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绝对是一篇可能遭千夫所指为“大逆不道”、甚至要遭“神谴、报应”式诅咒的大不敬文字，如果真是如此，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这不仅代表科学的《新理论》真正要“替天行道（道者、宇宙的自然规律也）”的观点或“宏愿”，而且在前不久，笔者抱着对科学绝对虔诚的“质疑（怀疑一切不能“以理服人”之事）、造反（反对所有无理的行为）之心”，慕名前往某著名的宗教和文化示范所在地、进行的体验、认知途中，对种种“迷信活动”产生的反感，以及回程顺便做的“探亲、扫墓”期间。一路上遭遇到的种种绝对可以称之为既快乐、又幸运的许多“巧合”。无论如何就算是“牵强附会”，也只能被当成是冥冥中对这种“宏愿”的肯定和支持。以至于让笔者进一步感到，从一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可以随时提取并使用消费，来换取一生所有特殊而真实可考的“灾难豁免权”的“幸运债”，到了必须以此世俗认为要“下地狱”般的文章,来“抵债、偿还”的时候了！

正文：
可以认为，宗教起源于人类开始和动物世界分道扬镳，进入自己人造“非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的蒙昧时代--人类社会形成的初期。一些势单力薄但已经有较高思维能力、却缺乏知识积累的个体，出于人类特有的“求知欲”和“想象力”，对自然现象（如日出、月落或风雨雷电）无法可比的威力所产生的畏惧，通过思考作出了“拟人化”的解释。以为自然界是被一些性情或价值观喜好跟自己差不多，能力却远比自己大得多的“神”所操纵，开始了“崇拜、迷信”的时代，并结合自己贪婪、自私和好色的天性（注意！是“天性”而绝对不是“人性”，以免将自己等同于“畜牲”，亵渎了“人”的称号），逐渐形成阿谀奉承和行贿的习惯传统（中外一致）。而在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西游记”中，对一个和尚（唐僧）和猴子（孙悟空）、猪（猪八戒）、白龙马等似人非人的动物间，和跟天上“玉皇大帝政府”手下官员有密切渊源联系的众魔头之间的互动，以及西天如来佛身边已经存在初级阶段“官场”腐败（索贿）形态的生动描写，就是代表性的典型。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物质文明的出现，其规模日益庞大，集体分工合作的力量开始显现，客观逐渐形成“（隐性）民主”的天然诉求（这是《新理论》反对西方“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地、将客观早已存在的“民主”胡说成是自己的“发明专利”的主要根据）。以前那种靠小范围种群或族裔的亲缘关系，仅由好狠斗勇之类丛林法则产生的“猴王”般领袖，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而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可以允许一小部分人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专门来负责管理社会，处理分配和解决人际关系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这时就出现了政府的雏形，产生了领袖和聚集在领袖周围帮助处理各种事物的精英班子组合，根据语言、生活习惯以及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不同的国家。更由于自私、贪婪的天性，“人以群分”地，形成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统治集团”，和代表多数普通社会人利益的“被统治集团”的客观表象（以后出现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是出于政治需要作出的“画蛇添足”）。这两个集团之间，既有永远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又有必须相互依赖、缺一不可、互为存在条件的实际需要。所谓社会进步发展的历史，就是这两个集团之间矛盾激化或缓和过程的具体记录。而“宗教”就是精英统治集团为缓和跟被统治集团的利益矛盾，避免激化而损害自己既得利益，所设计出来的缓冲工具或手段--貌似客观、公正，实际确是为精英统治集团服务的“第三者（理论上只有三点才可以构成稳定的平面）”。这只要看看佛教起源的传说（由印度王子释迦牟尼所创建）和西方罗马教廷以及“宗教裁判所”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而与此对应的，就是一部分对现有精英集团不满、要“取而代之”，或想进入并重组精英集团的人，因同样理由和目的，要建立与之“分庭抗礼”的宗教，就会被称之为“邪教”（比如“白莲教”或洪秀全的“上帝教”，西方的“科学教”以及李洪志的“法轮功”之类的组织），其动机、目的和手段，在本质上和主流宗教完全一样--提倡迷信和盲从。也就是说，宗教绝对是政治的产物或“为政治服务”的、并随时可能要为政治“陪葬”的附属品。这只要看看历史上随着政治变法需要，而多次兴起的“兴佛（教）、灭佛”反复，以及马克思理论和一些革命党所坚持的反宗教“无神论”，本质上却同样提倡对领袖及其组织“迷信和盲从”的观点就知道了。

