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運 雖然門可落雀 卻是一潭深不可測的渾水 爭名奪利 賣身投靠 貪污腐化 山頭林立 爾虞我詐 各懷鬼胎 不容異己 互設陷阱 ......

遠華案聆聽

● 李 何

　　 遠華案主犯賴昌星的難民聆聽案，目前暫告一段落。預料加拿大法庭審訊結果並不會如大陸所樂見的將賴遣返。特別最近由阮銘、盛雪、魏京生等人出庭作證，本文為此作出陳述如下：

　　（一）犯罪者的天堂

　　 9 ． 11 恐怖事件若干恐怖分子系由加拿大潛入美國的，雖然加拿大政府目前還在否認此一說法，並積極協助美方調查。但被恐怖分子利用作為潛赴美國的跳板，似乎已是不爭的事實。台灣中央社為此發出多倫多特稿，指出加國已成為恐怖分子的天堂。“特稿”列出許多具體例子，指出人口才不過 3300 萬的加拿大，卻在境內有 50 多個國際恐怖主義團體和 350 名恐怖分子。加拿大並非有意窩藏恐怖主義團體或個人，但卻無形中變成了恐怖分子的天堂。加拿大寬鬆的移民法確實有相當大的漏洞。任何人只要聲稱難民，加拿大幾乎來者不拒。一位美國會議員甚至嘲諷加拿大系國際恐怖主義分子的俱樂部。

　　加拿大一向以“人道”自居，也可以說是犯罪分子的天堂。像伯納多和賀莫加夫婦姦殺少女的殘忍暴行，使人髮指。但在加拿大卻可以在獄中大辦生日派對。多次申請保釋，浪費納稅人金錢。加拿大人權人士向來指責中國侵犯人權，而且不尊重他國的司法尊嚴。如抗議越南政府處決越裔加籍女毒犯，指責中國拘禁法輪功張崑崙。中國國情同加拿大不同，司法制度也不同。中國是 12 億人口大國，中國犯人不可能像賀莫加受到那樣的照顧優待，那是很明白的道理。中國的人權以至司法固然尚待改善，但是，加拿大的人權人士卻是做得過分了。只要一提及中國的司法審制就指責為“不人道”、“殘暴”，甚至是超越了干預內政的界限。筆者願意舉出例子，加國各大媒介攻擊中國偷竊加拿大的核機密，把中國政府栽贓為同三合會勾結從事非法商業活動，這些不友好的宣傳都是“公正”“人道”嗎？

　　被朱鎔基形容為“該死 3 次（到 10 次）的王八蛋”賴昌星，他也懂得加拿大是犯罪分子天堂的道理，逃到加國尋求避難。果不其然，他是找對了地方了。這位手上牽涉有多位大陸高官判刑喪命的要犯，盡人皆知的廈門走私充斥的要角，竟然可以在加國交保獲釋，甚至即使難民申請失敗，賴的律師還有一系列抗辯程序，至少可拖上數年時間。遣返賴昌星的行動雖然不是憑空想像，但也並非馬上就會發生。賴可以採用上訴和抗辯行動包括法定司法覆核、遣返風險評估，難民機構復認，聯合國難民公署審核和反刑求委員會評估等。賴昌星固然有錢把這場官司打下去，但卻難免使中國政府感到失望。中國國情不同於西方，可以相信，不管審訊結果如何，中國將以中加友誼為重，尊重加國的司法判決，不會舉行抗議示威。前年，幾艘福建難民船隻抵加，舉國上下無不同聲譴責，加國的“人道”聲音消失了。加國移民部尋求中國政府協助，堵截難民來源。這次加拿大卻沒有相應的“合作”回報。

