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談談薄熙來

送交者: 超越左右 2012年04月05日09:48:4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獨樹一幟的薄熙來其從政以來就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現在這個爭議是越來越烈了。其實爭論的結論很簡單，你支持共產黨你就應該支持薄熙來，你**你也應該支持薄熙來。       如果你崇尚民主法治你就更加應該支持薄熙來，他是共產黨的另類，在中國政界能出現薄熙來式的人物本身就反映出中國社會的進步，反映共產黨內的民主制度在發展。過去，共產黨在用無情的暴力消滅自己外部階級敵人的同時，又在毫不留情地用殘酷鬥爭的手段清除了自己內部的不同政見者，今天它還能做到嗎？黨內的民主化趨勢正逐步向我們走來，也許由於薄的特殊的政治背影，使薄式人物的出現比我們預期的要早，這類人物不僅出現了，生存下來，還能展現其獨特的從政風格。這種獨特性是對共產黨大一統集權執政慣例的背叛，僅從這一點講，自由民主派就不應該對薄說三道四。       同時，薄創立的重慶模式帶來了共產黨復興，維護共產黨的榮譽，發揚共產黨的光榮傳統，得到人民的認同，得到了左派的支持也是必然的。       如果支持和**的人都是一個願望，希望中國繁榮昌盛，你就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GCD已經是一個九十高壽的老人，搞專制手段力不從心，通過良性運作維護統治，帶來了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用最大的限度榨取舊體制中的積極因素為將來民主社會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這有什麼不好。我們沒有理由打倒它。我們與其打倒它，還不如利用它實現社會的和平轉型。       現在，主要的焦點反映在“李莊案”和“唱紅”上。       有人說唱紅是文革之風，此話的概念極不準確，唱紅本身並不是文革之風，但對唱紅強力的宣傳形式應該認為是文革之風，但不是文革回潮，本來就沒走，何謂回潮。重慶唱紅主力是公務員和最反對文革的退休老爺爺老太太，唱紅的目的是要營造一種講正氣的氛圍，時刻提醒公務員為老百姓服務。中國政治現在始終處於文革之風的影響之下，尤其是宣傳模式一直沒有走出文革之風的陰影。文革之風集中國封建專制文化之大成，它主體表現在對人們的心靈專制，要你必須在思想範疇上認同你自己不認同的意念，你不僅不能說不是，也不能不說是；甚至對和平的自由民主觀念都不能容忍，對思想文化異同者都要採取強制行政手段處罰；在宣傳內容上鼓吹個人崇拜，歌功頌德，理論歸一不容異議，造假愚民算是最有特色的了；宣傳手段上是強制傳播，連篇累牘，反覆說教，通過物理上的反覆播送，達成生理反映的慣性思維。為了政治上的需要，昨天宣傳是這個，今天宣傳是那個，宣傳的內容相互矛盾，讓人無所適從。從文革到現在，這種惡劣之風始終是官方媒體認同的主流，只是宣傳內容有所改變，力度有所減弱。現在唱紅歌搶了過去腐朽內容的頭彩，和“開大會聽八股報告喊口號講雷同感受”的乏味內容相比，唱歌最起碼有娛樂效應。       歷史發展本身就存在着輪迴，有些現象仿佛是回到原點，有相似，但已經發生了質的改變，並非是認同過去事物。舉“唱紅”這面旗幟也是無奈之舉。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由於政治改革滯後的禁錮,使現時中國末能形成新時代的價值觀，而在紅歌年代曾經被人們拋棄的腐朽的價值觀卻捲土重來，民風劣俗，其中物質欲立志已成風氣，樹立理想勵志的社會風尚，唱紅有其促進作用。