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老话，叫作要想让谁灭亡，就让谁先疯狂，说的是疯狂是灭亡的前奏，当年德、日法西斯发动侵苏、侵美战争，就是疯狂，其结果也自然是灭亡。如果人们对此缺乏新认识的话，那么就请看中国右翼的一次集体的疯狂，“新西山会议”者就是表演灭亡前疯狂舞步的集体创造者，至于他们是否很快遭惩罚，人们正试目以待。中国“新西山会议”一小撮颠倒黑白者利令智昏，过度迷信手中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窃取的权力、财力、媒体掌控力，视中国人民及中国共产党软弱可欺，公然从阴沟里窃窃私语发展到以会议的形式走到阳光下，撕破了几十年来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费尽心机方法，图谋借改革为名，不满足于吞并国有及人民财产，要由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企图彻底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事可忍，孰不可忍！一切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站在广大人民群众力场的人们，应该紧急行动起来，彻底揭露西山会议派的台前幕后的丑恶嘴脸，坚决粉碎他行谋财谋国卖国的罪恶勾当，踏倒这些害人虫，以挽救可爱的新中国。
也许有许多善良的人们不相信这些是真的，那么让我们认真分析一下白纸黑字的“新西山会议”关于“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记录文本吧！
文本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主持人简短的开场白，他实际上讲了这次黑会的背景、目的和任务。
“新西山会议”的背景，正如会议主持人所说，是“ 在‘两会’正在召开之际，当前各方面对改革比较关注，在改革攻坚处在很关键的时期”，对于这一点，左右立场虽不同，但历史发展到关键阶段的感觉是一样的，左翼认为中国正处在柳暗花明历史时期，右派势力以成强弓之未，形势开始有利于左翼；右翼认为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志在必得，这是力场不同得出的不同评估，孰是孰非有待历史检验。西山黑会所谓要攻坚要攻什么坚？是攻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命脉之坚，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坚。
对于西山黑会的目的，这份纪录说的是前所未有的明确，就是不但要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且要改变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共产党下台，要取而代之。
回顾文化革命后的历史，非常清楚，党内外右派本来运用策略很成功，先是把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所有问题归罪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然后诱导说只有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结果他们如愿以偿，离最后彻底私有化只有一步之遥。
后来，他们假改革之名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天怒人怨，问题成堆，遭到泛左翼和人民大众主要表现在网上的围攻，对此右翼慌作一团，一时集体失语。清醒后开始反击，一方面扬言网络不能影响中央决策，企图割断中央与群众的沟通，独占对中央的影响力，又扬言泛左翼和广大群众反对改革，以捍卫改革开放为名，拥邓拥江，争取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在故伎重演，把中国当前存在的一切问题归罪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出要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要改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终完成颜色革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是什么性质的研究会？通过这次西山黑会，可以看出原来是如何攻国有经济命脉之坚，攻政治制度之坚的研究会。这次“新西山会议”的黑会任务，就是汇集右翼精英共商反共大计，提出一揽子建议欺骗中共中央，施加压力，企图借中央之误判为他们反动目的服务。结果很是巧合，中央主要领导发表了坚定不移坚持改革开放方向言论后，他们极力加以曲解，为他们的颜色革命战略服务。
文本第二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自由主义大将高尚全的发言。
关于争论不争论问题，高尚全说出了迷底。过去几十年来的不争论实质是不让左翼说话，只让右翼发言。他说“当前对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和反驳，我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也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过去有争论，现在也有争论，以后还会有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一元主体多元化，也带来思想多元化，所以各种思想就反映出来，我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是改革的成果。”在这里，在把允许争论归结为改革的成果问题上高尚全显示出惊人的偏见和无知，且不说世界上的言论争鸣和改革无关，就中国而言也不是那么回事。旧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争论也是经常的，老“西山会议派”就是争论的一支。文化大革命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争论也是轰轰烈烈，谈何争论是改革成果？
