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絕對是一篇可能遭千夫所指為“大逆不道”、甚至要遭“神譴、報應”式詛咒的大不敬文字，如果真是如此，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這不僅代表科學的《新理論》真正要“替天行道（道者、宇宙的自然規律也）”的觀點或“宏願”，而且在前不久，筆者抱着對科學絕對虔誠的“質疑（懷疑一切不能“以理服人”之事）、造反（反對所有無理的行為）之心”，慕名前往某著名的宗教和文化示範所在地、進行的體驗、認知途中，對種種“迷信活動”產生的反感，以及回程順便做的“探親、掃墓”期間。一路上遭遇到的種種絕對可以稱之為既快樂、又幸運的許多“巧合”。無論如何就算是“牽強附會”，也只能被當成是冥冥中對這種“宏願”的肯定和支持。以至於讓筆者進一步感到，從一出生開始，就背負着可以隨時提取並使用消費，來換取一生所有特殊而真實可考的“災難豁免權”的“幸運債”，到了必須以此世俗認為要“下地獄”般的文章,來“抵債、償還”的時候了！

正文：
可以認為，宗教起源於人類開始和動物世界分道揚鑣，進入自己人造“非自然生態環境（社會）”的蒙昧時代--人類社會形成的初期。一些勢單力薄但已經有較高思維能力、卻缺乏知識積累的個體，出於人類特有的“求知慾”和“想象力”，對自然現象（如日出、月落或風雨雷電）無法可比的威力所產生的畏懼，通過思考作出了“擬人化”的解釋。以為自然界是被一些性情或價值觀喜好跟自己差不多，能力卻遠比自己大得多的“神”所操縱，開始了“崇拜、迷信”的時代，並結合自己貪婪、自私和好色的天性（注意！是“天性”而絕對不是“人性”，以免將自己等同於“畜牲”，褻瀆了“人”的稱號），逐漸形成阿諛奉承和行賄的習慣傳統（中外一致）。而在中國古代的神話故事“西遊記”中，對一個和尚（唐僧）和猴子（孫悟空）、豬（豬八戒）、白龍馬等似人非人的動物間，和跟天上“玉皇大帝政府”手下官員有密切淵源聯繫的眾魔頭之間的互動，以及西天如來佛身邊已經存在初級階段“官場”腐敗（索賄）形態的生動描寫，就是代表性的典型。

隨着社會的發展和物質文明的出現，其規模日益龐大，集體分工合作的力量開始顯現，客觀逐漸形成“（隱性）民主”的天然訴求（這是《新理論》反對西方“貪天之功據為己有”地、將客觀早已存在的“民主”胡說成是自己的“發明專利”的主要根據）。以前那種靠小範圍種群或族裔的親緣關係，僅由好狠鬥勇之類叢林法則產生的“猴王”般領袖，越來越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而生產力的發展，已經達到可以允許一小部分人不直接參加生產勞動，專門來負責管理社會，處理分配和解決人際關係中產生的矛盾和問題。這時就出現了政府的雛形，產生了領袖和聚集在領袖周圍幫助處理各種事物的精英班子組合，根據語言、生活習慣以及自然地理環境，形成不同的國家。更由於自私、貪婪的天性，“人以群分”地，形成代表少數精英利益的“統治集團”，和代表多數普通社會人利益的“被統治集團”的客觀表象（以後出現的“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理論”，是出於政治需要作出的“畫蛇添足”）。這兩個集團之間，既有永遠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又有必須相互依賴、缺一不可、互為存在條件的實際需要。所謂社會進步發展的歷史，就是這兩個集團之間矛盾激化或緩和過程的具體記錄。而“宗教”就是精英統治集團為緩和跟被統治集團的利益矛盾，避免激化而損害自己既得利益，所設計出來的緩衝工具或手段--貌似客觀、公正，實際確是為精英統治集團服務的“第三者（理論上只有三點才可以構成穩定的平面）”。這只要看看佛教起源的傳說（由印度王子釋迦牟尼所創建）和西方羅馬教廷以及“宗教裁判所”的所作所為就知道了。而與此對應的，就是一部分對現有精英集團不滿、要“取而代之”，或想進入並重組精英集團的人，因同樣理由和目的，要建立與之“分庭抗禮”的宗教，就會被稱之為“邪教”（比如“白蓮教”或洪秀全的“上帝教”，西方的“科學教”以及李洪志的“法輪功”之類的組織），其動機、目的和手段，在本質上和主流宗教完全一樣--提倡迷信和盲從。也就是說，宗教絕對是政治的產物或“為政治服務”的、並隨時可能要為政治“陪葬”的附屬品。這只要看看歷史上隨着政治變法需要，而多次興起的“興佛（教）、滅佛”反覆，以及馬克思理論和一些革命黨所堅持的反宗教“無神論”，本質上卻同樣提倡對領袖及其組織“迷信和盲從”的觀點就知道了。