中國幾十年形成慣性思維的形式主義的顯現，也是令人反感，它的出現不應代表唱紅的主流內涵。與其猜測它的政治目的不如找樂化解它的政治取向。最近訪問重慶的西德政治家施羅德就唱紅本身說道：“唱紅溝通了二代人的交流，是連結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紐帶”，此話多意義深長。       說薄熙來要恢復文革朝代，從道理上講不通，有一個網友這樣寫到――“薄熙來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薄熙來這代人對文化大革命對他們精神與命運的創傷應該是刻骨銘心。這代人對文革中的惡劣現象深惡痛絕，反感文化的迪克推多是那個時代給這一代人所留下的最深刻的思想烙印，作為經歷過文革的人們來說應該是感同身受的。薄熙來內心深處對民主的理解應該不亞於所謂的諾--爾peace獎獲得者liu-波，我對此深信不疑。”這個評論應該是客觀的。       從披露的信息來分析，李莊案確實存在瑕疵，但是從政治的高度講可以理解。在打黑伊始時，政局詭異，上層並不看好，心境各有不同；而黨內的大大小小的貪官群體更是恨之入骨，李莊一季案的出現正好是他們反攻倒算的突破口，如果李莊案勝訴，重慶打黑將面臨着夭折的危險。用大的實質正義否定界線模糊的小程序正義是否正確，我想重慶人民對打黑的積極態度已經給出了回答。       對李莊案的如何處理始終是重慶當局的一個心病，尤其在民主法制深入人心的今天更是如此，李莊一案的平衡落地對重慶當局來說算是逃過一劫。從反面看，如果認定李莊二案是出於重慶當局的惡意報復，但當此案情出現於對重慶當局不利的情況下，重慶當局主動撤訴，不戰了之，反映之迅速，手法變換之靈活，可令薄的對手自嘆技不如人。也可以看出薄的法權意識並不遜色專業的法律人士，並在政治鬥爭中玩弄“違法”有度。從正面看，李莊二案的實際效果反而表現出重慶當局依法辦事實事求是的態度，而民間律師以法逼退當局撤訴也算小勝，實際客觀效果體現出社會進步。       從法治的角度講重慶的打黑確實有着太多的政治傾向。而在中國又有多少法律程序能匡救正義？人治正義反而是來得快更得民心。我們應站在歷史的高度看待重慶打黑的進步意義，不要過份強調中國現實強人政治的“專制性”的負面作用，如果一個政治強者只能順民意造福民生，而不能挾民意匡扶正義，那麼中國現時的民主法治也不可能擔當扶持正義的重任。       當中國法律界一個才華橫溢的賀先生在喋喋不休地發表他書本的法律理念的時候，他是否能意識到，你紙上談兵的理想，在中國已經有人身體力行了，這個人就是薄熙來。薄熙來現在的仕途行為正是中國民主選舉的前奏，薄熙來把自己的政治出路與民生打黑相結合的作法，其實際的社會效果與民主社會的競選方式實為異曲同工。你要是能趕上議會競選的大環境，不要忘記感謝你曾經攻擊過的薄大哥，正是他勇敢打破傳統，率先嘗鮮而遭人非議。        一個網友是這樣評論薄熙來仕途之路――“能夠行為“出格”的，只能是薄熙來這種不是由既定遊戲規則而產生的人，而是通過自己努力“意外”入圍進入高層的人。中國要想在短期內走向民主，唯一可以看得到的希望，也只有可能發生在右翼所排斥的薄熙來身上。只有以這種途徑脫穎而出的人，上位後才能不受既成格局的約束，才可能不按規則出牌，打破僵局。事實上，由於薄的上位不是某種自上而下安排的產物，而是自下而上自己努力的結果，所以他上位後，沒有哪種安排可以約束他的行為，也沒有人可以預料其行為的影響和後果。薄的能量，可能會在規則以外的多個方面爆發。