在形势判断问题上高尚全自我打气，说国家形势基本上是好的，并可笑到用两个国际会议在中国举行为形势好作证明，他无视改革开放造成的大量问题，并曲解中央五中全会精神，要把坏透了的新自由主义误导的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我认为高尚全对另外一种形势判断的表述倒有一定水平，左翼“认为形势糟得很，为什么？认为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违反了《宪法》，说国务院36条是违宪了。最近物权法某一位教授写了一封公开信，现在又搁浅了，为什么搁浅了？不是物权法本身的问题，人大常委会的主任跟我讲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向出现了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是搞私有化了。所以现在保护私人的汽车一样来保护是不行了。二是认为作为90年代以后选择一个破坏社会条件的道路，90年代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了；三是认为市场化侵犯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房改之后老百姓住不起房，以来之后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之后小孩子上不起学。四是改革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来指导，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应，因为他们希望和平演变，改革实现了和平演变，所以内应了，这些问题都有”。
值得注意的是，高尚全这段话透露了一些机密，说明中央领导不乏清醒者，巩献田搁置物权法的背后有中央领导的支持，这对于左翼内部极左派来说应该是一种清醒剂，对广大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则是个福音。
高尚全对当前左、右翼对抗、争论有他有苦难言的评估。他说：“这次争论跟过去几次争论比较起来，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上纲上线比过去上得好。过去姓资姓社，现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在继续，这次争论同新自由主义改写，说中国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来设计，所以新自由主义怎么回事？我想知道的人不会太多，在改革当中看新自由主义也不多，主要是实践…新自由主义概念都没有弄清楚就批了。外国领导说要解决新自由主义，因为是不好。”
高尚全道出的第一个特点的确是表现了左翼的进步和右翼的止步不前。随着文革结束，传统左派被彻底边缘化，反走资派一类文革语言被禁止，左翼失去了话语权，右翼一时风帆正顺。但随着右翼的反人民面目逐渐暴露，物不平则鸣，人不平总是要说话的，于是产生了新左派，用新的西方左翼批右派的新自由主义概念来批中国的走资派，搞的右派一时找不到法宝反击，眼睁睁坐看新左翼成长壮大，无可奈何。连高尚全这样顶尖右派都弄不清怎么回事，何况他人？其实，新自由主义是老自由主义的变种，新自由主义不但反对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且反对凯恩斯主义，比老自由主义还退了一步，除了主张彻底市场经济，恢复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外，还迷信权力，主张权力资本积累，主张瓜分抢劫。传统社会主义后期，大量的国有、人民资产无人看管，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天堂，中国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如鱼得水，恰恰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缘故。中国新左派很多人其实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福利资本主义，而是反对掠夺性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新左派也不被传统左派所全部认可。许多传统左派很迟钝、僵化，无法与右派对抗，倒是新左派闹的右派睡不着觉，抓住巩献田传统左派语言出气。
“第二是煽动性比较大，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这方面的压力也是挺大的，而且否定党的历来的建议。比如关于“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党对它已经做了明确的结论。当然，还是出了一两奇文，一篇是说“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搞文化大革命”，还有一批是“人民公社解体给我们的歧视，歌颂人民公社是伟大的尝试”，为什么说是伟大的尝试呢？在共同劳动中，农民思想从小农思想斗争中潜移默化地慢慢改变，通过人们公社集体的劳动来改造小农思想，所以说是人民公社伟大的尝试。”
高尚全倒是承认了左翼斗争“煽动性”比较大，对中央有影响，他叫压力。不过他很不服气，胡说什么否定了党的历来决议，其实否定党的决议在中共是很正常的。早在二、三十年代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领导的党的决议都被否定过，连神一样的毛泽东领导制定的关于集体化、文化革命等许多党的决议不是都被否定了吗？中共之所以能生存发展，在于正确的要恢复、坚持，在于有错必纠，高尚全抱着许多错误的东西不放，还要强加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欲陷共产党于水火，用心何其毒也！
