於弱勢。這個地位比較微妙，經濟上，中國是個龐大的市場，是商家必爭之地，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各國為自身的經濟利益考慮，都會積極地加強與中國的交往，中國的吸引力會越來越大；政治上，中國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但在國際政治的叢林法則中，自然會有友有敵，不得不巧妙周旋；文化上，中國所有的榮譽只不過是附屬於經濟政治的獎賞而已。

　　而這三個方面不同的地位往往被混淆起來，導致對發生的事實總會出現截然不同的兩種評價。沒必要一一列舉，反正歲末大家都在回顧，今年跟中國有關的世界範圍內的焦點新聞，或者跟中國無關的被中國人廣泛關注的事件，極端矛盾的評論隨處可見。不分精英與大眾，也無論民族主義者與世界主義者，總是在論戰中誰也無法說服別人。這種情況存在已久，甚至從五四以來就一直如此。然而不管本身持什麼樣的觀點，我們都可以從中提取出一種弱者心態來。這才是問題的關鍵——並非中國的文化出了什麼問題，而是文化賴以生存的土壤不復重現。崇洋媚外固然是弱者心態，而狂熱的自尊同樣是弱者心態。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正是一個典型的弱者，他的強悍，他的懦弱，他的“我們祖上闊過”，等等，我們同樣還可以在今天的中國人身上發現。與阿Q形象恰好相對的則是孟夫子筆下的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這個形象的文化意義還遠遠沒有被我們挖掘出來。正因為缺少大丈夫，所以才會出現許多的阿Q，因此，在面對文化逆差的時候，我們可以用強者心態來對抗弱者心態，用大丈夫來對抗阿Q。

　　簡單地說，強者心態就是一種平和的心態，弱者心態就是一種偏激的心態。可以設想，如果我們能夠擺脫中國的現實地位帶給自身的影響，始終保持一種平和的心態，又會怎樣來看待前邊提到的那些事實呢？也許，我們會更加清醒地承認中國存在的全方位的差距，但我們同時更會重視自身的傳統，相信自身的力量，培養自己的眼光。譬如，我們的電影是否能得到奧斯卡，我們的作家是否能拿到諾貝爾，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的電影是否映射出了中國人的智慧和美，我們的文學是否刻畫出了中國人的世界，此所謂“富貴不能淫”；去不去美國留學，支持不支持民族企業，這也沒有對或者錯，正確的思路是，這是否有助於中國的人才儲備，是否有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此所謂“貧賤不能移”，在國際問題上，重要的是中國要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此所謂“威武不能屈”。總而言之，逐漸把參照系放回自己身上，不被外在的強或弱左右，至少是獨立思考的知識界人士首先應該去做的事情。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真正出現一個值得期待的文化復興。遺憾的是，我們大家都像那個押解和尚的差役在惶惑地問：“我，我到哪裡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