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 拉胡爾•雅各布 , 克里斯•賈爾斯 報道

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和歐洲央行(ECB)所在地法蘭克福相距大約9000公里，但當今的經濟全球化極大地拉近了兩者之間的距離。

兩個月前，中國南方工業城市佛山的照明燈具協會秘書長朱新智帶隊前往廣西招聘員工。他開出了1600元人民幣的月薪，希望能招500名工人，但結果只招到了10人。由於存在其它工作機會、通脹高企以及近來的加薪潮，他所提供的工作崗位吸引力不大。“工人們覺得這個工資水平相對較低，不如留在家裡做些小生意或投奔工資更高的城市。”朱新智表示，“我們開出的工資不再有什麼優勢。這是一次失敗的招工之行。”

本周，遙遠的法蘭克福感受到了中國薪資上漲的影響，也感受到了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朱新智只有支付更高的薪水才能招到人，而這會讓德國從中國進口電燈泡的價格隨之提高。如果其它中國商品也出現同樣的情況，德國及其它歐洲國家的通脹局面將不斷加劇，迫使歐洲央行採取相應舉措。

歐洲央行似乎已開始行動。上周四，該行三年來首次加息，將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1.25%。歐洲央行行長讓-克洛德•特里謝(Jean-Claude Trichet)指出，通脹風險部分源於“新興市場的強勁經濟增長和全球範圍內充沛的流動性，後者可能進一步推高大宗商品價格”。

關注中國狀況、並預計到未來通脹將進一步抬頭的並非只有歐洲央行。上周，中國央行(PBOC)自去年10月以來第四次加息，同時還採取了其它手段控制價格上漲。預計年底前將有更多的調控措施出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上周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表達了以下擔憂：即石油短缺和石油密集型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會逐年推高油價。今年2月，美國聖路易斯聯儲(St. Louis Federal Reserve)行長詹姆士•布拉德(James Bullard)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由於全球經濟幾無放緩趨勢，在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美國的通脹壓力是否會上升？

鑑於局部趨勢可能造成全球影響，政策制定者們無法忽視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及其與全球經濟之間的聯繫。

去年夏季，在台灣電子產品代工製造商富士康(Foxconn)的深圳工廠接連發生工人自殺事件之後，一個新時代已經到來。富士康為蘋果(Apple)和戴爾(Dell)等公司組裝電子產品，該公司將工人工資提高了20%左右。隨後，本田(Honda)位於廣東省的零部件工廠也爆發了多起工人自發組織的罷工，最終工人也獲得了與富士康幅度大致相當的加薪。

勞工維權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創始人韓東方表示，在此之前，中國政府一向通過下屬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與資方站在同一陣營，幫助他們對薪資的上漲加以控制。在一部網上廣為流傳的視頻短片中，本田零部件工廠一些身穿白色制服的年輕工人向官方工會代表高喊口號，抗議他們毆打工人並袒護日方老闆。

韓東方表示，這些罷工事件是一個“轉折點。顯然，（官方工會）將把工人對工會的憤怒轉化為對政府的憤怒。”今年，中國政府表達了提高工人薪資的決心，北京、毗鄰香港的廣州乃至其它城市都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其中北京上調約20%至目前的每月1232元人民幣，工業省份廣東省會廣州則提高至1030元人民幣。

人口統計學方面的變化是導致工資上漲的因素之一，目前中國每年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數量正不斷減少。雖然雇主們正着手將生產遷至勞動力供應較大、工資相對較低的西部地區，但薪資水平的突然上升不容忽視。

香港利豐(Li & Fung)董事總經理馮國綸(William Fung)表示，自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融入全球貿易體系以來，“至少為全球勞動力市場增加了20%的勞動力，甚至可能更多。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利豐是一家總部位於香港、市值150億美元的全球採購公司。中國較低的薪資水平，使世界其他地區“受到了巨大的勞動力供應衝擊，起到了控制通脹的作用，”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Eswar Prasad)說道。