高尚全云：“ 第三个范围广影响很深，过去外研书，是少数人写，少数人看。现在通过网络向全国、向世界都传播了。而且现在许多年轻人都参加进来。”
高尚全在这里不得不承认他们霸王话语权正在丧失。其实中国的数不清的问题，有很大的原因是高尚全之流霸占话语权，他们的话语权减少，实在是大快人心之大好事。
“第四…谁讲改革开放就骂谁。黄埔平的一篇文章出来以后，说改革不可动摇，遭到了网上一片骂声，给他扣了六顶帽子，…景伦同志在50论论坛当中讲到改革的四大缺陷，等于是承诺了错误。…我们要取得共识，否则改革就没有办法搞下去了。一个人一封信就会耽误好多事，一个人一句话就会耽误很多事情。”
高尚全真是????，根本不想一下为什么黄甫平遭骂？一九九二年的黄甫平为什么提改革不挨很多人骂？自已拉了一地屎，臭气熏天，还不让人骂吗？承认错误的人是光明正大的人，比你高尚全强多了，高尚全是一点也不高尚全。高尚全哀鸣“否则改革没办法搞下去了！”说的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一定是要破产的。他混淆黑白地说一封信、一句话耽误好多事，殊不知他一个人放毒害了多少中央领导和劳苦大众，耽误了多少好事！
高尚全以新自由主义军师自居，讲三个建议：“第一，建议中央最高领导胡总书记出来讲话，讲什么？不要讲很多，主要讲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
这才叫向中央施压，高尚全以能够对胡总书记指手画脚，可见背后有内外反共力量支持，如果中央听他的坏主意，那才是叫上大当呢。高尚全想用老的欺骗办法对付中央和百姓，我看是不会再灵的。
高尚全拿出邓小平压中央及地方，利用邓的语录为新自由主义服务。他说“我想过去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来看，过去面临着这样的关键时期，比如说90年代初搞计划和市场争论的时候，姓资姓社争论的时候，小平同志出来讲话：第一讲了不要争论，我们要依靠无“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是非；二是计划和市场多一种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样把这场姓资姓社的争论一下子瓶颈下来。”高尚全一方面自打嘴巴，否定刚才说过的争论是正常的话，主张不争论，有理无鬼怕什么争论？怕争论就是无理，就是有鬼！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右派高调频唱的言论自由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另一方面高尚全还有脸说三个有利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搞的恰恰是三个不利于！其实，高尚全还犯着经验主义错误，不知历史不可重复的道理，可见其见识的平庸。
高尚全还拿出江泽民压人，“到90年代中期，我记得“十五大”报告的时候，万言书不断往中央送，我们参加起草的同志有的担心是否听了以后就软了，认为改革不好弄了，但是江泽民同志说了，不要动摇，要有理论的勇气，所以“十五大”在改革方面有很多新的理论，因为有了理论的东西。”高尚全在这里不打自招，供出了中国新自由主义猖獗的深层原因，原来党内有糊里糊涂的人糊里糊涂的理论为他们张目。
高尚全脸皮比天安门城墙还厚，不知自己一伙是不利于和谐社会、不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发展和稳定的麻烦制造者，胡说什么“关键时期如果争论下去，我认为有四个不利于：一是不利于和谐社会；二是不利于改革开放；三是不利于发展；四是不利于团结。我们研究会也开了会，我们应该抱有什么态度：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二是不希望有争论，不希望扩大，因为扩大以后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
高尚全为了掩人耳目，虚张声势，嘱咐同党要步调一致：“这是我们在会上一致的意见。”活灵活现地暴露出了他阴谋家的本色。“我们”二字刻画出他们与共产党和人民的区别，刻画出“我们”是个与党和人民为敌的小集团角色。
高尚全的第二个建议是“更加关注困难群体，使他们不断地看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典型的瞒天过海，企图转移视线，让改革造成的困难群体成聋子瞎子。改革问题用改革解决，可见高尚全是不懂一点逻辑的，他等于自已拉出的屎要坐回去，看来他是准备创奇迹的。
高尚全的第三个建议是“建立调解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立利益表达和对话协商体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的、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的诉求，要改变只靠网上回帖的办法…形成新的和谐关系。我想这也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在这方面应该加强改进，包括现在的立法。立法现在已经征求了一万多条意见，已经经过反复几次了，但因为某个教授的一封信，这件事被影响了立法的正常程序。”
高尚全是个虚伪的人，他明知当前唯一的有效对话手段只有网络，其他的都可用金钱和权力操纵，却提了许多空中楼阁的对话办法，唯独反对网络反馈，不是足以显示出他的伪善吗？不解决严重的两极分化，有什么和谐可言？他的和谐本质讲的是不平等的富人和谐。他自我矛盾地说一封信影响了立法，与他刚说过的有人大领导参与是两个概念，他到底有什么学问呢？要干什么呢？高尚全讲到政体攺革，却反对别人写信，不是想独霸改革走向又会是什么呢？攺革只能改掉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这是对高尚全式改革唯一正确的注解。