　　可以相信，加國能指望中國能更多“合作”堵截以後的可能偷渡浪潮嗎？

　　（二）敵意性證人（ HOSTILE WITNESS ）

　　加拿大法庭允許賴昌星律師傳喚阮銘、盛雪、魏京生等人出庭作證，為賴昌星辯護。眾所周知，這些民運人士，其背景是依靠美國、台灣支持，是不受中國政府歡迎，被拒入境的。魏更是被判刑外釋就醫的犯人。他們離開大陸、流亡海外已達 12 年，對廈門走私案情況都是根據道聽途說、小道消息而來，並無第一手直接資料來源。如盛雪（藏錫江）承認，她是在別人處得知消息。她的《遠華案黑幕》一書是根據同賴昌星交談以及她的助手到大陸調查的間接來源。魏京生的消息來源是由朋友與香港《爭鳴》刊物而來，魏自己不清楚賴昌星是否走私。阮銘作證朱鎔基的“不處死賴的承諾”等同於把法輪功改口為敵我矛盾的不可靠性，其說法來源也都是間接傳聞而來。如像法庭上法官提出的質疑，連權威性的《華盛頓郵報》等各大媒介都沒有過這些報道，怎能使人相信《爭鳴》刊物這類小道消息？

　　根據加、美、英法律，中國政府有權提出對上述證人，認為屬於“敵意性證人”，提出交義審查要求；並指出他們缺乏直接可靠證據來源，不能勝任證人資格。現敘述學理根據如下：

　　 1 ．加拿大刑事罪行分類，把損害公眾秩序和國家利益項目下的行賄罪（ BRIBERY ，行賄、受賄），即指“犯罪人向公眾官員或公眾團體代理人以至個人交納‘秘密佣金’；或者作為引誘性酬報使其能擔任公眾職務。”“不管是行賄、收受賄賂或者作為索取賄賂的中介，都是刑事罪行。具有發放特許證權的官員，如果在收受‘悅耳甜語’後才能發出許可執照否則就加以拒絕的行為也屬於刑事罪行”。（見 BOYDELL ：《加拿大刑事審判管理》）

　　 2 ．證人資格：參與訴訟某方，認為證人是對其帶有敵意性的，則有權提出對證人作出交義審查要求。如證人由於本身利益衝突或有犯罪行為，即可認為不 勝任證人資格。（見 McWILLIAMS ：《加拿大罪行證據》）

　　 3 ． JOHN BOUVIER 《美國法律詞典》指出：（ 1 ）行賄屬於刑事罪行（ 2 ）所謂本身利益，即指該證人對訴訟結果具有直接利益或犯有罪行聲名狼籍的人，就不足以勝任證人資格。

　　 4 ．所謂“敵意性證人”的解釋

　　提出質疑的訴訟一方可在法官不在場的情況下向證人提出交義審查。“敵意性證人”並非指他可能作出有損於他自己那一方的證詞而言，而是指他的行為對於提出質疑的一方是帶有敵意性的，因而不能向法庭提出公正性的證據並提供事實真相的願望。

　　行賄與貪污受賄同屬有罪。見 EARL JOWITT ：《英國法律詞典》。

　　法庭並不傳喚揭發人朱牛牛作證，而由離開大陸已十多年的人作證實屬怪事。魏京生的無知，例如他稱 ：“目前大陸法律中不存在行賄罪而只有受賄罪。賴行賄高官是被迫的並且不構成犯罪。”現舉事實例子：天津大邱莊禹作敏案，禹曾作為 10 大農村企業家之一，和政協委員，最後是以“貪污、腐敗、賄賂和謀取暴利”而判罪。證明大陸法律中就存在有行賄罪，因此否定了魏的說法。

　　參照上述，中國政府有理由把魏、盛等證人認為是“帶有敵意性的證人”，作證無效。

　　（三）高層權力鬥爭

　　盛雪指證：遠華案是由於總參二部部長姬勝德的妻子和兒子都是美國公民並且居住美國。中共高層因此不滿，進行調查，因而該案是中國高層內部政治鬥爭工具。魏京生更聲稱，遠華案背後有政治陰謀。 99 年北京曾發生一千名軍官密謀推翻政府，總參二部部長姬勝德與此事有關。是政變密謀的背後支持者，是中央對他的調查才引發了打擊姬勝德而採取的政治鬥爭手段。

