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增長也許主要不是靠企業的經營表現，而是靠政府規模龐大的基本建設投資的支撐以及外資企業持續增長的直接投資。

　　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像海爾、聯想和希望這樣響噹噹的大企業，但是相對中國的經濟規模和增長率，可以說我國的企業至今還沒起飛，真正形成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還鳳毛麟角。

　　歸根結底，是金融制度制約了本土企業長大成強，因為似乎只有金融制度涉及到了資本所有權的流動性這個企業成長最重要的法寶。在我看來，中國資本市場最為致命的缺陷其實應該是資本所有權不能流動這個事實。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自上世紀80年代起飛以來，每年平均以8%-9%的高速在增長，成為當今世界經濟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但是，走進中國經濟，我們會驚訝地發現，中國企業的成長局面並不像它的經濟增長那樣耀眼，相反，在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國企業的總體經營狀況卻每況愈下。

　　既然中國企業表現不佳，或者說微觀經濟層面長期存在着嚴重的低效率問題，那麼中國的經濟增長何以表現甚佳？另一個角度來看，既然20年來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那麼為什麼中國企業卻一直表現不好？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很值得深思。

　　投資支撐經濟“飛長”

　　通常情況下，經濟增長與企業績效之間存在着互動式的關係。舉例來說，近來經常可以從媒體上聽到，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國會聽證會上說，美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得益於企業生產率的改善，特別是那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科技企業的經營績效。言下之意，如果大企業的經營狀況顯著改善，美國的經濟增長似乎就有了保障。反之，如果企業遇到了麻煩，要裁員、減薪，或者壓縮投資和庫存，經濟增長馬上就會受影響。

　　如果認同這種關係的話，我們顯然會對中國經濟增長與企業績效形成的劇烈反差表示困惑：不僅絕大多數中國企業的經營狀況和生產率在整體上處於不斷惡化的趨勢之中，而且至今並沒有造就出許多與中國經濟的規模和增長率相稱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自己的企業。

　　解開這個困惑一個可能的線索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也許主要不是靠企業的經營表現，而是靠政府規模龐大的基本建設投資的支撐以及外資企業持續增長的直接投資。這些年來，相對於GDP的增長，投資在以更快的速率增長。去年，投資增長率是GDP增長率的2倍還多。而且，絕大多數投資是投到基礎設施和新建擴建生產能力去了，也就是俗說的去“鋪攤子”了：總的數量擴大了，但個量沒有變得更有生產力。

　　就外資而言，這些年的流入規模越來越大，去年高達500億美元，幾乎分布在各行各業。現在，貿易已經占到中國GDP的50%，而其中一大半的貢獻實際上是外資企業做出的。如果具體到像珠三角和長三角這兩大經濟增長中心地區，可以說，外資或者外資企業實際上已經成為增長最重要的力量和源泉。

　　中國企業未成氣候

　　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像海爾、聯想和希望這樣響噹噹的大企業，但是相對中國的經濟規模和增長率，可以說我國的企業至今還沒起飛，真正形成了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還鳳毛麟角。遠的不說，環顧一下身邊比如日本、韓國的經濟，可以發現，經濟成長伴隨着的是企業成長，而企業成長推動了經濟成長。這裡提一下印度的例子。

　　雖然從規模上講，印度經濟只有中國一半，但是這些年來印度的經濟增長率一直保持着6%的不錯記錄。進一步看，印度在經濟成長過程中逐步壯大了它的企業，今天它已擁有大量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大企業。根據哈佛大學商學院黃亞聲教授提供的資料，中國最大的私人企業集團是四川的希望集團，1999年的年銷售額約為6億美元；而印度最大的私人企業塔塔集團（TataGroup)，1995年的年銷售額就達到72億美元，僅茶葉這一項，每年的銷售額就有1.6億美元。在製藥行業，印度最大的製藥企業之一蘭巴可西公司（Ranbaxy)，1995年的年銷售額為22億7千萬美元，相比之下，儘管中國的藥品市場三倍於印度，但是中國最大的製藥企業三九集團的年銷售額僅6.7億美元。即使撇開希望集團或者三九集團比印度的對應企業在規模上還有較大差距這個事實不談，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中國，像海爾、聯想、希望這樣的企業少之又少。