必需強調指出的是，《新理論》本身絕對沒有反對任何“宗教”的背景或動機。而是本着客觀、科學的立場、觀點，和科學“認識論”方法，來探討這個客觀實際上已經不能與時俱進，反而將人類引入歧途的宗教現象。

事實上，宗教的起源，除了源自於原始人類對自然力量的無知和迷信，還出自於精英統治集團本身的需要。以便在和被統治集團，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必然要發生矛盾或衝突時，有一個可以冠冕堂皇拿得出來的“莫須有”理由，給多數人提供一個止痛、療傷，或安撫心靈的機會和忍無可忍時的“出氣口”，儘可能避免矛盾激化到發生流血政變或革命的、不可收拾地步。宗教就是在這種需求下，“應運而生”的。因為它巧妙地將一切社會矛盾或問題的產生原因，通通轉移到一個跟“莫須有”並無區別，也八竿子打不着的所謂“前世因”身上，更為了迎合多數被統治者主觀一廂情願的期盼，杜撰出一個絕對公正，且有無上權威和無比能力的“神（真主、上帝或佛陀）”來（請注意一個“巧合”，那就是“神”一詞的發音，在漢語普通話中，和“死人”一詞的連讀幾乎一樣）。毫無疑問，這在物質文明不發達、知識積累不全面、不充分，迷信和盲從之風盛行的古代，這種做法是可以對受到被欺負、傷害的弱者，以及作惡多端的壞人，起到一定的撫慰或嚇阻的作用。但是進入21世紀，已經可以親自登上月球一探究竟，或者發射宇宙飛船進行火星探測，更有能力用自己製造的“核武器”將地球摧毀幾十次的人類，除了“從眾（順大溜）”的投機心理因素外，是不可能還真打心眼裡相信這一套的。這才是社會形勢日益“惡質化”趨勢的根本原因。而西方正在興起的“心理學”、和“心理醫生”行業，就是一種與時俱進地要取代神父或牧師職業的嘗試，本質上跟中國當年的“支部書記”或“政治指導員”的作用並無區別。

可以說，宗教的精神本質，就是一種似是而非的“分段式因果論”。因為“因果論”本身是絕對科學的，是指包括一切科學或社會領域裡的任何實踐（因），都要產生與其有直接關聯之結果，也就是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一對應、沒有例外。而“分段式因果論”錯誤的要害，就是將個人或整體在現實社會中產生的種種“因”，要像“空頭支票（或欠條）”一樣，拿到未來去“兌現”，而且不排除會“種瓜得豆、種豆得芝麻”等“跳票”的可能。姑且不論其可疑的動機，僅從實用主義的角度，起碼也是表象上的“遠水不解近渴”。因為當前的人類社會，正在遭遇着許多僅因“自作孽”而產生的末日般“現世報”，如果不積極面對、主動加以解決。恐怕連還有沒有那怕變成豬、狗的苟且“來生”？都很難說了！

其實，《新理論》絕對不是世俗意義上的“無神論”鼓吹者，不僅不是，反而公開宣稱自己在哲學層次上，堅持“廣義有神論”的觀點。也就是說，認為冥冥宇宙中，一定有一個“主宰（起因）”，這個“主宰”應該就是數學概念中的“無窮小”。如果以這樣的概念來認識或解釋神“創造萬物、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以及一切“因果報應、輪迴”之類的問題或困惑，都可以“以理服人”地、面對現世中的現實，而沒有任何難以自圓其說的死角。而無須依靠“上天堂、下地獄”之類，沒有擔保、不能兌現的“誑語”，來利誘或威嚇芸芸眾生。反而得到現實社會中“貪婪之心日盛，逐利之意益長，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事與願違結果。

