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皮林

勿对中国投资非洲说三道四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戴维·皮林 2009-12-14

几年前，矿业高管卢卡斯•兰登(Lukas Lundin)骑着摩托车，从开罗前往开普敦，行程8000英里，用时仅5周，途经10个国家，包括苏丹、埃塞尔比亚、马拉维、赞比亚和博茨瓦纳。他吃惊地发现，他走过的道路有85%都是柏油马路，路况很好。其中许多都是由中国公司修建的。

那是2005年。自那以来，中国对非洲更感兴趣了。2006年11月，北京主办了盛大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会上向非洲大陆的40多位领导人做出承诺，将开启中非合作的新纪元。北京到处都是大象和长颈鹿的招贴画，以示隆重。

中国政府提供的不仅仅是长远的象征。仅在2006年，中国就与非洲国家签署了价值60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投资纷至沓来，其中常常包含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条款。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直线上升，迅速超过了1200亿美元。2006年，安哥拉暂时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的主要石油供应国，非洲如今占中国石油进口的近30%。

中国的兴趣也仅仅局限于石油和矿产。2007年，存款额居全球之首的中国工商银行(ICBC)以56亿美元购入南非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 20%的股权。就在上月，在埃及举行的另一次中非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再向非洲提供10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中国还答应免除非洲60%出口商品的关税，豁免几个非洲国家的债务。中非贸易已经出现大幅增长：去年，双边贸易额增长45%，达到1070亿美元，较2000年增长了10倍。

中国政府与非洲的接触让很多人极为苦恼。西方援助国谴责中国政府以似乎毫无顾忌的方式投资于苏丹等国家。包括在一些非洲国家，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也激起了愤怒。尼日利亚激进分子把中海油(CNOOC)获取60亿桶石油的做法，比作蝗虫袭击。

这些异议夸大其词了。它们经常是别有用心。中国并非慈善家，但中国的崛起可能仍然是非洲摆脱贫困的最大希望。在截至2007年的8年里，此次金融危机前，非洲国家每年的平均经济增速超过4%，远高于以前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更优秀的经济管理、债务减轻和资金流入增加（部分来自中国），但也是因为中国需求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赞比亚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表示：“中国在非洲的角色比战后任何时期、任何其它国家都更广泛、更复杂、更认真。”莫约所著的《致命援助》(Dead Aid)一书激怒了西方援助国。

针对中国影响力的很多批评都相当空洞。正如中国（以及日本）官员所指出的，西方的记录不值得效法。对欧洲与非洲关系的最佳概括可能是：长达几十年赤裸裸的掠夺，然后是极不成功的修补尝试。冷战期间，西方政府支持非洲各地的独裁者和窃国者，从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到英国训练出来的乌干达残忍的伊迪•阿明(Idi Amin)。再近一些，捐助国常常以限制条款的名义，将灾难性的经济时尚硬塞给不幸的受援国。有这样的援助国，谁还需要敌人呢?

中国的实用主义也许会带来更好的结果。首先，注重基础设施意味着，即便交易受到腐败的侵蚀，至少受援国最终会得到公路、机场或医院。（好吧，或者是一座足球场。）亚洲很多国家的增长（包括中国自己）都建立在基础设施上。日本政府官员经常把自己对东南亚采取的以商业为导向的方式——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从日本的贸易和投资中受益匪浅，与西方在非洲推行的冒险发展战略相对比。

其次，中国的模式建立在贸易的基础上。莫约表示，与容易被抽干的政府间援助相比，真正的商业机会更有可能促进发展。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告诉英国《金融时报》，帮助非洲创建低成本的制造基地符合中国的利益。

第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中国并非唯一在非洲大陆寻找机遇的国家。除了西方国家，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也在这里争夺业务。这应该会让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有能力争取更有利的条款，当然，这并不能保证增加的资金不会只是装进更大的口袋。

对中国对非投资感到吃惊将是错误的。一些中国企业理应因为放松安全标准和不雇用非洲劳动力而受到谴责。批评者的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中国的资金帮助支持了肆无忌惮的苏丹和津巴布韦政权。不过，中国算不上是唯一一个与盗贼和罪犯打交道的国家。无论副作用是什么，争相投资非洲的结果必然会好于欧洲以前的做法；争相瓜分非洲大陆。

译者/梁艳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