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速记稿

二、关于争取大国地位

毛泽东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一方面毛泽东对中国来说是功不可没，我们到现在还在享受着毛泽东当年为我们奠定中国大国地位基础的好处，受益匪浅，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

关于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有必要实事求是地还原到中国原来的历史情况，我把这个称作历史还原法。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很多时候都用现在的事来判断当年的是与非，用今天的观点来判断当年。很多的同志、很多学者在研究的时候，他也力图不要用现在的观念来判断当年的事与非，力图客观一点，但是由于他缺少一种必要的历史还原，缺少对当年这些领导人每天生活其中并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的把握，所以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用今天的是和非来评判当年的是与非。所以，我是一直认为这个历史还原法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研究一个问题、研究一个概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运用这样一种方法。

如果还原到当年，就是５０年代之前的话，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上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就是人们普遍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本来，在十九世纪末，很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包括政治学家对二十世纪人类的进步充满了一种很好的憧憬、美好的憧憬，信心很足，很看好。结果没想到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在半个世纪之内，人类连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整个的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在１９２９年陷入了一个空前的危机，出现了一种社会、政治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对全球、对整个世界，除了一些不发达的地方、很闭塞的地方，都产生了冲击。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和平的局面究竟能维持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会爆发？可不可以避免？这是当时人类共同的一个问题；不是毛泽东个人面临的问题，包括斯大林、罗斯福等等，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出现了第二个基本特征，就是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一起通过雅尔塔会议，也通过这之前一系列的国际性会议，确立了一个两极格局，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大国，初步确定了苏美的两极格局。两极格局对于所有的国家，无论你是大国，小国也好，在寻求国家独立的时候都是不能不考虑的。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背景呢？这就跟毛泽东为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紧密相关的，这件大事就是现在经常有争论的【一边倒】政策---在当时来说，作为一个新独立的中国，尽管它是一个大国，尽管它过去曾经在世界上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毕竟这个时候是一个积贫积弱、刚刚得到独立的国家，况且还有一个敌对的政权在台湾，还占据着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时候中国要取得国际上的承认，唯一一个现实的选择就是要在这两大阵营选择一个。当时对于要不要实行【一边倒】，在民主党派之间是有过争论的，有过议论的；而且，这些人公推张治中向毛泽东进言。毛泽东跟他讲，我们不能搞在美、苏两边骑墙的政策，只能是【一边倒】。在这个【一边倒】的过程中，毛泽东同样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倒向苏联这一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同时我们又不能够成为苏联的小兄弟似的卫星国。怎么办？这就是毛泽东在第一次访苏的时候很艰难的一场斗争，既不能跟斯大林翻脸，但是又要结束苏联在中国的特权地位。整个的过程大家都非常清楚了，这都已经成为定论的东西了，包括俄罗斯的档案都已经公布出来了，这都是很清楚的，我就不多说了。这里我提供一个细节，实际上当时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包括要收回旅顺这些港口，还包括当时我们曾经想过把外蒙古收过来，这些都在民主党派内部通报过。主席的第一次访苏都事先通报过，都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但他们都是跟共产党站在一边的，而且大家都认为毛泽东如果去了以后，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那太好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贡献。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可以说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达不到目的回来无颜见江东父老乡亲。这就是毛泽东在苏联软磨硬泡呆了两个多月之久的原因。弄得斯大林最后没招，只好适当地做一些妥协，当然我们也妥协。任何一个国际的谈判，任何一个国际条约、同盟的签订，没有双方的妥协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把这种双方的妥协叫做双赢。这个问题如果放在当时、当地的特定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看出这个决策的得失。

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决策抗美援朝。

其实，抗美援朝大家也都知道，抗美援朝的是是非非、长长短短，现在大家都在说，见仁见智。抗美援朝有一个决策的过程，既是一个国内决策的过程；同时，这种国内决策背后也可以看到中、美、苏三国领导人智力的角斗。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美国和苏联在国际战略上都没有局部战争的概念。在他们的眼里，在朝鲜半岛上打的这场仗，如果最后扩大为苏联和美国之间都出兵了，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苏联是这样认为，美国也是这样认为，这就是它们当时的一个国际战略的基本点，而他们双方都在力图避免由于这个地方引起两国的对垒，引起新的世界大战。