　　民運人士熱衷於製造北京高層權力鬥爭新聞已非一次。魏的軍官造反消息，酷似於文革初期傳聞賀龍、彭真企圖發動軍事政變的謠言。北京陳希同逮捕案，民運把它形容為源自於上海幫同北京幫權力鬥爭。《六四事件真相》一書也是“由於權力鬥爭、曾慶紅既得利益集團有意泄露出來的。”

　　了解北京政治運作的人都會相信，妻兒定居美國的高官，並不足以構成犯罪條件，充其量是不能繼續擔任敏感性的要職而改調他職。姬勝德是姬鵬飛之子，是太子黨的頭面人物，以這樣的犯罪條件能把他板倒嗎？民運對太子黨的“惡行劣跡”，向來是窮追不捨的。例如王軍（王震之子）劉殿英（劉華清之女）的政治獻金（克林頓）及貪污案就受到異見人士的猛烈抨擊；但這次魏京生卻為何反過來為姬勝德辯解呢？

　　現引用 CIA 情報專家、前美駐華大使李潔明（ JAMES LILLY ）在《六四真相》一書後的講話。李慨嘆“華府當年誤判北京形勢。美國當年的情報分析對幾個事件的要角都失真了，包括美國誤判喬石是真誠的改革派，誤判楊尚昆和鄧小平間的歧異。對趙紫陽的理解，也偏向於認定他是個一夫當關的浪漫理想家，但書中表現的趙紫陽卻更像是一位脆弱的落寞英雄。美國誤判北京情勢的失真程度太深，完全沒有掌握當時中共高層反美情緒的升高。 CIA 的報導，軍隊不服從命令、內部分裂的的謠言全屬虛假。”看來，李潔明的直率坦白，遠比魏京生為高明。

　　值得玩味的是，“六四”天安門運動，由於打出了“反貪污”口號，得到了群眾的支持。老百姓痛恨貪污、憎厭特權的民意歷久不衰。但從這次遠華案作證的表現，替行賄人解脫，實際是助長了貪污之風，這同當年的“反貪污”旗幟是背道而馳的。賴昌星案尚在起訴階段，未有定罪。即使賴僥倖逃過懲處，但從辯證觀點看來，一個毒瘤已被割除，一個爛攤子已被收拾，遠華紅樓提供了反面教材，國家稅收增加了，這就是的反腐敗鬥爭的勝利。

摘自《大中報》

有錢能使鬼推磨 人生哲學不謀而合

---- 賴昌星是魏京生、阮銘、王希哲、林保華、項小吉、盛雪等民運分子心中的偶像

賴昌星自從涉嫌巨額走私的遠華案被揭露後，逃至加拿大隱藏長達近一年之久。當時賴昌星並沒有要求政治避難，被中共政府發現他的隱藏地點後，才向加拿大移民局申請政治避難。從此，賴昌星案才逐漸被國際媒體炒熱，引起人們的關注。

今年初，聽聞海外某些民運組織中有些人要為賴昌星辯護，要設法營救賴昌星獲得自由，並要求賴昌星在事成後，將他在走私生意中獲得的巨款捐給這幾位先生所代表的民運組織。此消息一經傳開，立即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和疑問。其爭論的焦點是：海外民運組織關切賴昌星案應持何種立場？與賴昌星應保持何種關係？

不久，上述傳聞間斷，我以為上述傳聞大概是誤傳和歪曲吧。不料，經過大半年後，上述傳聞在最近是簾幕正式拉開，先後看到劉青等五位先生的“聲明”，阮銘先生為盛雪女士撰寫賴昌星案之書的“序言”，王希哲先生的“正式意見”，項小吉先生的對賴昌星案的“看法”等等。資料逐漸在增加，營救賴昌星的策略看來慢慢地明朗化，類似我這種局外人對賴昌星案的見解也漸形成。

