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土改“殺地主”

　　作者：陳沅森
　　
　　
（ 一 ）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
　　
　　　　如果請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談談對“地主”的印象和認識，不少人會說出這樣一番套話：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為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剝削階級。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
　　
　　　　黃世仁，延安時代歌劇《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這個歌劇，後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編為電影、芭蕾舞劇等，因而名揚天下。劇中的黃世仁逼債，逼死了貧僱農楊白勞，強暴了楊白勞的獨生女喜兒。喜兒出逃後躲在山洞裡，以偷吃山神廟的供果為生。由於長年累月不見天日，營養不良，變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當劇情發展到高潮時，一位連級軍官激憤過度，怒不可遏地拔槍向扮演黃世仁的演員開了一槍……幸虧沒有擊中，可見劇情感人之深。多少年來，連綿不斷地演出， “教育”了億萬青少年觀眾，使黃世仁成為家喻戶曉、人人恨之入骨的惡霸地主。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小學語文課本中有一篇《半夜雞叫》的課文，節選自戰士作家高玉寶的長篇自傳體小說。課文里的地主名叫周扒皮。這個可惡的傢伙為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裡學雄雞打鳴，引起雄雞紛紛啼叫。雞一叫，長工們便不得不提早起床。後來，長工們設計，故意將周扒皮當作“偷雞賊”痛打了一頓……這個戲劇性的故事，在嘻笑聲中農民的仇恨得以發泄。從此，“地主是農民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們的心靈。最早讀過這篇課文的孩子，現在都已進入“知天命”之年了。
　　
　　　　《紅色娘子軍》裡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持反動武裝，與海南島***黨領導的游擊隊為敵。最後，被“瓊崖支隊”“紅色娘子軍連”的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鬟）擊斃，得到了可恥的下場……
　　
　　　　劉文彩是四川省大邑縣的大地主，也是個“無惡不作”的壞傢伙。他家設有“水牢”，把貧農冷月英關在“水牢”里……四川省美術學院的師生，根據劉文彩的背景故事，集體創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壓榨農民血汗的場景形象化，文革期間全國巡迴展出，轟動一時……又將劉文彩的莊園改建成“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館”，讓成千上萬的人參觀……展覽內容無中生有、添油加醋、無限上綱，不擇一切手段醜化劉文彩。
　　
　　　　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渲染和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便聯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他們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橫眉冷對，個個切齒痛恨。
　　
　　　　（ 二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20世紀40年代末，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1950年的“土地改革”運動，殺害了200多萬地主。那麼，人們要問：每一位被殺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樣的壞人嗎？都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嗎？
　　
　　　　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就會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們承認，地主中有壞人，但地主不全是壞人；相反，其中絕大多數——約占總數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地主”這個名詞，已成為一個深含貶義的詞彙，人們一見到“地主”二字，就聯想到剝削和壓迫，產生厭惡感。
　　
　　　　其實，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詞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地主”究竟可惡不可惡？“土改”運動中殺掉200多萬地主，是不是人人該殺？……要弄清楚上述問題，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大體有以下三種來源：
　　
　　　　第一， 祖傳家業。
　　
　　　　有些人家，祖上好幾代前，就擁有這些土地和財富。一般有錢人家總是送子弟讀書，這個書香世家，幾代沒出“化孫子”，因而守住了家業，代代相傳，傳到了這個兒孫手裡。到了1950年，風雲突變，這位繼承者反而因擁有祖傳的土地和財富遭了殃，全家掃地出門，土地和財產被沒收，連生命也沒有保住，被槍斃了。
　　
　　　　“土改”中有不少“貧富顛倒，是非混淆”的現象。——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許多財主家，不幸出了個好吃懶做、嫖賭逍遙的“化孫子”，他“崽賣爹田心不痛”，把萬貫家財化得乾乾淨淨，變為沿街乞討的“叫花子”。哪知風水輪流轉，“叫花子”反而因禍得福，“土改”中被劃為“貧農”，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沒收地主的財物）。——作家余華的長篇小說《活着》，就寫了這樣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 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
　　
　　　　從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權專制兩千多年，一直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那時人們的觀念，與現代人大不相同。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裡，怕偷怕搶；存在私人票號里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不甚發達，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意投資興辦實業。筆者小時候聽到老人們的口頭禪是：“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的頭腦里，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田是不動產，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了。
　　
　　　　第三，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個團隊裡，既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毋庸諱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那個時代，儒家學說“仁義禮智信” 大行其道，社會輿論對不道德的行為大肆伐撻，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門邪道發了財的人，“戳他的背皮”，恥與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覺或不敢走邪路。
　　
　　　　那時候的人，頭腦簡單，思想單純，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總體說來，在皇權統治下，通過儒家道德的宣揚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論”的制約，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相互依存，長期和平共處，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大致是上述這三種。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 三 ）地主階層在農村中的作用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髮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着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巨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占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恆產者，始有恆心。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着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 四 ）發動“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央決定在“新解放區（1947年之後“解放”的地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一聲令下，整個農村立馬籠罩在紅色恐怖、血雨腥風之中，200多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為什麼要開展“土改”，為什麼要殺那麼多地主？
　　
　　　　《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大意）：我曾追問毛/澤/東，井岡山時期，蘇區的面積只有那麼大，人口只有200多萬，每年的稅賦有限，你們是怎樣解決幾十萬紅軍軍糧軍餉的？毛/澤/東“王顧左右而言他”，迴避了斯諾的提問。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記者斯諾足跡遍布全世界，見多識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是個內行。
　　
　　　　毛/澤/東為什麼不直說呢？顯然有難言之隱。
　　
　　　　20世紀30年代，紅軍在井岡山五次“反圍剿”，槍炮齊鳴，火光沖天，捷報頻傳……最後兵敗逃竄。仗打得那麼熱鬧，支撐熱鬧場面的軍糧軍餉、武器彈藥補給……錢，從何而來？
　　
　　　　“戰士（農民）的鮮血”好理解，打仗要死人，死的戰士都是農民；“農民的血汗”也好理解，打仗要消耗錢財，消耗的自然是農民的血汗錢。
　　
　　　　“地主的鮮血”是怎麼回事呢？原來，從1927年秋收暴動，入井岡山搞武裝割據開始，毛/澤/東領導的***，一直是沿襲“打土豪”的辦法，解決軍糧軍餉的。
　　
　　　　他們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裡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充作軍糧軍餉。“紅區”（***黨占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國民黨占領地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區”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條30多里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跡的“陰陽地界”……
　　
　　　　1949年後，百廢待舉，到處需要錢，入不敷出，財政危機相當嚴重。在軍事方面，西邊要進藏，南邊要“解放”海南島，東南準備攻打台灣，北邊要“抗美援朝”，幾百萬“解放軍”軍糧軍餉從何而來？……於是，歷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奪最富庶的江南農村地主財物的“土地改革”運動，便應運而來了。
　　
　　　　1950年6月***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八大任務”，其中第一項就是進行土地改革。毛澤東毫不諱言，要把“土改”列為“取得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首要條件”。——這就是“土改”第一大真實目的：奪取地主的財富，解救新生的紅色政權的財政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