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皮林

勿對中國投資非洲說三道四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 戴維·皮林 2009-12-14

幾年前，礦業高管盧卡斯•蘭登(Lukas Lundin)騎着摩托車，從開羅前往開普敦，行程8000英里，用時僅5周，途經10個國家，包括蘇丹、埃塞爾比亞、馬拉維、贊比亞和博茨瓦納。他吃驚地發現，他走過的道路有85%都是柏油馬路，路況很好。其中許多都是由中國公司修建的。

那是2005年。自那以來，中國對非洲更感興趣了。2006年11月，北京主辦了盛大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在會上向非洲大陸的40多位領導人做出承諾，將開啟中非合作的新紀元。北京到處都是大象和長頸鹿的招貼畫，以示隆重。

中國政府提供的不僅僅是長遠的象徵。僅在2006年，中國就與非洲國家簽署了價值600億美元的貿易協議。投資紛至沓來，其中常常包含資源換基礎設施的條款。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直線上升，迅速超過了1200億美元。2006年，安哥拉暫時取代沙特阿拉伯，成為中國的主要石油供應國，非洲如今占中國石油進口的近30%。

中國的興趣也僅僅局限於石油和礦產。2007年，存款額居全球之首的中國工商銀行(ICBC)以56億美元購入南非標準銀行(Standard Bank) 20%的股權。就在上月，在埃及舉行的另一次中非會議上，中國政府承諾再向非洲提供100億美元的低息貸款。中國還答應免除非洲60%出口商品的關稅，豁免幾個非洲國家的債務。中非貿易已經出現大幅增長：去年，雙邊貿易額增長45%，達到1070億美元，較2000年增長了10倍。

中國政府與非洲的接觸讓很多人極為苦惱。西方援助國譴責中國政府以似乎毫無顧忌的方式投資於蘇丹等國家。包括在一些非洲國家，中國日益增強的影響力也激起了憤怒。尼日利亞激進分子把中海油(CNOOC)獲取60億桶石油的做法，比作蝗蟲襲擊。

這些異議誇大其詞了。它們經常是別有用心。中國並非慈善家，但中國的崛起可能仍然是非洲擺脫貧困的最大希望。在截至2007年的8年裡，此次金融危機前，非洲國家每年的平均經濟增速超過4%，遠高於以前的水平。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因於更優秀的經濟管理、債務減輕和資金流入增加（部分來自中國），但也是因為中國需求推動了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贊比亞經濟學家丹比薩•莫約(Dambisa Moyo)表示：“中國在非洲的角色比戰後任何時期、任何其它國家都更廣泛、更複雜、更認真。”莫約所著的《致命援助》(Dead Aid)一書激怒了西方援助國。

針對中國影響力的很多批評都相當空洞。正如中國（以及日本）官員所指出的，西方的記錄不值得效法。對歐洲與非洲關係的最佳概括可能是：長達幾十年赤裸裸的掠奪，然後是極不成功的修補嘗試。冷戰期間，西方政府支持非洲各地的獨裁者和竊國者，從扎伊爾（現剛果民主共和國）總統蒙博托(Mobutu Sese Seko)，到英國訓練出來的烏干達殘忍的伊迪•阿明(Idi Amin)。再近一些，捐助國常常以限制條款的名義，將災難性的經濟時尚硬塞給不幸的受援國。有這樣的援助國，誰還需要敵人呢?

中國的實用主義也許會帶來更好的結果。首先，注重基礎設施意味着，即便交易受到腐敗的侵蝕，至少受援國最終會得到公路、機場或醫院。（好吧，或者是一座足球場。）亞洲很多國家的增長（包括中國自己）都建立在基礎設施上。日本政府官員經常把自己對東南亞採取的以商業為導向的方式——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等國從日本的貿易和投資中受益匪淺，與西方在非洲推行的冒險發展戰略相對比。

其次，中國的模式建立在貿易的基礎上。莫約表示，與容易被抽乾的政府間援助相比，真正的商業機會更有可能促進發展。世界銀行(World Bank)行長羅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告訴英國《金融時報》，幫助非洲創建低成本的製造基地符合中國的利益。

第三，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點，中國並非唯一在非洲大陸尋找機遇的國家。除了西方國家，印度、巴西和俄羅斯也在這裡爭奪業務。這應該會讓資源豐富的非洲國家有能力爭取更有利的條款，當然，這並不能保證增加的資金不會只是裝進更大的口袋。

對中國對非投資感到吃驚將是錯誤的。一些中國企業理應因為放鬆安全標準和不雇用非洲勞動力而受到譴責。批評者的這種說法無疑是正確的：中國的資金幫助支持了肆無忌憚的蘇丹和津巴布韋政權。不過，中國算不上是唯一一個與盜賊和罪犯打交道的國家。無論副作用是什麼，爭相投資非洲的結果必然會好於歐洲以前的做法；爭相瓜分非洲大陸。

譯者/梁艷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