現將我對賴昌星案與各方面對此案見解對此如下：

一， 賴昌星案的性質

究竟賴昌星是刑事犯還是政治犯，這是對賴昌星案所有爭論中的最基本的問題。只有擺出所有的事實證據之後，經過司法審判，才能確定賴昌星是刑事犯還是政治犯。由此同時，才能擺正各方面關係，並也可以看出各方勢力在賴昌星案中的立場和觀點。

根據現有資料對賴昌星案的性質有如下不同的看法：

１．劉青等五人“聲明”中寫道：

“遠華案是中共專制腐敗有代表性的大案。無論從已經揭露的觸目驚心的事實，還是賴昌星本人的辯解，這是一起重大經濟犯罪案件確鑿無疑，而且賴昌星是此案的重大嫌犯。”由此可見，劉青等五人是認為賴昌星是刑事犯。

２．項小吉在“看法”一文中寫道：

“賴昌星可能是中共內部鬥爭中的一個犧牲品，就像四人幫、劉少奇、林彪、陳希同；賴昌星至少是中國缺乏法治，司法腐敗的一個犧牲品，就像禹作敏，年廣大。我認為賴案中的政治因素遠大於經濟因素，也就是說賴昌星更接近於政治犯。”

項小吉認為賴昌星案從頭開始就接近於政治犯，並且是類似於劉少奇高官的地位。賴昌星究竟是因為走私漏稅行為而引起北京政府追究在先，還是因為北京高層政治鬥爭被波及的犧牲品在先？這是兩個根本不同的事實出發點。項小吉的觀點看來賴昌星是被波及的中共高層鬥爭的犧牲品在先，現在變成了一位被動的反對中共的政治犯。

３．王希哲在“正式意見”中寫道：

“如果大走私犯賴昌星，或者今天正在遼寧開庭的慕綏新，慕綏舊之類的貪官，害怕在中國受審，跑到了美加，又害怕引渡，主動找到了民運，願意重新做人，接受海外民運王希哲的二條，（也就是王二條），而且落實到位，別人我不管，我肯定接受，一定極力幫助他獲得政治庇護。因為他揭露中共，並把昨天的不義之財，交給民運，這已經就是政治活動；民運將其投入反抗中共政權的鬥爭，也就是說他今天投入了反抗中共政權的鬥爭。為什麼不能獲得政治庇護？”

請問王希哲，按照你的邏輯，大走私犯賴昌星只要交出“不義之財”，並揭露中共和賴昌星的勾結活動，你就極力幫他獲得政治庇護，不管賴昌星是否曾經犯過什麼罪，有錢給民運，就可以活命。按照這樣的邏輯，有人在美國和加拿大開設政治庇護公司，幫助中國大陸的大批貪官污吏偷渡來美國和加拿大，然後再在反共名義下給他們政治庇護，既保留他們的生命和巨額貪污錢財，這些人又可以美其名為“民運”而分髒，雙方有利，根本不必管貪官污吏們曾經犯過什麼罪，包括貪污、走私、販毒、販賣人口、拐騙婦女兒童、盜販武器等等。請問，按此辦理，則在人類社會中，法律、道德、正義、良心、形象等等還存在嗎？這樣的邏輯在國際間究竟有什麼樣的政府能夠接受？按王希哲的邏輯，以色列猶太人也不可能在世界範圍內追捕德國納粹份子歸案制裁他們了。

４．阮銘先生在“遠華案黑幕”序中寫道：

“遠華案主角賴昌星，是一位中國社會典型的悲劇性人物，他出身卑微，學歷低，但他頭腦聰明，會做生意，且平等待人，樂於捐獻。他由於自己的聰明才智創造出來了經濟奇蹟，又由於不甘默默無聞而成為政治鬥爭犧牲品。”

“賴昌星被欽點為中國最大的走私犯的主角，並不在於他有沒有走過私，犯過罪，而是恐怖與謊言的統治需要這樣一個角色，不幸，他被選中。”

