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老話，叫作要想讓誰滅亡，就讓誰先瘋狂，說的是瘋狂是滅亡的前奏，當年德、日法西斯發動侵蘇、侵美戰爭，就是瘋狂，其結果也自然是滅亡。如果人們對此缺乏新認識的話，那麼就請看中國右翼的一次集體的瘋狂，“新西山會議”者就是表演滅亡前瘋狂舞步的集體創造者，至於他們是否很快遭懲罰，人們正試目以待。中國“新西山會議”一小撮顛倒黑白者利令智昏，過度迷信手中從改革開放以來逐步竊取的權力、財力、媒體掌控力，視中國人民及中國共產黨軟弱可欺，公然從陰溝里竊竊私語發展到以會議的形式走到陽光下，撕破了幾十年來打着紅旗反紅旗的費盡心機方法，圖謀借改革為名，不滿足於吞併國有及人民財產，要由經濟鬥爭上升為政治鬥爭，企圖徹底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推翻中國共產黨，永遠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事可忍，孰不可忍！一切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站在廣大人民群眾力場的人們，應該緊急行動起來，徹底揭露西山會議派的台前幕後的醜惡嘴臉，堅決粉碎他行謀財謀國賣國的罪惡勾當，踏倒這些害人蟲，以挽救可愛的新中國。
也許有許多善良的人們不相信這些是真的，那麼讓我們認真分析一下白紙黑字的“新西山會議”關於“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記錄文本吧！
文本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主持人簡短的開場白，他實際上講了這次黑會的背景、目的和任務。
“新西山會議”的背景，正如會議主持人所說，是“ 在‘兩會’正在召開之際，當前各方面對改革比較關注，在改革攻堅處在很關鍵的時期”，對於這一點，左右立場雖不同，但歷史發展到關鍵階段的感覺是一樣的，左翼認為中國正處在柳暗花明歷史時期，右派勢力以成強弓之未，形勢開始有利於左翼；右翼認為改革到了攻堅階段，志在必得，這是力場不同得出的不同評估，孰是孰非有待歷史檢驗。西山黑會所謂要攻堅要攻什麼堅？是攻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命脈之堅，攻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之堅。
對於西山黑會的目的，這份紀錄說的是前所未有的明確，就是不但要改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而且要改變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要共產黨下台，要取而代之。
回顧文化革命後的歷史，非常清楚，黨內外右派本來運用策略很成功，先是把新中國成立後出現的所有問題歸罪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然後誘導說只有私有化和市場經濟才能救中國，結果他們如願以償，離最後徹底私有化只有一步之遙。
後來，他們假改革之名把中國搞得烏煙瘴氣，天怒人怨，問題成堆，遭到泛左翼和人民大眾主要表現在網上的圍攻，對此右翼慌作一團，一時集體失語。清醒後開始反擊，一方面揚言網絡不能影響中央決策，企圖割斷中央與群眾的溝通，獨占對中央的影響力，又揚言泛左翼和廣大群眾反對改革，以捍衛改革開放為名，擁鄧擁江，爭取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在故伎重演，把中國當前存在的一切問題歸罪於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提出要加速政治體制改革，要改掉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最終完成顏色革命。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是什麼性質的研究會？通過這次西山黑會，可以看出原來是如何攻國有經濟命脈之堅，攻政治制度之堅的研究會。這次“新西山會議”的黑會任務，就是匯集右翼精英共商反共大計，提出一攬子建議欺騙中共中央，施加壓力，企圖借中央之誤判為他們反動目的服務。結果很是巧合，中央主要領導發表了堅定不移堅持改革開放方向言論後，他們極力加以曲解，為他們的顏色革命戰略服務。
文本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新自由主義大將高尚全的發言。