所以，在６月２５日以后，美国人宣布要干涉朝鲜内政的时候，当时要开安理会，要成立联合国军，美国人有很多很多的准备。但是，当美国代表一进门后，看到苏联席位上马立克缺席，心里就美了。这表明苏联无意和美国人在朝鲜半岛问题摊牌，全面对抗，他心里就有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人以为可以不顾中国人的警告，以为中国人说话根本无足轻重，可以大胆地越过三八线。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第一招棋就放在阻止美国人越过三八线。所以在９月和１０月毛泽东、周恩来连续三次发表声明，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话，中国人绝对不会坐视不救。他们想控制这个局面，但控制不住，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最后没办法了，只能出兵了。

出兵以后，毛泽东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有两个基本点：第一个就是要控制朝鲜半岛的局势，控制到什么程度呢？要避免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化，局部问题局部解决，这就是后来的局部战争这个概念的由来。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通过朝鲜战争教训了美国人，美国人才从这里面得到了局部战争一个概念。第二个基本点是避免朝鲜半岛战争长期化、持久化，因为当时毛泽东认为持久对我们不利，但是这个问题后来有所改变。为什么持久对我们不利呢？主要是考虑我们国内对这场现代化战争的支撑能力，经济上和民心的支撑能力，能支撑多久？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要求，所以就导致我们在抗美援朝过程中，特别是五次战役表现出了一个特点，就是越打也急，第四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打得就有点没有节奏了，我们损失比较大，最后只能从汉城退守到三八线。

在这个时候，即战争经过了一年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国内的经济不但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反而还受到了促进，经济在上升、在发展，因为民气起来了，包括民主党派、爱国的资本家，大家都起来了，加班加点为国贡献，支援前方、支援战争。不是战争影响了经济建设，而是促进了经济建设，这是毛泽东意想不到的。这对毛泽东后来对建设中一些东西的认识是很有影响的，这是后话。但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就确立了朝鲜战争的方针，叫做【边打、边稳、边建】，【边打】就是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边稳】稳定国内的局势，包括镇压反革命，因为当时暗藏在国内的反革命分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就要来了，中国共产党必败无疑，台湾马上就要反攻了，蒋介石马上就要反攻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稳定国内的形势；【边建】就是搞经济建设。确定的是这样一个方针，也就是说国内的经济支撑能力可以使这个战争持久化，没有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认识到，三八线实际上就是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国防实力对比的一个力量平衡线，我们打不过去，他也打不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向美国发了一个信号说，你愿意打多久，我就打多久。一直打到美国人愿意罢手为止，一直打到美国人愿意在和平谈判的协定上签字为止。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任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就软了。在做出一系列的分析以后，他最后得出结论，朝鲜半岛的战争持久化、长期化对美国不利。整个的战争局面随之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刚才也讲到，凡是决策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包括中美关系长期的停滞不前，包括台湾受到影响，这都是抗美援朝所付出的代价。但是，抗美援朝的收获也是巨大的。对于当时中国来说，最大的一个【得】是什么呢？其它的还有很多，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所得，就是在世界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对中国不是句空话。

为什么呢？过去中国政府说什么话，第一，没人听。第二，说了白说，没人怕。第三，没人信。你究竟能不能兑现，你说你不会坐视不救，我打了瞧，到你鸭绿江边，我看你敢不敢过来，跟你叫板。所以，这个【得】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到了１９５４年开日内瓦会议的时候，美国人、英国人都一致地要邀请中国代表团。尽管他不给中国代表团相应的正式的外交礼遇。但是他承认，解决越南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不能没有中国参加。

十几年以后，美国在１９６４年前后制造了东京湾事件，这个事件实际上是一个战略上的试探。如果中越两方在这个问题上要示弱的话，包括苏联，它就可以派兵越过北纬１７度线，扩大战争。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政府马上做出反应，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如果美国人胆敢把战争扩大到１７度线以北的话，中国的辽阔国土就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第二句话，中国人从来不愿意和美国人打仗，但是如果这场战争和美国人打起来，战争没有国界，自己掂量吧。第三句话，中国人说话从来是算数的。这句话是一个外交辞令，实际上是在提醒美国人，你别忘了朝鲜战争。后来，我听美国的学者讲，当时美国的五角大楼，就因为中国政府这三句话一周彻夜未眠。五角大楼忙活起来，赶紧去分析，包括调动它各种各样的侦查系统，最后得出结论，中国人说这几句话是要动真的。一直到１９７３年巴黎和约（越南问题的巴黎和约）签订为止，它从来不敢派一个兵越过１７度线，它只敢狂轰滥炸。它不敢出兵，这对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这个棋子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受益无穷。