是否在阮銘看來，走私逃稅是合法生意還是非法生意是不必計較的，只要頭腦聰明什麼樣的黑錢都可以賺？是否在阮銘看來，之所以有遠華案，並不是賴昌星是否涉嫌數百億美元的走私罪行，而在於中共高層政治鬥爭需要而被製造出來的重大案件的犧牲品？賴昌星是無辜的百姓，是受害者？以上對賴昌星案有四種不同的看法。如果有四個法官各持以上不同的觀點和立場的話，則判決結果肯定是四個不同的結果。可見，在賴昌星犯罪事實還沒有充分揭露之前，在沒有充分把握賴昌星犯罪事實之前，不同觀點和立場是難免的。

二， 如何推進賴昌星案向前發展？

從張宏堡獲得美國政治庇護成功的事例中可以獲得借鑑，賴昌星的政治庇護的成敗將有賴於以下幾點：

１．項小吉、阮銘、王希哲和盛雪諸位女士先生好心地替賴昌星向加拿大法庭和國際社會提供賴昌星在中國大陸進行政治、宗教、人權、言論、文字書寫等活動受迫害的事實根據；並且要提出足夠的事實根據來否定中共政權對賴昌星是巨額走私刑事犯的指控。如果僅僅靠賴昌星本人的敘述反控是遠遠不足的；

２．由於中共政權在政治迫害問題上一向欺騙國內人民和國際社會，所以對中共提供或揭露遠華案的文件和資料應持保留和懷疑態度，但加拿大法庭及民運組織應當重視國際社會媒體對賴昌星案的評論和分析研究，收集國際社會對賴昌星案的評論等等，作為審定賴昌星案的參考依據；

３．由加拿大政府有關部門獨立調查論證賴昌星是否是刑事犯，不受中共政府和國際社會輿論的影響；

４．賴昌星的自我辯護。盛雪撰寫的採訪賴昌星的書實際上就是賴昌星自我辯護的一部分；

５．項小吉、阮銘、王希哲和盛雪是否應該考慮動員海外民運組織和人士到加拿大示威，聲援賴昌星，並公關遊說加拿大國會議員。張宏堡能獲得美國政治庇護，海外民運組織的聲援，及公關遊說美國會議員是很有影響力的。但筆者懷疑，海外民運人士和同情賴昌星的人究竟有多少人願意去加拿大為賴昌星請願？經過對以上幾個重要資料和活動的分析和綜合，加拿大法庭會做出判決。如果賴昌星獲得政治難民資格，就留在加拿大自由生活。如果賴昌星提不出充分的證據以證明他曾遭受中共的政治迫害，而相反地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賴昌星是巨額走私的刑事犯，則賴昌星很可能被送回中國大陸，接受中國大陸法律的制裁。筆者相信，賴昌星案在加拿大的司法過程會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

至於賴昌星可能被送回大陸受審是否能獲得人道、人權和公平對待，這是另一個值得探討問題。

三， 民運組織介入賴昌星案的後果

海外民運組織介入賴昌星案己引起了極大的爭論，從上述爭論中可以看出，海外部分民運組織和民運人士對下列問題觀念模糊不清：

１．政治迫害和刑事犯罪的界限；賴昌星是主動刑事犯罪，還是被動的受政治迫害；賴昌星是為了活命逃罪而向民運組織靠攏，還是為了反對中共，追求政治理念而尋找海外民運組織？

２．犯罪逃命和政治理念的界限；

３．政治捐款和買命求生的“不義之財”的界限。

所有以上這些界限在賴昌星案中是非常重要的。

海外民運人士對賴昌星案的不同立場和觀點是很正常的，其不同的立場來自與其不同的動機和目標。應該說各派民運人士面貌和立場都已充分的表露了，這對民運之的分化和重組是有利。筆者認為，在這次對賴昌星案的辯論中，各民運組織和人士對“王二條”的爭議最大。不管某人過去曾犯過什麼罪，只要現在反對中共，並繳足“不義之財”，海外民運組織就極力為他申請政治庇護辯，保護他的生命，這樣一來，法律和正義就蕩然無存。