關於爭論不爭論問題，高尚全說出了迷底。過去幾十年來的不爭論實質是不讓左翼說話，只讓右翼發言。他說“當前對改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爭論和反駁，我認為出現這樣的情況並不奇怪，也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說過去有爭論，現在也有爭論，以後還會有爭論。為什麼呢？因為一元主體多元化，也帶來思想多元化，所以各種思想就反映出來，我認為這是社會的進步，是改革的成果。”在這裡，在把允許爭論歸結為改革的成果問題上高尚全顯示出驚人的偏見和無知，且不說世界上的言論爭鳴和改革無關，就中國而言也不是那麼回事。舊中國國民黨統治時期爭論也是經常的，老“西山會議派”就是爭論的一支。文化大革命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爭論也是轟轟烈烈，談何爭論是改革成果？
在形勢判斷問題上高尚全自我打氣，說國家形勢基本上是好的，並可笑到用兩個國際會議在中國舉行為形勢好作證明，他無視改革開放造成的大量問題，並曲解中央五中全會精神，要把壞透了的新自由主義誤導的改革繼續進行下去，這只能是一廂情願。
我認為高尚全對另外一種形勢判斷的表述倒有一定水平，左翼“認為形勢糟得很，為什麼？認為改革違背了社會主義的原則，違反了《憲法》，說國務院36條是違憲了。最近物權法某一位教授寫了一封公開信，現在又擱淺了，為什麼擱淺了？不是物權法本身的問題，人大常委會的主任跟我講已經超出了這個範圍，認為中國的改革方向出現了問題，不是搞資本主義，是搞私有化了。所以現在保護私人的汽車一樣來保護是不行了。二是認為作為90年代以後選擇一個破壞社會條件的道路，90年代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了；三是認為市場化侵犯了弱勢群體的利益，房改之後老百姓住不起房，以來之後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之後小孩子上不起學。四是改革以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來指導，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內應，因為他們希望和平演變，改革實現了和平演變，所以內應了，這些問題都有”。
值得注意的是，高尚全這段話透露了一些機密，說明中央領導不乏清醒者，鞏獻田擱置物權法的背後有中央領導的支持，這對於左翼內部極左派來說應該是一種清醒劑，對廣大受苦受難的老百姓則是個福音。
高尚全對當前左、右翼對抗、爭論有他有苦難言的評估。他說：“這次爭論跟過去幾次爭論比較起來，我認為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上綱上線比過去上得好。過去姓資姓社，現在姓資姓社的爭論在繼續，這次爭論同新自由主義改寫，說中國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義來設計，所以新自由主義怎麼回事？我想知道的人不會太多，在改革當中看新自由主義也不多，主要是實踐…新自由主義概念都沒有弄清楚就批了。外國領導說要解決新自由主義，因為是不好。”
高尚全道出的第一個特點的確是表現了左翼的進步和右翼的止步不前。隨着文革結束，傳統左派被徹底邊緣化，反走資派一類文革語言被禁止，左翼失去了話語權，右翼一時風帆正順。但隨着右翼的反人民面目逐漸暴露，物不平則鳴，人不平總是要說話的，於是產生了新左派，用新的西方左翼批右派的新自由主義概念來批中國的走資派，搞的右派一時找不到法寶反擊，眼睜睜坐看新左翼成長壯大，無可奈何。連高尚全這樣頂尖右派都弄不清怎麼回事，何況他人？其實，新自由主義是老自由主義的變種，新自由主義不但反對傳統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而且反對凱恩斯主義，比老自由主義還退了一步，除了主張徹底市場經濟，恢復野蠻的原始資本主義外，還迷信權力，主張權力資本積累，主張瓜分搶劫。傳統社會主義後期，大量的國有、人民資產無人看管，成了新自由主義的天堂，中國新自由主義之所以如魚得水，恰恰是在社會主義中國的緣故。中國新左派很多人其實並不反對一般意義上的福利資本主義，而是反對掠奪性資本主義。正因為如此，新左派也不被傳統左派所全部認可。許多傳統左派很遲鈍、僵化，無法與右派對抗，倒是新左派鬧的右派睡不着覺，抓住鞏獻田傳統左派語言出氣。