但是，中國在全球商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額已從1982年的1.1%，升至去年年底的10%以上，中國對發達經濟體通脹的平抑效果正在減退。由於中國產品已變得非常重要，發達經濟體國內的通脹已不再能夠免受中國事件的影響。

政策制定者們眼下擔心，由於高速增長推升了工資水平和生產所需的大宗商品價格，發達經濟體未來可能面臨進口價格不斷攀升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要抵消更高的進口通脹，政府要麼必須降低國內通脹水平，要麼則不得不接受價格上漲的全面提速。

上月，英國央行(BOE)首席經濟學家斯賓塞•戴爾(Spencer Dale)在一次演講中特別擔心地指出，中國的通脹壓力不太可能被其貨幣的相應貶值所抵消。“在實行盯住匯率機制的經濟體，這種做法能否奏效仍遠未明朗，至少近期無法確定。”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即便如此，仍有三個因素可以緩解中國薪資不斷上漲的潛在影響。

首先，提高之後的中國勞動力成本，在歐美所售產品的最終價格中，仍只占到很小的一部分。普拉薩德教授指出，中國出口商品的價值中，真正在中國國內創造的僅占10%-15%。“較低的增加值意味着，即使中國勞動力成本大幅攀升，也不會對製成品的最終價格有太大影響。”

其次，中國的生產率水平並非停滯不前。過去20年間，生產率大幅提升，使中國企業能夠在最終價格沒有明顯提高的情況下，大幅提高工人的薪資水平。總部設在北京和香港的經濟諮詢公司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指出，中國的出口商已向價值鏈的上端移動，港口和公路的先進程度已堪與發達國家媲美，因此儘管薪資迅速上漲，出口仍實現了增長。

第三，隨着中國工資水平的上漲，某些生產業務將轉移到低工資國家，從而使全球價格保持在低位。以利豐為例，該公司3月末宣布，已將部分服裝生產業務轉移到了孟加拉、越南、印度尼西亞和印度。

但是，將生產外包到低工資國家並非總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黛麗斯國際(Top Form International)首席財務官邁克爾•奧斯汀(Michael Austin)表示，該公司已將部分面向大眾市場的胸罩生產業務轉移到泰國，但中國的產量仍占到其總產量的一半左右。他表示，價格更高、需要精緻蕾絲工藝的胸罩生產必須留在中國，因為中國工人的生產率要高得多，而且“所用的學習時也要短得多”。在中國，人們為了生計而工作。

香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的邁克爾•恩萊特(Michael Enright)稱，曾有位客戶打算把生產外包到亞洲地區，因此請他比較一下中國和印度的運輸、電力和勞動力成本的優劣。他表示，“他們選擇在印度生產簡直得讓人倒貼工資。人們不明白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比印度要領先多遠。”

提高工資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對中國的益處顯而易見。上月，在佛山工廠密集區的一條小路上，兩位20多歲的女子正在閱讀公告牌上的招聘信息。27歲的王麗（音譯）和24歲的肖月（音譯）對一家電燈泡廠的工作崗位不感興趣，該廠招工要求是“態度端正，能吃苦”。

於是，她們轉過去看另一則廣告。這是一家不鏽鋼製品廠，該廠開出的工資是“女包裝工”每月250-370美元，而熟練機床工每月高達700美元。誘惑力還不只體現在更高的工資上。該公司還承諾，“我們有嶄新的員工宿舍樓，房間配有空調和熱水...我們還舉辦員工生日晚會和篝火晚會，並安排員工旅遊。”

對於發達經濟體來說，王麗和肖月對工作條件更高的期待，還遠遠算不上是一場災難。不過，那種勞動力密集型、低工資中國企業提供低價出口產品日子可能將一去不返。

如果中國不再出口通縮，歐洲和美國今後將不得不對國內價格進行更為嚴格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