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5日轉載

自從網上有人載文說，在中國，上世紀60年代初，餓死三千萬人，我就在找一個當年同我有過頗深接觸的人。因為，這個人，自1963年——1971 年，曾先後多次在安微等地調查過此事。根據這個人自已要求，這裡不公布他的名字。但對下文中的事實，他表示，絕對願承擔法律責任。

特別有意思的是，這人曾因調查過當年餓死人的事，並一直堅持實話實說，三十多年來，遭遇過兩種指責，截然相反——頗具戲劇性——的指責。三十年前，被某些人說為：誇大陰暗面，思想有點右。1984年後，卻被另一些人批評成：思想較左，掩蓋左傾路線下的錯誤。

也算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幾經周折，我如願以償，找到此人。遺憾的是，這人今已年邁，耳雖聰，目卻完全失明。

任何結論只能產生於調查研究的未尾，而不是它前頭。1958年的大躍進和1962年經歷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後，毛澤東尤其強調，全黨要下大力氣調研。毛澤東本人就多次走出紅牆，來到人民群眾中。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我們當時也去過很多的地方。自1963年——1971年，我先後同我的同事們，在蘇北，浙江，安徽，河南，四川和雲南等災情較重的地區，搞過19次，累計280多天的調查。

根據我們的調查，加上其他人的數據，當時全國農田受災面積，最重的為1961年，全國16億畝耕地有9億多畝受災（後來國家公布為9億畝）。其中江蘇、安徽是全面遭災。次者，是1960年，再次是1962年，受災面積為5億畝左右。至於餓死人，是有的，據我查析，人數不是當時某些幹部回報的“寥寥幾個”；更不是今天極少數極度誇張的“以千萬計”（這太離譜了）。

1963年的調查宗旨是救災和恢復生產。對餓死人情況，我們採取的“循大追多”法，即，那裡這方面情況嚴重，就到那裡調查，並且，順着群眾提供的線索去追尋。就省而言，安徽省，河南和四川，這方面的反映最多。我們就選擇了安徽和河南。就地縣而言，天長、銅陵和鳳陽為最，我們就選擇鳳陽和銅陵。我們摸索到一個這方面情況最慘重的大隊（由幾個自然村落組成），餓死達7人（後幾年的調查，沒有突破這一數字）。在河南的駐馬店、蘭考和杞縣，調查情況都好於鳳陽。在蘇北，濱海縣的五汛路建、東海的馬陵山，銅山縣，我們也分別查實了1、3、3例餓死人。在後來的四川和雲南調查中，餓死人的事，比之安徽，也輕得多。

由這樣一個摸底，我曾以一個黨員幹部的名義，報過一個材料給中央和毛澤東。反映基層幹部的脫離群眾的問題。因為，當時我們缺乏更大的力量；調查統計知識又相對不足；手段也落後，無法作得更全面和精確。幾年下來，我們幾個人粗概地估算，三年困難時期，全國餓死人在二十萬之內。（這在當時，也是個驚人數字啊！要知道，這是餓死啊！）

就是這樣一個數字，——戲劇性事情便開始了。文革前一兩年，我安然無事。只是到了1971年，不知是誰漏出了前幾年調查情況。秋天，即有一個領導找我談話，說“那個餓死二十萬人的調查”，太誇大了，對共和國的形象有影響。我和氣而平靜地說明其客觀性。領導也是無話。不過，從此也就決定了我的個人前途（這無所謂）。

而到了1985年，情況發生了根本性逆轉。在一次會議上，有一個會議負責人，在批評大躍進帶來的困難時，居然說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餓死上千萬人。我在驚訝的同時，指出這一數字的不可靠性，——二十萬就了不得了。隨即遭到一幫人頗為尖酸的批判，說這是為左傾…掩錯。

……哦！現在，又變成“餓死三千萬”了！……

這就是這個年邁老人的回憶。隨後，他讓他的家人遞給我一疊材料，當年調查的筆記。今天，我已將其複印件保存。

讀了以上文字，不同的人，感想一定各別。但毛澤東的忠告，很多人是揮之不去的，這就是：凡事都要“實事求是”！

1959-1961非正常死亡總計1039753人（包括餓死的人）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有人挨餓，也有人餓死，但有人口統計推斷出來的三千萬，卻是靠不住的。而直接以非正常死亡人口為統計對象的數據是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年：《中國災情報告》，引述如下：

1957-1963年饑荒情況(人)

年營養性疾病賣兒送女非正常死亡

年 營養性疾病 賣兒送女 非正常死亡

1959 302萬 518 17853

1960 474萬 10688 374890

1961 3039萬 666000 647010

資料來源：《中國災情報告》，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年，267頁

三年期間，非正常死亡一百多萬，當然不僅是餓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