“第二是煽動性比較大，利用群眾的不滿情緒來給黨和政府施加壓力，這方面的壓力也是挺大的，而且否定黨的歷來的建議。比如關於“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黨對它已經做了明確的結論。當然，還是出了一兩奇文，一篇是說“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要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搞文化大革命”，還有一批是“人民公社解體給我們的歧視，歌頌人民公社是偉大的嘗試”，為什麼說是偉大的嘗試呢？在共同勞動中，農民思想從小農思想鬥爭中潛移默化地慢慢改變，通過人們公社集體的勞動來改造小農思想，所以說是人民公社偉大的嘗試。”
高尚全倒是承認了左翼鬥爭“煽動性”比較大，對中央有影響，他叫壓力。不過他很不服氣，胡說什麼否定了黨的歷來決議，其實否定黨的決議在中共是很正常的。早在二、三十年代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領導的黨的決議都被否定過，連神一樣的毛澤東領導制定的關於集體化、文化革命等許多黨的決議不是都被否定了嗎？中共之所以能生存發展，在於正確的要恢復、堅持，在於有錯必糾，高尚全抱着許多錯誤的東西不放，還要強加給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欲陷共產黨於水火，用心何其毒也！
高尚全云：“ 第三個範圍廣影響很深，過去外研書，是少數人寫，少數人看。現在通過網絡向全國、向世界都傳播了。而且現在許多年輕人都參加進來。”
高尚全在這裡不得不承認他們霸王話語權正在喪失。其實中國的數不清的問題，有很大的原因是高尚全之流霸占話語權，他們的話語權減少，實在是大快人心之大好事。
“第四…誰講改革開放就罵誰。黃埔平的一篇文章出來以後，說改革不可動搖，遭到了網上一片罵聲，給他扣了六頂帽子，…景倫同志在50論論壇當中講到改革的四大缺陷，等於是承諾了錯誤。…我們要取得共識，否則改革就沒有辦法搞下去了。一個人一封信就會耽誤好多事，一個人一句話就會耽誤很多事情。”
高尚全真是????，根本不想一下為什麼黃甫平遭罵？一九九二年的黃甫平為什麼提改革不挨很多人罵？自已拉了一地屎，臭氣熏天，還不讓人罵嗎？承認錯誤的人是光明正大的人，比你高尚全強多了，高尚全是一點也不高尚全。高尚全哀鳴“否則改革沒辦法搞下去了！”說的對，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改革一定是要破產的。他混淆黑白地說一封信、一句話耽誤好多事，殊不知他一個人放毒害了多少中央領導和勞苦大眾，耽誤了多少好事！
高尚全以新自由主義軍師自居，講三個建議：“第一，建議中央最高領導胡總書記出來講話，講什麼？不要講很多，主要講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謀發展，不要爭論，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
這才叫向中央施壓，高尚全以能夠對胡總書記指手畫腳，可見背後有內外反共力量支持，如果中央聽他的壞主意，那才是叫上大當呢。高尚全想用老的欺騙辦法對付中央和百姓，我看是不會再靈的。
高尚全拿出鄧小平壓中央及地方，利用鄧的語錄為新自由主義服務。他說“我想過去從我們總結歷史的經驗來看，過去面臨着這樣的關鍵時期，比如說90年代初搞計劃和市場爭論的時候，姓資姓社爭論的時候，小平同志出來講話：第一講了不要爭論，我們要依靠無“三個有利於”標準來判斷是非；二是計劃和市場多一種手段，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這樣把這場姓資姓社的爭論一下子瓶頸下來。”高尚全一方面自打嘴巴，否定剛才說過的爭論是正常的話，主張不爭論，有理無鬼怕什麼爭論？怕爭論就是無理，就是有鬼！從這裡可以看出，中國右派高調頻唱的言論自由完全是假的，是騙人的。另一方面高尚全還有臉說三個有利於，新自由主義改革搞的恰恰是三個不利於！其實，高尚全還犯着經驗主義錯誤，不知歷史不可重複的道理，可見其見識的平庸。
高尚全還拿出江澤民壓人，“到90年代中期，我記得“十五大”報告的時候，萬言書不斷往中央送，我們參加起草的同志有的擔心是否聽了以後就軟了，認為改革不好弄了，但是江澤民同志說了，不要動搖，要有理論的勇氣，所以“十五大”在改革方面有很多新的理論，因為有了理論的東西。”高尚全在這裡不打自招，供出了中國新自由主義猖獗的深層原因，原來黨內有糊裡糊塗的人糊裡糊塗的理論為他們張目。
