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對聰明人的喜愛和對蠢奴才的厭惡
吾丁

　　
　　我喜歡王小波的作品，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是個聰明人。聰明就是明白道理。或者說，我喜歡他是因為他說的道理跟我的思維相符合，所謂“引起了共鳴”之謂也。比如談到老三屆時，他就明白無誤地說：上山下鄉是一件大壞事，而且，對我們這些老三屆來說，上山下鄉還是一場飛來的橫禍。好端端的我本來應該去上學，為什麼讓我跑到雲南去挖坑？

　　據說，當年正值上學年紀，突然沒有了學校，被趕到農村去上山下鄉的10幾歲的孩子，大概有2000萬人。整整一代學生被迫中斷了學業。小波是其中的一個。這件事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不啻一場災難，因為一代人沒有了受教育的機會，它的惡果現在正在逐漸顯現：你去看看今天活躍在中國各個領域的55歲到60左右那些人，就是那一代沒有受教育的人。你看看他們的言行舉止，就會知道，一個人，在應該受教育的年紀而沒有接受教育，是一個什麼後果。

　　雖然說，出身在哪個國家是無法選擇的，但是作為一個國民，每個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憑什麼我應該上學的時候你突然讓我去農村挖坑？這個問題一定要追問。

　　當然，凡事都有例外。有人說上山下鄉對年輕人成長也有好處，比如什麼什麼的（我並不知道有什麼好處，因此連舉例都不會）。姑且承認也有一些好處吧，但是，那些所謂的好處也只能是例外。我相信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應該念書而被迫去挖坑或種田，都是痛苦和有害的經歷。例外只能是例外，就如同罕見的事例那樣，一個先天性的盲人不小心從樓梯上跌下去竟然開了眼睛。這只是例外，我們不能把這個例子推廣開來，把盲人一個個踢下樓梯。

　　小波舉了一個例子，很好地說明了思維的道理。他說他認識一位學者，他先天性重症畸形，手心朝下腳心朝上，不能像常人一樣行動。到美國接受了一次大手術，手腳的動作接近了正常，但是也留下了一些後遺症。這位學者之所以在學術方面建樹頗豐，是因為從小不能自由活動，別人去遊玩，他只能讀書。但是他從來不會說：我要感謝我的先天性疾病。相反，他說：我在娘胎里沒做壞事，憑什麼600萬之一的機率落在我頭上？

　　我覺得這樣的思維是對的。就算是因為疾病導致他不得不用功，他的成功也不能感謝他的病。任何人的成功都是由於努力而不是因為疾病。

　　偏偏就有人說，你看，因為他的病，他才取得了成功！
    思維的不同，導致彼此無法溝通。

　　有很多小波的同齡人，其智商絕對與小波處在兩個極端。他們在農村摸爬滾打了很多年年以後，沒有對自己所遭受到的苦難產生絲毫的反思和批判，也不去追問這到底是為什麼，相反，他們反而深深地練就了對黨和政府以及毛主席的一片深情，毛主席的革命思想，高瞻遠矚的國際戰略思維，已經深深地紮根在他的精神世界。上山下鄉會產生兩種結果，聰明人去反思和追問，成為小波那樣的人。另一類則成為徹底的終身榮譽奴才。

按照百分比來說，海外華人里的這類人，可能超過了在中國國內生活的人。近來，海外華人里這類人的年齡範圍還有擴大的趨勢。

馬克思曾經指出：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他的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

把這句話翻譯成通俗的中國話就是：屁股指揮腦袋。——你屁股坐在什麼位子上，你就按照那個位子去思考。

從自己的社會地位出發來思考，既不要花里胡哨也不要妄自菲薄。你是個草民，從草民的出發點去思考問題就比較客觀；你是個太子，當然從太子的身份去作判斷。奇怪的是，某些人明明是草民，卻非要冒充太子的身份，從太子的出發點去說話——這叫催輩兒冒充大總管。

　　從自身狀況，家庭環境，工作狀態等等這些東西出發來思考問題，是一個平實的姿態，也是一個正常的狀態。

　　聰明人認為，任何人，只要擁有了權力，一定會追求自己的利益，外國人如此，中國人也如此。因此我們要批判政府，防止它做壞事。

　　蠢奴才認為，任何人，只要擁有了權力，一定會追求自己的利益，外國人是這樣的，但我們中國人的政府和領導卻不是這樣的。因此我們要擁護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政府不會做壞事。所以蠢奴才一心一意地擁護他們祖國的政府和領導人，認為只要與他們“同心同德”，他那個其實跟他沒什麼關系的祖國就一定會成為強國。

　　事實恰恰相反。因為擁有權力的人，普遍都認為，你這樣擁護我，證明我已經做得很好了，我就這樣繼續下去，為所欲為，既然你當奴才當得那麼開心，你就繼續當你的奴才好了，我又何樂不為呢。

　　聰明人已經看出了這一層，所以不去歌頌；蠢奴才還身在其中不能自拔，因此到現在還在繼續擁護。

　　誰最喜歡奴才呢？當然是主子。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也想成為中國的主子，雖然這也有意淫之嫌，但是管不了那麼多了，也讓我快樂一回吧：我幻想着我成為中國的主子，奴才每每笑臉相迎，還要舔我的屁股，我會很高興地讓他給我舔干淨，然後用很受用的姿態拍拍他的頭，賞他一塊排骨。

2010/4/19　　

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