請問，難道某些海外民運組織和人士除了不擇手段獲得金錢之外，就真的沒有別的道德形象可以獲得政治捐款嗎？一個政治組織沒有了清新道德形象，如何去號召中國大陸百姓為正義，理想，自由，民主和社會進步而奮鬥呢？

幸好，海外民運組織中畢竟還有一批頭腦清醒，主持正義和道德高尚的朋友在賴昌星案中仗義執言。這場賴案辯論將對海外民運組織的未來前途影響甚大，將影響到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

伍凡

2001年8月20日

寫於洛杉磯

http://news.boxun.com/news/gb/misc/2002/09/200209201209.shtml

項小吉：我對賴昌星案的看法

---- 海外民運法律專家、原“六四對話團”團長項小吉律師談賴案

喜不喜歡賴昌星，信不信法輪功，站在個人立場上看並不重要，但從人權法治的立場上看就非常重要。我們不能忘記過去的政治迫害，我們要抵制正在進行的政治迫害，我們要杜絕將來的政治迫害。今天我們為賴昌星辯護是為了明天能為劉昌星，徐昌星，胡昌星辯護。捍衛人權和建立法治是從每一個具體案件做起的，人權法治不是抽象的理論。如果我們今天不是生活在自由國家，像這樣公開地公平地辯論都是不可能的。

(一) 法律問題 賴昌星作為“遠華案”的主角被中共政府通輯，並由中共政府向加拿大政府申請引渡賴回中國受審。賴昌星本人則已向加拿大政府申請政治庇護，此項申請正由加拿大司法機關審理。中共政府派出證人出席公聽會，證明賴是刑事犯，不應獲取政治庇護，而應引渡回中國，由中國的司法機關對其進行審理。為爭取引渡成功，中共總理朱熔基保證不判賴死刑。

國際法關於引渡有三項原則：(1)政治犯可以不引渡；(2)引渡將導致死刑判決的可以不引渡；(3)只有被雙方同視為罪行的嫌犯才可能引渡。此外，雙方如無引渡協議，可以不引渡。

中加之間尚未有引渡協議，所以是否引渡賴完全取決於加拿大司法機關的判決和行政機關的決定。即便賴被加司法機關定罪，加行政機關也無義務一定要引渡賴，賴可以在加服刑。之後，賴也不必回中國。

這裡第一個問題就是賴是政治犯還是刑事犯還是兼而有之。這裡不僅是個簡單的事實舉證問題，還牽涉到中國的司法現狀，政治制度。中共在對其刑法作了修改之後，取消了反革命罪。但這並不等於說中國不存在政治犯，而所有的罪犯都是刑事犯。凡在中國生活過，或對中國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這一點，中共現在鎮壓異議人士或內部鬥爭中的政敵都用的是刑事罪名。賴昌星可能是中共內部鬥爭中的一個犧牲品，就像四人幫，劉少奇，林彪，陳希同；賴昌星至少是中國缺乏法治，司法腐敗的一個犧牲品就像禹作敏，年廣久。賴昌星的暴發與煙滅是中國現行體制的一種特有現象。我認為賴案中的政治因素遠大於經濟因素，也就是說賴昌星更接近於政治犯。有些民運、人權活動家認為只有反對中共政權的人才算政治犯，這是對政治犯一詞的誤解。劉少奇，四人幫都是政治犯，但他們從未反對過中共，相反，他們都曾是中共政權中的核心人物，是殘害人民的策劃者，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是政治犯。

這種誤解可能源自一種感情，就是這種人受鎮壓活該，大快人心，罪有應得。其實這正是共產黨的哲學，與法治精神人權原則相違背。賴昌星即便是中共的爪牙，作惡多端也同樣不妨礙他有可能成為政治犯。