高尚全臉皮比天安門城牆還厚，不知自己一夥是不利於和諧社會、不利於改革開放、不利於發展和穩定的麻煩製造者，胡說什麼“關鍵時期如果爭論下去，我認為有四個不利於：一是不利於和諧社會；二是不利於改革開放；三是不利於發展；四是不利於團結。我們研究會也開了會，我們應該抱有什麼態度：一是堅持改革開放。二是不希望有爭論，不希望擴大，因為擴大以後對國家有什麼好處？對老百姓有什麼好處？”
高尚全為了掩人耳目，虛張聲勢，囑咐同黨要步調一致：“這是我們在會上一致的意見。”活靈活現地暴露出了他陰謀家的本色。“我們”二字刻畫出他們與共產黨和人民的區別，刻畫出“我們”是個與黨和人民為敵的小集團角色。
高尚全的第二個建議是“更加關注困難群體，使他們不斷地看到改革開放的成果”。這是典型的瞞天過海，企圖轉移視線，讓改革造成的困難群體成聾子瞎子。改革問題用改革解決，可見高尚全是不懂一點邏輯的，他等於自已拉出的屎要坐回去，看來他是準備創奇蹟的。
高尚全的第三個建議是“建立調解為核心的社會整合機制，積極穩妥地推進政府體制改革，建立利益表達和對話協商體制，引導各個利益群體以理性的、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的訴求，要改變只靠網上回帖的辦法…形成新的和諧關係。我想這也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在這方面應該加強改進，包括現在的立法。立法現在已經徵求了一萬多條意見，已經經過反覆幾次了，但因為某個教授的一封信，這件事被影響了立法的正常程序。”
高尚全是個虛偽的人，他明知當前唯一的有效對話手段只有網絡，其他的都可用金錢和權力操縱，卻提了許多空中樓閣的對話辦法，唯獨反對網絡反饋，不是足以顯示出他的偽善嗎？不解決嚴重的兩極分化，有什麼和諧可言？他的和諧本質講的是不平等的富人和諧。他自我矛盾地說一封信影響了立法，與他剛說過的有人大領導參與是兩個概念，他到底有什麼學問呢？要幹什麼呢？高尚全講到政體攺革，卻反對別人寫信，不是想獨霸改革走向又會是什麼呢？攺革只能改掉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這是對高尚全式改革唯一正確的註解。
最後，高尚全用鬼話也是真話結束了正式發言：“我就先開這麼一個頭作為開場白，因為今天沒有媒體在，所以可以放開一點，也不要去傳某某講了什麼。”是他為這次西山會議定了黑會性質，否則，為什麼不敢見陽光呢？
石小敏的發言帶有一定學術性，也講了一些值得人們注意的關鍵詞：“這場爭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爭論停止不了怎麼辦？能不能夠因勢利導，把爭論引導為建設性的方向上去。為什麼爭論起來呢？要有幾個條件：一是正趕上中央高層戰略包括一些方針在調整過程中。自從前兩年提出統籌協調、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有一個調整的過程開始，而這兩年對外開放繼續往前走，對內逐漸的開明，有這樣一個背景，這樣的背景是爭論起來很重要的源頭。”
石小敏的確很敏感，不但知道爭論不可避免，還知道源頭在中央，是中央打破不爭論的，中央提了很多新概念。他的意見是擋不住爭論，要爭取導向有利於新自由主義，相對比之下，很聰明。
石小敏認為：“近年來媒體的變化關心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有一點感覺，就像現在的天氣，三月份了，各種生命活動都起來了，草也長起來了，花也開了，擋不住，怎麼辦？怎麼引導？他們都是從自己的感受出發，可能很偏激。”他說的很實在，春天來了，擋不住。即然如此，何必逆潮流而動，搞什麼誘導，而不順勢而為呢？
雖然大勢以去，但石小敏還是不甘心，提出了“形成具有建設性的共識”“北京共識問題”，“真的共識是要面對未來，而不是總結過去。”石小敏很明白，總結過去一定是引火燒身，所以石小敏搞個鴕鳥戰術，把頭埋在沙子裡面向未來！
石小敏這段話令我讚賞：“我們要分析現狀，光靠國外的認識是不行的，光靠傳統的和過去的理論是不行的，必須要有自己的創新才行。我們理論界也好，學者界也好，官員也好，這次討論都是對我們的考量，對經濟學家的一種批評，其實也是對官員的批評，也是對整個學者界的批評。”實際上石小敏等於左右開弓，很有水平。我認為，以石小敏的才智混跡於白痴般的新自由主義中間太不值了，應該及早抽身才是。
可能是張維迎水平低，或者被批怕了，在這次西山會議上發言是老生常談：
什麼“我們目的是為了將來活得更好，而不是往過去看。”意在想割斷歷史，誤國、誤民後肥了自已後想找藉口溜走。