最后，高尚全用鬼话也是真话结束了正式发言：“我就先开这么一个头作为开场白，因为今天没有媒体在，所以可以放开一点，也不要去传某某讲了什么。”是他为这次西山会议定了黑会性质，否则，为什么不敢见阳光呢？
石小敏的发言带有一定学术性，也讲了一些值得人们注意的关键词：“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争论停止不了怎么办？能不能够因势利导，把争论引导为建设性的方向上去。为什么争论起来呢？要有几个条件：一是正赶上中央高层战略包括一些方针在调整过程中。自从前两年提出统筹协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开始，而这两年对外开放继续往前走，对内逐渐的开明，有这样一个背景，这样的背景是争论起来很重要的源头。”
石小敏的确很敏感，不但知道争论不可避免，还知道源头在中央，是中央打破不争论的，中央提了很多新概念。他的意见是挡不住争论，要争取导向有利于新自由主义，相对比之下，很聪明。
石小敏认为：“近年来媒体的变化关心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有一点感觉，就像现在的天气，三月份了，各种生命活动都起来了，草也长起来了，花也开了，挡不住，怎么办？怎么引导？他们都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可能很偏激。”他说的很实在，春天来了，挡不住。即然如此，何必逆潮流而动，搞什么诱导，而不顺势而为呢？
虽然大势以去，但石小敏还是不甘心，提出了“形成具有建设性的共识”“北京共识问题”，“真的共识是要面对未来，而不是总结过去。”石小敏很明白，总结过去一定是引火烧身，所以石小敏搞个鸵鸟战术，把头埋在沙子里面向未来！
石小敏这段话令我赞赏：“我们要分析现状，光靠国外的认识是不行的，光靠传统的和过去的理论是不行的，必须要有自己的创新才行。我们理论界也好，学者界也好，官员也好，这次讨论都是对我们的考量，对经济学家的一种批评，其实也是对官员的批评，也是对整个学者界的批评。”实际上石小敏等于左右开弓，很有水平。我认为，以石小敏的才智混迹于白痴般的新自由主义中间太不值了，应该及早抽身才是。
可能是张维迎水平低，或者被批怕了，在这次西山会议上发言是老生常谈：
什么“我们目的是为了将来活得更好，而不是往过去看。”意在想割断历史，误国、误民后肥了自已后想找借口溜走。
什么“没有发展就没有和谐，”挑明了是反对突出和谐社会理念，用发展是硬道理压人。事实上是没有和谐就没有发展，不但不发展，而且会发生动乱和革命，单纯讲发展，不讲和谐，只能导致更大的不平等，更严重的两极分化。
什么“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不可能。”是典型的单相思，难道没有国有企业的发展就可能吗？他仇视社会主义的痴迷情结可见一斑。
什么如不放宽资本政策，“外资企业也跑到其他国家了。我想作为民企老板可以移民，但中国的农民不能移民，所以最后对谁的损害最大？所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他言下之意是差距合理，剥削有功，卖国有利，完全把是非颠倒了，心甘情愿地成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蹩脚辩护士。
李罗力的发言也值得一提，他说“现在北京普遍的声音是妖魔化地方政府，…中央不重视地方政府。”他这是在挑拨中央与地方关系，试图把予头指向中央。
李罗力又说：“每个地方政府出台本地的情况出台政策，…包括法律、包括政策，把事权、财权，…一定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就是说他力挺诸侯，反对中央集权，为美国制造中国大分裂的颜色革命出谋画策，是很阴险毒辣的坏主意。
孙立平认为当今中国以进入“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决定一切的时代，进入利益时代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和语言没有跟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种观点是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相冲突的，是想用利已主义取而代之，锋芒毕露。
孙立平又说：“当一个时代变革的时候，语言和思维也需要变化。”从新自由主义立场看，孙主平试图填补与经济基础以基本私有化的中国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这说明新西山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全方位的，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性意义。
孙立平又说中国目前“概括为这个社会越来是上头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有一箭双雕之功效，一方面攻击中央是寡头政治，另一方面攻击人民大众民粹化，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孙立平下面的话别有洞天：“上层对下层不能说是恨之入骨，至少感情不是很好，上层出点丑闻，下层非常的高兴，网上一片欢呼，就像一个节日一样，…黄普平可能到现在也不太明白，90年代写的文章和这篇文章的调子是一样的，为什么在90年代受到人们普遍的赞同，而这次挨了那么多骂，因为时代不一样，在90年代的时候，写的是由于中国的走向，所以这篇文章使得如何走向正确的方向上去，这次背景不一样了，这次主要是利益的矛盾和利益的冲突，你说改革不重要，另外一边理解为你还要改，包括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造成很大损害的改革，你仍然要坚持，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对我这样一种利益的表达，你完全是不屑一顾，完全是这样的理解。所以，我觉得这里知识分子有责任，学者有责任，我们不能把意识形态化，因为老百姓没有别的语言，而知识分子本身又往往推动了意识形态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也好，精英也好，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尽量考虑理性的因素。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新的共识，我认为是必要的。”这段话证明孙立平有时还是清醒的。