第二個問題是賴如果被引渡回中國會不會被判處死刑。對此，朱熔基拍胸保證不會。在中國這種人治國家，這種保證的可信度是不穩的，有時極高有時就是圈套。但問題是朱作為行政首腦憑什麼做此種保證，他又不是法官。即便是法官也不能未審先判，無論是從輕還是從重，也無論是撤案還是赦免，總得有個司法程序吧。再說，如果作為主犯的賴昌星都可不判死刑，那麼那些判了死刑的從犯又該如何解釋。賴是主犯而且外逃，罪上加罪，如他都不判死刑，此例一開，後果將是什麼？我看中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依法治國”就不攻自破了。死刑在中國的濫用已是不爭的事實。連經濟案瀆職案都構成死刑。中國每年的死刑判決和執行已超過世界各國之總和。我們在討論賴案時應該考慮到這個背景。

對第三個問題我沒十分的把握，我沒研究過加拿大的刑法。我猜至少在量刑上不會比中國重。作為一個貿易自由的國家，走私的範圍也不會比中國廣。中國在過去二十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各項經濟政策和法規變化無常，許多民營企業家忽而捧為勞模忽而鋃鐺入獄，這些人被政客們玩弄於股掌之上，毫無安全感，有時需要找個靠山也是出於私利和無奈。近些年的移民熱潮反映了民營企業家們對中國的政策，政客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至於腐敗問題，賴是個商人，不是政府公務人員，“以錢謀私”與“以權謀私”是不同的。前者是人性中的“腐敗”，後者是制度性的腐敗。我們要批判的是後者。有錢人花天酒地不愛惜身體那是他個人的事或家務事，嫖娼宿妓聚賭吸毒另當別論。

總之，賴昌星如果引渡中國，不判死刑違反司法公正原則，判死刑違法對加拿大的承諾。且替中方考慮，還是虛幌一槍自下台階為妙。不解的是，為什麼人權主席劉青等人也必置賴於死地而後快。

(二) 人權問題

人權問題首先是人的問題，其次是權的問題。這裡的人包括所有的人，從胎兒到死者，從受害到罪犯，從親人到冤家。無論男女，老少，種族，國籍，貧富，美醜，殘健，智愚；也無論政見，信仰，品行，癖好。對人權只能採用一個標準，而不能採用雙重標準。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記得當年江青自殺，美國一位人士表示這是一起踐踏人權的案件。坦白說，我的人權觀是從此才真正建立起來的。江青當時正在服刑，正處監管之中。囚犯自殺，當然是獄方的失職。江青在我眼裡固然十惡不赦，但她有她的那份權利。平心講，當年對她的審判只是一場政治鬧劇，因為她的作為並沒有觸犯當時的中國法律，那時的法律(至今仍然是)正是江青們迫害異己的工具，她怎麼濫用都不違法。

在賴案中控辯雙方都有證人到庭，但由於辯方證人是魏京生，阮銘，就引發了徐水良，劉青，胡安寧，胡平，唐柏橋五位先生的“聲明”和徐水良先生的進一步解釋。因為徐水良先生在其解釋性的文章中用的是“我們”，我假定該文與“聲明”是姐妹篇，代表其他四位的觀點。

據解釋，劉青等人發此聲明是 “為了挽救民運被傷害的聲譽而不得不發這個聲明。”這個聲明“不是以組織名義，而是以個人名義發的，是為了負責。”劉青等五位先生以個人名義發此聲明以示負責，我深感欽佩，好漢做事好漢當。觀點不同可以辯論。這第一步就比冒名匿名光明磊落。符合五位先生的一貫作風。 據解釋，發此聲明是“為使人類的公理和正義得到伸張.......只有否決政治庇護，才能作出某種國際安排，讓賴昌星受到公正的審判。”否則就是“無視中國人民的感情。”

據解釋，“無罪推定原則不適用於民事案件，不適用於政治，也不適用於刑事偵破。該原則過去被不懂法律，又自以為懂法的部分民運人士濫用了。”據解釋，“如果賴昌星政治庇護被批准，那麼，無論是根據屬人原則還是根據屬地原則，加拿大政府大約很難再對賴昌星進行審判”結論是，“有人個人一定要賴昌星的錢，我們也沒有辦法。只是他們最好知道一點羞恥，自動退出民運。”