面對當前許多不公、不義，寡廉鮮恥的亂象，真不知看在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真主、上帝或“佛菩薩”眼裡，有何感想？難道也只能“束手無策”而聽之任之嗎？難怪今天全世界的宗教勢力越發展、興旺，人類社會卻越來越事與願違地、走向他們所希望的反面，反而應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箴言。所以當一些宗教或文化界的精英人士，要以“回歸宗教（包括儒教在內）”的言論或行動來“拯救人類（社會）”時，要堅持“動機和效果一致論”的《新理論》是很不以為然的。因為歷史事實早已證明，宗教是不能、也從來沒有“拯救”過人類或人類社會的。不僅沒有，反倒是有過許多倒行逆施（如宗教裁判所對堅持科學觀點的布魯諾的殘酷迫害），甚成為發動戰爭的藉口（當年如歐洲的十字軍戰爭或阿富汗塔利班恐怖組織發動的所謂“聖戰”）的記錄。卻完全找不到一宗“感化索馬裏海盜放人”或讓引起“金融海嘯”的華爾街大鱷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事例。更何況那個連鈔票上都不忘印上“我們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美國人，更沒有得到任何額外的眷顧，反而要把製造“諾亞方舟”的希望，寄託到中國人的身上（見美國大片“2012”），不能不說是對宗教的莫大諷刺。事實正是如此，如果人類不是因為錯誤社會理論，加上宗教從旁曲意誤導的話，早就應該從自己的歷史教訓中，體會到“此路不通”的“神諭”。早就應該“懸崖勒馬”，與時俱進地建立起未來能夠跟哲學“接軌”的、新的科學宗教觀和信仰。這不是沒有根據的胡說八道，而是從中國文化中得到的啟發。

作為中國古代的聖賢孔子，早就對宗教有着客觀、準確、精闢的論述。比如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表明“敬神有如神在”，對神要“敬而遠之”，更堅持“子不語怪力亂神”的立場。和後來那些拿無知當有理的激進幫“無神論”鼓吹者，以及不遺餘力地宣揚“因果輪迴、報應”的“偽科學”者們相比，不知道要客觀、高明多少倍。

在解壓縮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新理論》，其所堅持的“廣義有神論”，就是在現代知識結構和物質文明條件下，受他（孔子）的啟發，作為哲學上認識或解釋“宇宙”終極的過渡而提出來的。可以認為，它不僅跟現有任何主流宗教的教義沒有矛盾（比如佛教說“人人皆有佛性”，就是因為人體和萬物都是由“無窮小”組成），而且可以認識或解釋現有宗教不能認識、解釋，甚至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其突出的意義和價值所在，就在於把僅計較個人蠅營狗苟的“分段式因果論”，直接提升到把人類社會整體，看成是一個被放大了的“人”，社會人以細胞的形式組成不同功能的器官，其平均素質和行為的合成，就是整個社會的體質和具體表現。並產生當世兌現的後果，作為細胞組成的個體社會人都“人人有份”，一個也跑不了。這“氣候暖化”“環境惡化”“疾病叢生”，以及發生“金融海嘯”等問題或災難，就是人類不當行為結果的現實“報應”！

所以，就長遠而言，《新理論》在理論上並不排除“末日”的可能。但是卻對西方宗教宣傳的所謂“末日審判”不以為然。認為人類真正應該做的，就是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在“末日”可能到來之前，積極主動地進行一次“審判”，清算自己長期以來所犯下的各種錯誤，並找出幕後唆的罪魁禍首--以叢林法則為基礎的錯誤的西方社會理論，從而創造一個利用真正“諾亞方舟”式的中國文化來改弦易轍、“另起爐灶重開張”的契機，而不必做賊心虛地，天天在那裡為“末日”擔驚受怕，或索性“破罐破摔”地為末日的到來推波助瀾。

而此次在哥本哈根召開的“全球氣候高峰會議”，應該就是這樣的最佳啟動契機。就怕以這些領袖們所代表的人類智慧，還跳不出物質或金錢之類“瘋井水”形成的“苦海”，沒有“回頭”上岸的勇氣。只能僅以此文來立此存照！

最後，本文如有真正“離經叛道”的冒犯，請萬能的真主、上帝或佛陀直接降罪於筆者，而不要假手於一味“貪、嗔、痴”的世人，讓筆者“心口皆不服”地回到“天堂”，反而直接坐實了《新理論》的判斷。善哉，阿彌陀佛阿門！                                                

潘一丁   完成於2009年12月7日丹麥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大會”召開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