现在，我们中国政府为什么说话还有信用？人家还怕？一般的声明，美国人、台湾人不怕。到了真正叫板的时候，说一句狠话、硬话，他还是怕的。为什么？跟这个教训有关系。现在美国人的心理状态是觉得，一般情况下，你不会像当年这些领导人这么干的。但是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万一，万一最后逼急了，最后干一下，他还是很害怕。所以，现在外交部发言人讲，我们要启动国家的立法程序搞反对分裂国家法，这一下子现在美国人很惊惶。所以，我说抗美援朝对于我们今天还是受益无穷的一件事。

第三是中苏论战，这是比较复杂的事情。

我原来写过一些文章，做过一些分析。总的来说，中苏论战，就像小平讲的，双方都说了很多的大话、空话、套话。而且最后形成的一些理论观点，特别是【九评】里面形成的一些过【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些理论观点，对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非常有影响的。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一些沉重的代价。但是，中苏论战有一条，没有中苏论战的话，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

我记得，９０年代初期，在我们文献室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大家向胡绳同志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苏东的道路，因为当时苏联解体，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而且也在担心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苏东。当时，胡绳同志讲了两点：一点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中国开始走自己的道路，而没有向东欧这些国家，把自己的经济命脉都系在苏联的老大哥身上，那就不是独立自主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中苏论战得到了一个实惠，就是我们从苏联老大哥的阵营里真正地脱出身来，彻底出来了。这样才树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的形象。而且我们在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里面找到了自己的战略支撑点。在这一方面，我写过一篇文章，１９９８年我到美国哈佛的费正清研究中心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会议上我递交的一篇论文就是这个，题目是《毛泽东向两极格局的挑战》。这篇论文，他们包括施拉姆教授看了以后，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启发作用。这篇文章他们翻译成英文，收录到学术论文集里面去。但是题目他们换了，他们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刺激，很难接受。

第四个是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

这个我不多说了，这里就补充一个信息：毛泽东在１９５５年做出搞原子弹的决策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这句话看来很不经意地从毛泽东嘴里说出，但是事后想想很有道理。去年年初，我曾经跟咱们核物理工程研究院的前任院长，也是一个院士，见过一次面。他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当年说搞一点原子弹？我说，对不起，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我只知道他说过这句话，但是他到底怎么说，我也没太在意。他说，这个【一点】特别有学问。为什么呢？要搞，不搞你没有大国地位。而且要搞就要早搞，像模像样地搞，搞晚了人家不让你搞了，制裁你，你就搞不成了。但是不能多搞，搞一点就行。多搞了，就跟苏联一样，要上美国人的当，被军备竞赛把你拖垮。这是中国的国力绝对不允许的。这个决策用今天的话来说有点【杀手锏】的意味，但是，原子弹对中国的大国地位来说远比今天的【杀手锏】更重要。原子弹爆炸以后，尼克松马上就改变了态度。尼克松当时还不是总统，他要竞选总统，他讲了一点，１９６５年他就讲过，再也不能够让中国逍遥在联合国等等国际机构之外，不能让它为所欲为了。我们要把它套回到国际组织里面去，让它成为像苏联一样负责任的大国。当然，他所说的【负责任】的含义跟我们所说的【负责任】是两码事。从这个来看，这件事情对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我们和苏联决裂，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再依附于苏联的阵营，不再受控于苏联，这一点和我们成为核大国这一点一样，对于后来７０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是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但现在俄罗斯的特别是俄共的学者（我跟他们有一些交流，打了一些交道）老是说这句话，我们苏联共产党怎么垮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帮助美国人把我们搞垮的。他们到现在还对此耿耿于怀。

第五件事，也是争取中国大国地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过程我不细说了。这里面是非常有戏剧性的，把它拍成一个电影，搬上荧幕，都是非常好看的一个片子。这件事恰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发生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身的理论和实践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所作所为，还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还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这在《历史决议》里面也没有否认。

在２００２年中央党校和哈佛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我提交了题为《从中美关系正常化到中美建交》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我详细地探讨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这件事不是孤立的外交事件，内政和外交从来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那篇论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讲内政和外交之间的互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得益的不仅仅是大国地位，它对于当时我们国内一系列的工作，包括落实老干部的政策、教育方针的调整等等，对于当时我们重新认识外部世界，都是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说到这里，我顺便讲一个个人想法。我总觉得，如果要讲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话，至少应该追溯到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才能够比较清晰地、比较实事求是地看出这一条历史脉搏的跳动。一个伟人在历史关节点所起的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历史伟人必须要在历史所造就的历史脉搏上跳动，才能够起到推动历史的作用，这就是四两拨千斤的道理。基础的东西还是历史脉搏的跳动。这跟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平民老百姓，所有思想界的人物，也包括一些老干部等等，这些人合力的作用是完全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