什麼“沒有發展就沒有和諧，”挑明了是反對突出和諧社會理念，用發展是硬道理壓人。事實上是沒有和諧就沒有發展，不但不發展，而且會發生動亂和革命，單純講發展，不講和諧，只能導致更大的不平等，更嚴重的兩極分化。
什麼“沒有民營企業的發展是不可能。”是典型的單相思，難道沒有國有企業的發展就可能嗎？他仇視社會主義的痴迷情結可見一斑。
什麼如不放寬資本政策，“外資企業也跑到其他國家了。我想作為民企老闆可以移民，但中國的農民不能移民，所以最後對誰的損害最大？所以我們必須從全球化的角度來看。”他言下之意是差距合理，剝削有功，賣國有利，完全把是非顛倒了，心甘情願地成了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蹩腳辯護士。
李羅力的發言也值得一提，他說“現在北京普遍的聲音是妖魔化地方政府，…中央不重視地方政府。”他這是在挑撥中央與地方關係，試圖把予頭指向中央。
李羅力又說：“每個地方政府出台本地的情況出台政策，…包括法律、包括政策，把事權、財權，…一定要發揮地方積極性。”就是說他力挺諸侯，反對中央集權，為美國製造中國大分裂的顏色革命出謀畫策，是很陰險毒辣的壞主意。
孫立平認為當今中國以進入“從意識形態或者政治決定一切的時代，進入利益時代的時候，我們的思維和語言沒有跟上，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這種觀點是和社會主義榮辱觀相衝突的，是想用利已主義取而代之，鋒芒畢露。
孫立平又說：“當一個時代變革的時候，語言和思維也需要變化。”從新自由主義立場看，孫主平試圖填補與經濟基礎以基本私有化的中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這說明新西山會議討論的內容是全方位的，具有政治、經濟、文化綱領性意義。
孫立平又說中國目前“概括為這個社會越來是上頭寡頭化，下層民粹化”，有一箭雙鵰之功效，一方面攻擊中央是寡頭政治，另一方面攻擊人民大眾民粹化，有很強的政治色彩。
孫立平下面的話別有洞天：“上層對下層不能說是恨之入骨，至少感情不是很好，上層出點醜聞，下層非常的高興，網上一片歡呼，就像一個節日一樣，…黃普平可能到現在也不太明白，90年代寫的文章和這篇文章的調子是一樣的，為什麼在90年代受到人們普遍的贊同，而這次挨了那麼多罵，因為時代不一樣，在90年代的時候，寫的是由於中國的走向，所以這篇文章使得如何走向正確的方向上去，這次背景不一樣了，這次主要是利益的矛盾和利益的衝突，你說改革不重要，另外一邊理解為你還要改，包括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造成很大損害的改革，你仍然要堅持，你是不是這個意思？是不是對我這樣一種利益的表達，你完全是不屑一顧，完全是這樣的理解。所以，我覺得這裡知識分子有責任，學者有責任，我們不能把意識形態化，因為老百姓沒有別的語言，而知識分子本身又往往推動了意識形態化。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作為知識分子也好，精英也好，應該發揮這樣的作用，儘量考慮理性的因素。同時，在這個基礎上形成新的共識，我認為是必要的。”這段話證明孫立平有時還是清醒的。
孫立平還提出了個左右平衡概念，想解決：“意識形態化的爭論，其實背後有一個結，什麼結呢？我認為就是左和右的結，就是怎樣來看左和右的結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辦不到的，因為事物的發展往往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孫立平還道出了一個事實：“15年當中一個國家由平均主義國家成為不平等的國家，這在世界沒有過，為什麼在這麼短的一個時間裡，不平等的狀況急劇地惡化，就是這兩個重要的機制共同地推動不平等的擴大。”他說的是官僚制與資本勾結造成的急劇惡化，“我們現在看到，這兩個東西在中國結合起來了。所以，有時候我開玩笑的說，現在在中國，原來人們眼中兩個人最不能結婚的人結婚了，不但結婚了，而且日子過得很好，”孫立平在這裡明白無誤地說出了一些號稱共產黨的人與資本家結合為一了！孫立平不反對這種結合，說明他掌握了新自由主義精髓，看到了權力與資本的結合的妙處。
整個西山會議最出彩的地方要數賀衛方的發言：
賀衛方先是來個下馬威說：“威爾分析美、法國大革命的時候說，許多國家的大革命發生崩盤，不是因為不改革，而是因為改革，不改革反而平靜，改革反而會出現暴力化的東西。所以，改革過程中，如果不是立體交叉，多條腿同時推進的話，這樣的改革會有非常大的問題，或許是因為改革而社會出現更大的問題。”他言大之意是改革後的中國必出大問題，要看你怎樣解決了。