如選項之一的民主，因權力不可終身（這點很重要），薄本人也就沒有更多理由排斥民主。縱或他本人的選擇不是民主，他攪局的結果，也可能為其他人推動民主製造機會。”       我常常困惑這些民主的精英真是那樣政治視野狹窄，歷史眼界短淺嗎？如果否認這個結論，那只能這樣來說明，他們與貪官污吏黑社會的心態是一樣的，希望一個腐敗專制的共產黨的存在，希望共產黨庸人執政，這樣他們可頂着民主法制的頭銜，名利雙收，利用共產黨的腐敗大撈一把，一旦共產黨垮台也可以用其頭銜在新政界混一席之地。也許我們誤解了法學者，他們也同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一樣，不希望中國的當權者是政治強人，因為中國權大於法，當權者常常徇私枉法，又專橫霸道，民眾毫無辦法，大家只能寄託弱者庸人撐權以便得到間隙中的民主空間。       有今年發生的二件事可以讓人深思，以“民主”和“開明”而響名的廣東汪書記對待二宗外地民工因冤而起的群體事件並沒用積極的開明態度給出正面的回應，而是用武警壓制的手段草率處理；而在內蒙發生牧民維權引發的群體事件中，具有平民出身的內蒙胡書記還不是用胡蘿蔔加大棒的強制手段擺平的。而法學大人們對這二事件視而不見。這二件事如果發生在重慶，薄熙來肯定會成為法學大人口誅筆伐下十惡不赦的大罪人。       汪薄二人同時上任，由於重慶打黑在前，公正壓邪，使天下未亂蜀先亂的重慶社會穩定處於中國的前列。薄對群體事件不僅沒有動用武力，而且在處理上採取了電視直播政府對話的形式解決，對用這民主理念處理問題的前衛作法，這些法學老大們並沒有給予公正的肯定。重慶提出的要在“二江新區”建立的因特網取消政治防火牆，直通國際因特網的想法其開放力度更是讓人驚嘆不已。       薄能否成為分裂共產黨的新軍，還是能否成為保衛共產黨的衛士，這要看共產黨本身是否有順應時代潮流的能力而定。同時也要驗證“不反腐國亡，反腐黨亡”的賭咒，這也是黨內高層敷衍反腐的原由之一。重慶打黑反腐所得到的最寶貴的認知是，堅定反腐是共產黨復興的機遇，只要共產黨真心實意地改革，人民不會拋棄共產黨。也許出於此認識，共產黨內部各種勢力在生命攸關的時刻容忍了薄的特立獨行，這也只是權宜之計，他們也在利用薄熙來，緩解民怨和社會矛盾，因此對薄類似於 “逼宮”的行為，他們不敢也沒有能力沒有道理對薄的特性執行“黨紀”，實際上也打開了黨內民主的大門。       薄熙來叛逆共產黨傳統的作法之所以能夠在中共高層的異議中和平理性發展，並使他能演義出精彩的大幕，主要還是歸於中國社會民主開放的大環境，民眾的支持與理解，這種現象在毛澤東鄧小平時代是不可想象的，像薄這樣的另類在那個時代，早就被冠已反黨分子的帽子“全規”了。薄式現象也再次誘發了民間民主意識，中國民間“獨立候選人”的出現可以視為薄現象發酵的結果。       薄贏得了重慶模式的勝利，薄的鐵腕手段也展現的淋漓盡致。有人提出這樣一種觀點，薄的強人治政有可能變成強人專制。這種觀點是多麼的近視，難道歷史還能給薄這種機會嗎？如果歷史給薄這種機會，那麼歷史也會把個機會給於其他人，只要存在着專制的客觀條件，這種人物總是要出現的。       不管薄熙來是出於什麼樣的政治目的，也不論薄個人的品質如何，薄的行為所產生的政治效果具有偉大進步意義，如果薄失敗了，那是時代的悲哀。如果薄成功了，在共產黨內部必會繼續湧現更多的薄式人物，其數量和質量一定會遠遠多於高於社會的“民主鬥士”，由共產黨內部的新興力量推動中國民主進程也必然會成為社會發展進步的主流。這是最最理想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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