必需强调指出的是，《新理论》本身绝对没有反对任何“宗教”的背景或动机。而是本着客观、科学的立场、观点，和科学“认识论”方法，来探讨这个客观实际上已经不能与时俱进，反而将人类引入歧途的宗教现象。

事实上，宗教的起源，除了源自于原始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无知和迷信，还出自于精英统治集团本身的需要。以便在和被统治集团，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必然要发生矛盾或冲突时，有一个可以冠冕堂皇拿得出来的“莫须有”理由，给多数人提供一个止痛、疗伤，或安抚心灵的机会和忍无可忍时的“出气口”，尽可能避免矛盾激化到发生流血政变或革命的、不可收拾地步。宗教就是在这种需求下，“应运而生”的。因为它巧妙地将一切社会矛盾或问题的产生原因，通通转移到一个跟“莫须有”并无区别，也八竿子打不着的所谓“前世因”身上，更为了迎合多数被统治者主观一厢情愿的期盼，杜撰出一个绝对公正，且有无上权威和无比能力的“神（真主、上帝或佛陀）”来（请注意一个“巧合”，那就是“神”一词的发音，在汉语普通话中，和“死人”一词的连读几乎一样）。毫无疑问，这在物质文明不发达、知识积累不全面、不充分，迷信和盲从之风盛行的古代，这种做法是可以对受到被欺负、伤害的弱者，以及作恶多端的坏人，起到一定的抚慰或吓阻的作用。但是进入21世纪，已经可以亲自登上月球一探究竟，或者发射宇宙飞船进行火星探测，更有能力用自己制造的“核武器”将地球摧毁几十次的人类，除了“从众（顺大溜）”的投机心理因素外，是不可能还真打心眼里相信这一套的。这才是社会形势日益“恶质化”趋势的根本原因。而西方正在兴起的“心理学”、和“心理医生”行业，就是一种与时俱进地要取代神父或牧师职业的尝试，本质上跟中国当年的“支部书记”或“政治指导员”的作用并无区别。

可以说，宗教的精神本质，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分段式因果论”。因为“因果论”本身是绝对科学的，是指包括一切科学或社会领域里的任何实践（因），都要产生与其有直接关联之结果，也就是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一对应、没有例外。而“分段式因果论”错误的要害，就是将个人或整体在现实社会中产生的种种“因”，要像“空头支票（或欠条）”一样，拿到未来去“兑现”，而且不排除会“种瓜得豆、种豆得芝麻”等“跳票”的可能。姑且不论其可疑的动机，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起码也是表象上的“远水不解近渴”。因为当前的人类社会，正在遭遇着许多仅因“自作孽”而产生的末日般“现世报”，如果不积极面对、主动加以解决。恐怕连还有没有那怕变成猪、狗的苟且“来生”？都很难说了！

其实，《新理论》绝对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无神论”鼓吹者，不仅不是，反而公开宣称自己在哲学层次上，坚持“广义有神论”的观点。也就是说，认为冥冥宇宙中，一定有一个“主宰（起因）”，这个“主宰”应该就是数学概念中的“无穷小”。如果以这样的概念来认识或解释神“创造万物、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以及一切“因果报应、轮回”之类的问题或困惑，都可以“以理服人”地、面对现世中的现实，而没有任何难以自圆其说的死角。而无须依靠“上天堂、下地狱”之类，没有担保、不能兑现的“诳语”，来利诱或威吓芸芸众生。反而得到现实社会中“贪婪之心日盛，逐利之意益长，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事与愿违结果。