接着，賀衛方痛心疾首地說：“涉及到改革的大方向的問題討論中間，我們姑且用左右，左邊的朋友他們旗幟鮮明，靈活執掌，把一些理論亮出來，比如說社會主義，甚至說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開創的立法傳統，蘇聯都變成的今天的堅持的方向，他們可以這麼說，一點風險都沒有，政府可能害怕這樣說法，打到政府的軟肋，嚇得要命，馬上委員長督促高級幹部到他那請教到底怎麼改。”他很不老實地掩蓋右翼的更大影響力，誇大其詞地說左派如何敢於公開亮相，用激將法誘右派赤膊上陣。
他對比說“而站在右邊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閃閃，甚至個別的時候畏畏縮縮，因為有些話亮不出來，我們說圖窮匕首見，我們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圖，把匕首包起來我們沒有力量，我們天機不可泄漏，我們不敢說。”賀的這段黑活，有些話亮不出來，不敢說一方面表明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自由主義者一直是用陰謀手段誘騙中央和百姓幹壞事的，做起來的確辛辛苦苦。另一方面說明中國依然有強大的社會主義政治力量壓迫着他們化裝行事。他一口一個我們，可見不屬於黨、也不屬於人民，而是一夥陰謀小集團。
賀衛方一方面表示陰謀有，但說不得：“到底往哪方面走？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另一方面還是露出點馬腳：“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比如說新聞自由，比如說這個國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個人的自由，整個國家的權利建立在保障每個人的自由的基礎之上，比如說台灣現在的模式，我們現在想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但是現在我們說不得。”又裝作委屈地講“左翼的東西在網上多少的猖獗，但是這邊人沒有辦法說透，說清楚，”其實他自已以為別人不知他們葫蘆里賣什麼藥，其實左派早就看明白了，正如偉大領袖毛澤東所言，他們的匕首就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和平演變，就是對內復辟資本主義，對外投降帝國主義。
賀衛方很形象地說道：“所以，我們現在尤其是體制改革這些年一直在推動，在座的前輩或者同輩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這個過程中都是艱辛甘苦的。”的確，打紅旗反紅旗是很辛苦！所以他在西山黑會中提出要搞多黨制類政治鬥爭。
賀衛方進一步講：“所以，我贊成剛才維迎教授他們提出的有健全的理性的聲音，我想我們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體？”打紅旗反紅旗太費力，所以要搞組織了！要另打旗幟了。
賀衛方狂妄地叫嚷：“我明確的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希望解決大是大非的問題，”在賀衛方一夥眼裡，共產黨變質，軍隊脫離黨的領導，任由他們搞新自由主義是大是大非問題，一定要解決！
賀衛方大叫道：“我們整個黨沒有註冊登記。一個民主的國家，最基本的要求，團體要有一個資格，才在法律上有被起訴和起訴的權利資格，我們沒有，我們參加了這個組織，我在這個組織20多年，但是它沒有註冊登記，這是很麻煩的事情，那他行使的權利是什麼權利？是法外權利。這是嚴重的違法，”按他的邏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出就違背了國民黨國法律，沒去登記，因而是非法的。既然是非法的黨，推翻了也是正常的，他為推翻共產黨找到了法律依據。
賀衛方不但惡毒攻擊共產黨，還誹謗胡錦濤同志：“依法治國怎麼說？胡錦濤同志說，我們要嚴格糾正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都要嚴格的糾正各種違憲的行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個法律之外的機構，怎麼違憲呢？無從談起。”他既然認定共產黨不合法，那麼其總書記自然也不合法，以此推論，所有共產黨幹部及黨員都是違法的，當然也包括他自己。這樣，賀衛方就為徹底反共找到了突破口。因為“現在敵我矛盾非常強烈的存在”。