孙立平还提出了个左右平衡概念，想解决：“意识形态化的争论，其实背后有一个结，什么结呢？我认为就是左和右的结，就是怎样来看左和右的结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办不到的，因为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孙立平还道出了一个事实：“15年当中一个国家由平均主义国家成为不平等的国家，这在世界没有过，为什么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不平等的状况急剧地恶化，就是这两个重要的机制共同地推动不平等的扩大。”他说的是官僚制与资本勾结造成的急剧恶化，“我们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所以，有时候我开玩笑的说，现在在中国，原来人们眼中两个人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孙立平在这里明白无误地说出了一些号称共产党的人与资本家结合为一了！孙立平不反对这种结合，说明他掌握了新自由主义精髓，看到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的妙处。
整个西山会议最出彩的地方要数贺卫方的发言：
贺卫方先是来个下马威说：“威尔分析美、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许多国家的大革命发生崩盘，不是因为不改革，而是因为改革，不改革反而平静，改革反而会出现暴力化的东西。所以，改革过程中，如果不是立体交叉，多条腿同时推进的话，这样的改革会有非常大的问题，或许是因为改革而社会出现更大的问题。”他言大之意是改革后的中国必出大问题，要看你怎样解决了。
接着，贺卫方痛心疾首地说：“涉及到改革的大方向的问题讨论中间，我们姑且用左右，左边的朋友他们旗帜鲜明，灵活执掌，把一些理论亮出来，比如说社会主义，甚至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开创的立法传统，苏联都变成的今天的坚持的方向，他们可以这么说，一点风险都没有，政府可能害怕这样说法，打到政府的软肋，吓得要命，马上委员长督促高级干部到他那请教到底怎么改。”他很不老实地掩盖右翼的更大影响力，夸大其词地说左派如何敢于公开亮相，用激将法诱右派赤膊上阵。
他对比说“而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我们说图穷匕首见，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贺的这段黑活，有些话亮不出来，不敢说一方面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自由主义者一直是用阴谋手段诱骗中央和百姓干坏事的，做起来的确辛辛苦苦。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依然有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力量压迫着他们化装行事。他一口一个我们，可见不属于党、也不属于人民，而是一伙阴谋小集团。
贺卫方一方面表示阴谋有，但说不得：“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另一方面还是露出点马脚：“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又装作委屈地讲“左翼的东西在网上多少的猖獗，但是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其实他自已以为别人不知他们葫芦里卖什么药，其实左派早就看明白了，正如伟大领袖毛泽东所言，他们的匕首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就是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帝国主义。
贺卫方很形象地说道：“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艰辛甘苦的。”的确，打红旗反红旗是很辛苦！所以他在西山黑会中提出要搞多党制类政治斗争。
贺卫方进一步讲：“所以，我赞成刚才维迎教授他们提出的有健全的理性的声音，我想我们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打红旗反红旗太费力，所以要搞组织了！要另打旗帜了。
贺卫方狂妄地叫嚷：“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贺卫方一伙眼里，共产党变质，军队脱离党的领导，任由他们搞新自由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解决！
贺卫方大叫道：“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一个民主的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团体要有一个资格，才在法律上有被起诉和起诉的权利资格，我们没有，我们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有注册登记，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他行使的权利是什么权利？是法外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按他的逻辑，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出就违背了国民党国法律，没去登记，因而是非法的。既然是非法的党，推翻了也是正常的，他为推翻共产党找到了法律依据。