　　制度制約企業壯大

　　由於政策原因，我國經濟成分中最有活力的本土民營企業長期以來受到國家種種限制而步履艱難，外資企業卻享受了很多優惠條件而發展迅速。然而，在夾縫中生存並不是本土企業不能長大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制度制約了企業長大成強。這個制度就是金融制度，因為似乎只有金融制度涉及到了資本所有權的流動性這個企業成長最重要的法寶。

　　分析大多數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企業的成長經歷和背景，就會發現，本土小企業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成長是離不開金融制度，特別是資本市場提供的幫助的。幾乎可以視為一個規律的是，在發達的市場經濟里，成功的和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幾乎都是從本土民間企業成長過來的，而且絕大多數本土企業都是個人創辦或家族創辦的小規模企業。

　　在我看來，早期那些本土弱小的家族企業能做強做大，主要還是依賴了已經存在的資本市場的作用，與其說是企業的成功，還不如說是資本市場的成功。雖然就融資功能來講，資本市場並不是那麼獨一無二，因為銀行的功能是可以取代它的。但是，資本市場的存在給企業提供的不僅僅是一種籌資渠道，更重要的，它為那些有活力的企業成長壯大提供了快車道。只有在資本市場上，有效率的企業才有可能容易地“消滅”那些沒有效率但有投資價值的現有企業。這是一個健康的資本市場的存在給這個社會提供的最重要的整合功能。所以，如果說資本市場可以有效幫助企業的話，那麼這種幫助就應該表現在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獲得能夠進行資產重組或企業所有權變更的能力和機會上面。

　　在西方，資本市場的存在使上市公司的併購可以在瞬間完成，而且併購可以超越空間的限制和阻隔，這為有效率的企業做強做大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恰恰是這個最重要的功能在中國卻受到政策的嚴厲限制。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的資本市場有了長足發展，但是，發展還主要表現在資本市場的規模方面，或者僅僅集中在籌資功能方面，資本所有權的流動或者企業的併購沒有作為資本市場的主要功能加以理解，結果，儘管允許資本市場存在和發展，但資本所有權卻人為地受到限制而不能在市場上自由流動。

　　這些年來，中國的資本市場在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受到了許多嚴厲批評。總體而言，這些批評是針對中國資本市場體制缺陷的，主要是指缺乏活力和生存能力的國有企業被鼓勵和支持在資本市場上優先獲得融資權利，而大量有活力的民營企業卻不能進入資本市場。但較少被人指出的、甚至是更為致命的缺陷其實應該是資本所有權不能流動這個事實。由於資本所有權不許流通，大規模的和經常性的企業產權交易不能夠在資本市場上發生和完成，大量有效率的本土民營企業不能順利進入做強做大的快車道。今天，我們都談論所謂“核心競爭力”，在我看來，離開了資本市場，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靠單個企業自身修行往往並不是那麼容易形成的。就算企業有了自主研發和專利技術，但要迅速地在市場上成長壯大，沒有資本市場的整合功能是不可想象的。說到底，大多數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主要是企業抓住了資本市場的機遇，在市場上有效地進行企業重組和資本運作的結果。

　　中國在企業改革的政策上始終保護着國有企業，資本市場的設立和發展也試圖拯救國有企業。本土民營企業雖然在經營體制上比國有企業有優勢，更有效率，但卻被擋在資本市場和整個金融體系之外，只能靠非正規的融資和自身的積累艱難爬行。本來，大多數生產領域的國有企業雖然已不再為社會經濟創造什麼價值，但在資本市場上卻可能具有戰略投資的價值。如果我們的民營企業能夠進入資本市場，資本所有權能流通起來的話，大量有競爭力的民營企業是可以幸運地登上企業做大做強的快車道的。這樣的話，中國的企業轉型過程就會順利得多、成功得多。但是，由於歧視民營企業，限制資本所有權的流通和交易，不僅連累了整個資本市場，而且使得企業轉型至今沒有走上良性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