反共目標定了，賀衛方又講了手段：“第一方面是權力架構方面的嚴重的混亂，這不是法制的、憲政的模式。比如說黨和議會之間的關係，黨和司法之間的關係，黨和政府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要解決的時候了。剛才楊東平教授說教育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我認為在這。黨和教育的問題，大學裡面有沒有必要成立黨組織的問題。這是第一個問題，整個權力架構的反憲政。”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一個不斷削弱共產黨權力過程，什麼黨政分開了，什麼企業自主權了，等等，莫不如此。賀衛方賺交權交的慢，要求全面交權，要共產黨投降。
賀衛方在發表反共產黨宣言後，又提出反人大：“第二，人大本身的反議會性質。…我認為人大會一天不開都好。”還用說什麼呢？對於那些黨的各項工作的共產黨人，面對賀衛方的訴求，難道還無動於衷嗎？要麼向賀衛方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投降，要麼與之進行堅決鬥爭，中間道路是走不通的。
賀衛方還講了許多具體問題，總而言之，他把一切黑暗面與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聯繫起來，把本是新自由主義造成的惡果推得一乾二淨，水平很高，大有顏色革命高人指點過的味道。
在西山會議的尾聲，張曙光又強調了兩點：
“這場爭論其實來源、根子在高層，是高層挑起的利益爭論。如果沒有高層的某種支持、某種縱容的話，高層的趨向不是這樣的話，也不會這樣。就拿剛才說的“鞏憲田”對物權法提出的意見，也是高層的意思，有點像大字報的味道。”他從反面證明我們的黨是有希望的黨，黨的幹部隊伍並沒有全爛掉，變得不可救藥的幹部是少數。
“現在有個問題，剛才孫立平講是共產黨和市場結婚結合在一起，這裡有一個前提，不是市場的轉向，而是共產黨的轉向。我們可以看，改革開放前，共產黨完全站在工人、農民一邊，現在共產黨又站在業主一邊，對付工人、農民。”張曙光話雖然帶有濃厚的新自由主義色彩，但的確提出了共產黨站在那一邊的問題，很值得共產黨人反思。賀衛方的插話說共產黨結合資本家是：“我說不能叫結婚，叫通姦，因為違背了原來的宗旨。”也發人深省！
看了另外一些人如宋曉梧、葛延風、張春霖、張曉山、謝平、李曙光等發言，深感事物的複雜。參加新西山會議的黑會的不一定是黑人，畢竟有些人作了些學術的討論，可見事物總是一分為二的。
說實在的，看完、批完新“西山會議”記錄稿，真是又驚、又喜、又憂。驚的是中國新自由主義精英競然這麼早就迫不及待地撕破了社會主義改革假面具，充分暴露了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廬山真面目；喜的是他們掛羊頭賣狗肉的真相大白於天下，會極大地教育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給泛左翼及黨和人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反擊突破口；憂的是對如此重大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劃的新“西山會議”事件，中國共產黨人有無決心和能力摧毀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社會毒瘤。總之，如何處理新“西山會議”問題，成了對中共執政能力的嚴峻考驗。事實上，胡錦濤同志曾及時正確的提出過加強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問題，現在的關鍵是落實。不處理或處理不當會助長中國新自由主義泛濫成災，尾大不掉，會徹底毀滅成千上萬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社會主義中國，令中國成為罪惡的滋生地，國破家亡，成為帝國主義及其????的樂土。善良的中國人民正在密切關注這一事件的發展，也關注着中央如何處理誤國、誤民的新“西山會議”的所謂精英們，期盼着光明戰勝黑暗。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周圍，高舉馬列毛偉大旗幟，共同揭露、批判、踏倒一切敢於危害人類的害人蟲，堅決打敗新自由主義的進攻，為捍衛和發展和諧、繁榮、文明的民主社會主義新中國而努力奮鬥。
二零零六年四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