贺卫方不但恶毒攻击共产党，还诽谤胡锦涛同志：“依法治国怎么说？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的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无从谈起。”他既然认定共产党不合法，那么其总书记自然也不合法，以此推论，所有共产党干部及党员都是违法的，当然也包括他自己。这样，贺卫方就为彻底反共找到了突破口。因为“现在敌我矛盾非常强烈的存在”。
反共目标定了，贺卫方又讲了手段：“第一方面是权力架构方面的严重的混乱，这不是法制的、宪政的模式。比如说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刚才杨东平教授说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在这。党和教育的问题，大学里面有没有必要成立党组织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不断削弱共产党权力过程，什么党政分开了，什么企业自主权了，等等，莫不如此。贺卫方赚交权交的慢，要求全面交权，要共产党投降。
贺卫方在发表反共产党宣言后，又提出反人大：“第二，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我认为人大会一天不开都好。”还用说什么呢？对于那些党的各项工作的共产党人，面对贺卫方的诉求，难道还无动于衷吗？要么向贺卫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投降，要么与之进行坚决斗争，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
贺卫方还讲了许多具体问题，总而言之，他把一切黑暗面与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联系起来，把本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推得一干二净，水平很高，大有颜色革命高人指点过的味道。
在西山会议的尾声，张曙光又强调了两点：
“这场争论其实来源、根子在高层，是高层挑起的利益争论。如果没有高层的某种支持、某种纵容的话，高层的趋向不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这样。就拿刚才说的“巩宪田”对物权法提出的意见，也是高层的意思，有点像大字报的味道。”他从反面证明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党，党的干部队伍并没有全烂掉，变得不可救药的干部是少数。
“现在有个问题，刚才孙立平讲是共产党和市场结婚结合在一起，这里有一个前提，不是市场的转向，而是共产党的转向。我们可以看，改革开放前，共产党完全站在工人、农民一边，现在共产党又站在业主一边，对付工人、农民。”张曙光话虽然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但的确提出了共产党站在那一边的问题，很值得共产党人反思。贺卫方的插话说共产党结合资本家是：“我说不能叫结婚，叫通奸，因为违背了原来的宗旨。”也发人深省！
看了另外一些人如宋晓梧、葛延风、张春霖、张晓山、谢平、李曙光等发言，深感事物的复杂。参加新西山会议的黑会的不一定是黑人，毕竟有些人作了些学术的讨论，可见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
说实在的，看完、批完新“西山会议”记录稿，真是又惊、又喜、又忧。惊的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精英竞然这么早就迫不及待地撕破了社会主义改革假面具，充分暴露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庐山真面目；喜的是他们挂羊头卖狗肉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会极大地教育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给泛左翼及党和人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击突破口；忧的是对如此重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新“西山会议”事件，中国共产党人有无决心和能力摧毁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社会毒瘤。总之，如何处理新“西山会议”问题，成了对中共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事实上，胡锦涛同志曾及时正确的提出过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问题，现在的关键是落实。不处理或处理不当会助长中国新自由主义泛滥成灾，尾大不掉，会彻底毁灭成千上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社会主义中国，令中国成为罪恶的滋生地，国破家亡，成为帝国主义及其????的乐土。善良的中国人民正在密切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也关注着中央如何处理误国、误民的新“西山会议”的所谓精英们，期盼着光明战胜黑暗。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列毛伟大旗帜，共同揭露、批判、踏倒一切敢于危害人类的害人虫，坚决打败新自由主义的进攻，为捍卫和发展和谐、繁荣、文明的民主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二零零六年四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