“聲明”和“解釋”的種種荒謬出自長期從事民主人權事業的理論家，活動家之手，實在令我不解。

審理政治庇護申請本身就是一種司法程序，如果在這個程序中司法機關認定該申請人符合政治庇護標準，難道還要將他提交另一家法院去“受到公正審判”嗎？

按五位先生的觀點，只有否決賴的庇護申請，將賴引渡中國(即某種國際安排)，賴才能受到公正審判。我認為，加拿大政府對此案有完全的屬地管轄權，事實上已經開庭審理，連中共都未表異議。我也相信，加拿大政府的審判會比中共的審判更公正。“聲明”的五位作者中有四位曾領教過中共的審判，且無一認為中共的審判是公正的；怎麼輪到中共審判別人時，他們就如此有把握認為審判會是公正的呢？

“無罪推定”原則適用於一切法律案件，請先生們慎用“在自己毫無知識的領域信口開河的勇氣”。因為這的確傷害“民運的聲譽”。

“聲明”將對賴案的態度上升到維護“人類的公理”和“中國人民的感情”這個高度，有點危言聳聽了。先生們大概是受了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的影響，習慣盜用他人的名義和感情以填補心虛和腎虧。我是不大敢用這種詞彙，因為手中既無選民又無統計，妄言的也只是個人的私理。

如果說替賴作證就是要賴的錢，那麼，反之，與中共夫唱婦隨是否也可推論就是要中共的錢。這裡既有一個事實的問題也有一個邏輯的問題。替誰說話就是為了要誰的錢，如果這種邏輯也成立的話，那我們為民主人權說話，也是要民主人權的錢嗎？換一種思路，拿了又如何。為了中國的民主人權事業，台灣人的錢可以拿，猶太人的錢可以拿，美國人的錢可以拿，中國人的錢更可以拿，而且這將是中國民運的主要財源。

總之，賴昌星有得到公正審判的權利，包括有權聘請律師，邀請證人，選擇審判地，適用國際法和審判地法，並可上訴如有需要。人權高於“人類的公理”和“中國人民的感情”，如果有衝突的話。

(三) 政治問題

這個問題可能是最有爭議的問題，也是(至少在短期)最無從裁判的問題。中國的民主運動依靠誰，爭取誰，分化誰，打擊誰；這是個重要的策略問題。中國的民主運動是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是“農村包圍城市”還是“地方架空中央”，甚至“八國圍堵中國”；這是民運的方向問題。最大可能地擴展團結對象，限制打擊對象，這是政治鬥爭的常識。

當年共產黨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它連“打倒國民黨”都不提。它要打倒的是一個人(其實是一個黨)，而它要解放的是全中國(其實是它自己)。今天法輪功把矛頭只對準江澤民一個人，連李鵬朱熔基都在“統戰”之列。

當然，民運與此有區別。民運的目標是建立憲政，不是為了奪權(當然有執政的權利)；也不是為了個人恩怨(當然罪犯如李鵬應受審判)。但要實現憲政目標就必需講策略分階段。

賴昌星屬於那一類是這場爭論的焦點。我認為賴昌星絕不是民運要打擊的對象，無論是於情還是於理，也無論是從民運的宗旨考慮還是從民運的策略考慮。賴昌星案與法輪功案有某些相似之處。中共在這兩案中□羅的罪證當然不會全是假的。這裡的問題是無論是法輪功還是賴昌星，在中國他們都沒有申辯的機會，他們的罪名和刑期在逮捕和審判之前就已經定了。中國的實體法和程序法都是為迫害異己而設計的。我想，阮銘，魏京生出庭作證想要強調的正是這一點。我相信，劉青等人對此尤其不該有異議，畢竟都是過來人了。

喜不喜歡賴昌星，信不信法輪功，站在個人立場上看並不重要，但從人權法治的立場上看就非常重要。

項小吉

2001年8月13日 星期一

http://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1/8/12/150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