面对当前许多不公、不义，寡廉鲜耻的乱象，真不知看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真主、上帝或“佛菩萨”眼里，有何感想？难道也只能“束手无策”而听之任之吗？难怪今天全世界的宗教势力越发展、兴旺，人类社会却越来越事与愿违地、走向他们所希望的反面，反而应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箴言。所以当一些宗教或文化界的精英人士，要以“回归宗教（包括儒教在内）”的言论或行动来“拯救人类（社会）”时，要坚持“动机和效果一致论”的《新理论》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历史事实早已证明，宗教是不能、也从来没有“拯救”过人类或人类社会的。不仅没有，反倒是有过许多倒行逆施（如宗教裁判所对坚持科学观点的布鲁诺的残酷迫害），甚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年如欧洲的十字军战争或阿富汗塔利班恐怖组织发动的所谓“圣战”）的记录。却完全找不到一宗“感化索马里海盗放人”或让引起“金融海啸”的华尔街大鳄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事例。更何况那个连钞票上都不忘印上“我们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美国人，更没有得到任何额外的眷顾，反而要把制造“诺亚方舟”的希望，寄托到中国人的身上（见美国大片“2012”），不能不说是对宗教的莫大讽刺。事实正是如此，如果人类不是因为错误社会理论，加上宗教从旁曲意误导的话，早就应该从自己的历史教训中，体会到“此路不通”的“神谕”。早就应该“悬崖勒马”，与时俱进地建立起未来能够跟哲学“接轨”的、新的科学宗教观和信仰。这不是没有根据的胡说八道，而是从中国文化中得到的启发。

作为中国古代的圣贤孔子，早就对宗教有着客观、准确、精辟的论述。比如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表明“敬神有如神在”，对神要“敬而远之”，更坚持“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立场。和后来那些拿无知当有理的激进帮“无神论”鼓吹者，以及不遗余力地宣扬“因果轮回、报应”的“伪科学”者们相比，不知道要客观、高明多少倍。

在解压缩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理论》，其所坚持的“广义有神论”，就是在现代知识结构和物质文明条件下，受他（孔子）的启发，作为哲学上认识或解释“宇宙”终极的过渡而提出来的。可以认为，它不仅跟现有任何主流宗教的教义没有矛盾（比如佛教说“人人皆有佛性”，就是因为人体和万物都是由“无穷小”组成），而且可以认识或解释现有宗教不能认识、解释，甚至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突出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就在于把仅计较个人蝇营狗苟的“分段式因果论”，直接提升到把人类社会整体，看成是一个被放大了的“人”，社会人以细胞的形式组成不同功能的器官，其平均素质和行为的合成，就是整个社会的体质和具体表现。并产生当世兑现的后果，作为细胞组成的个体社会人都“人人有份”，一个也跑不了。这“气候暖化”“环境恶化”“疾病丛生”，以及发生“金融海啸”等问题或灾难，就是人类不当行为结果的现实“报应”！

所以，就长远而言，《新理论》在理论上并不排除“末日”的可能。但是却对西方宗教宣传的所谓“末日审判”不以为然。认为人类真正应该做的，就是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在“末日”可能到来之前，积极主动地进行一次“审判”，清算自己长期以来所犯下的各种错误，并找出幕后唆的罪魁祸首--以丛林法则为基础的错误的西方社会理论，从而创造一个利用真正“诺亚方舟”式的中国文化来改弦易辙、“另起炉灶重开张”的契机，而不必做贼心虚地，天天在那里为“末日”担惊受怕，或索性“破罐破摔”地为末日的到来推波助澜。

而此次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高峰会议”，应该就是这样的最佳启动契机。就怕以这些领袖们所代表的人类智慧，还跳不出物质或金钱之类“疯井水”形成的“苦海”，没有“回头”上岸的勇气。只能仅以此文来立此存照！

最后，本文如有真正“离经叛道”的冒犯，请万能的真主、上帝或佛陀直接降罪于笔者，而不要假手于一味“贪、嗔、痴”的世人，让笔者“心口皆不服”地回到“天堂”，反而直接坐实了《新理论》的判断。善哉，阿弥陀佛阿门！                                                

潘一丁   完成于2009年12月7日丹麦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召开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