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目前是美國在領導世界新軍事變革的潮流，但是從歷史上看，19世紀的霸權國家英國和20世紀前半期的美國，都沒這麼做過，反而是走在德國與日本的後面，這是因為當時的英、美都沒有發動戰爭的動力，但是在“冷戰”結束後已經沒有國家有能力對美國發出挑戰，美國為什麼反而要率先進行新軍事變革呢？

原因在於世界已經進入到虛擬資本主義時代。這個時代的最大特點就是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從生產過剩型經濟轉為生產不足型經濟，資本運動的主體已經從物質產品生產轉移到虛擬產品生產，並把製造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然後以虛擬產品與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物質產品淨剩餘相交換。這種“虛擬經濟生存”方式的前提是，想要獨占世界淨剩餘產品的帝國主義國家必須擁有貨幣霸權，貨幣霸權以往都是產生於物質生產的霸權，可進入到虛擬資本主義時代，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會相繼失去物質產品生產的統治地位，因而只能用軍事霸權來支撐貨幣霸權。

這樣就導致了當代戰爭形態的變化，主要發生在四個方面，即戰爭目的從調節物質產品流向轉為調節國際資本流向；戰爭對象從打擊有直接利益衝突的國家轉為與直接利益敵人安全形勢相關度高的國家；戰爭形式從對戰爭爆發時機的欺騙轉為對戰爭目的的欺騙；戰爭規模則趨向於小型化。

在虛擬資本主義時代，帝國主義國家必然展開對貨幣霸權的爭奪，這種爭奪在當前主要存在於美歐之間。美國由於要與歐洲爭霸，又主要把製造業轉移到東亞地區，因此所採取的戰略必然是“擾亂歐洲、穩定亞洲”，這就給中國提供了國際安全保障。中國在工業化過程將面臨資源矛盾，應付這種矛盾的最好辦法，是爭取其他發達國家在走入虛擬資本主義的過程中，也把其製造業轉移到中國，這樣中國在未來15年中就會形成最好的國際安全環境。

世紀之交，新軍事變革的潮流如排山倒海之勢般到來，世界各國都想趕上這場變革的步伐，中國當然也不例外。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已經具備了經濟與科技發展的實力，更是因為隨着國家經濟總量的增加，主要工業化資源稀缺的矛盾已經逐漸突出，並日益指向海外，比如由於進口石油已超過7000萬噸，今年3月爆發的海灣戰爭，使我們第一次深刻感覺到國際經濟安全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制約。因此，研究世界新軍事變革的起因與趨勢，研究中國經濟長期發展與國防戰略的關係，就成了當前乃至今後相當長時期內的一個重要課題。

一、 世界新軍事變革之謎思

當代新軍事變革的起源在美國，主要特徵是利用當代信息技術改造傳統的武器系統，發展陸、海、空、天、電五位一體的全新武器系統。如果把徒手作戰、冷兵器、熱兵器、機械化武器作為人類歷史上武器的四個發展階段，這場新軍事變革就是要把武器系統提升到第五個階段――信息化武器階段。武器的進步也總是會帶來軍隊編制、作戰方式和軍事理論的變化，例如美軍正打算把基本作戰單位劃小，從過去以數萬人的“師”為基本作戰單位，轉為5000人的“旅”乃至500人的“營”為基本作戰單位，並且打算把以12艘航母為核心的海軍戰鬥群，轉變成37個攻擊群。

美國所領導新軍事變革還有許多內容，但不是本文討論的主題，我所關心的問題是，為什麼是當代的霸權國家美國在領導這場新軍事變革，而19世紀的霸權國家英國，在其長達100多年稱霸世界的時間裡，卻始終沒有走在世界新軍事變革的前列？

英國從18世紀中期開始掀起工業革命，到19世紀70年代大英帝國最鼎盛時期，英國的生產總值占據了世界的一半，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時間裡，許多科技發明都是首先出自英國，但英國的武器系統、軍事編制以及軍事理論的發展卻始終走在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後面，不僅如此，在新武器的發明和採用方面甚至是排斥態度。

例如，現代步槍是起源於19世紀前半期的兩項重要發明，即圓錐型彈頭和火冒，而圓錐型彈頭就是1823年由英軍一個上尉發明的，但是卻被英國政府拒絕採用，後來傳到法國才被軍隊採用，而英國軍隊直到1851年才開始裝備發射新型子彈的步槍，其中間隔了28年。大英帝國號稱“日不落帝國”，海上貿易是英國的生命線，然而英國的瓦特雖然在1769年就發明了蒸汽機，1802年已經出現了蒸汽動力的輪船，1819年已經出現了可橫渡大西洋的輪船，可是直到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英軍所使用的戰艦居然還全部是以風帆作動力的木殼艦，直到1860年英國才造出了第一艘蒸汽的動力的裝甲艦“勇士號”，與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時間整整滯後了90年。在此期間，英國海軍部甚至把反對蒸汽兵艦的使用，當成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從英軍的人數看，1816年為25·5萬人，而1880年為24·8萬人，在整個大英帝國鼎盛時期也是減少的趨勢。

在軍隊編制方面，18世紀以前，歐洲各國軍隊中只有“團”的編制，拿破崙戰爭中，法軍中出現了“師”級編制，以後又出現了“軍”編制，在拿破崙戰爭以後，師與軍已經成為歐洲軍隊的普遍編制形式，而在19世紀中，英國軍隊只有師一級編制，還是戰時編制，戰爭一旦結束，英軍的師級編制就會被撤銷。

在軍事理論方面，從英國工業革命開始直到大英帝國鼎盛時期，也沒有出現什麼對當代乃至後世產生重大影響的軍事理論家。

實際上，從19世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始終走在世界軍事變革前列的國家是德國（前期是德國的前身－普魯士）。是德國最先發明與使用了撞針和彈倉式步槍，最早推廣使用了現代鋼質後裝線膛炮，最早把鐵路用於戰爭；是德國最早在軍隊中建立了總參謀部制，建立了現代的徵兵制，最早發明了“閃擊戰”法，使用裝甲兵集中用於突破敵方戰線，領導了從熱兵器作戰轉向機械化作戰的新軍事變革。德國還出現了像克勞塞維茨、毛奇和古德里安這樣的一批傑出軍事理論家與軍事指揮藝術家。

19世紀後期，隨着內燃機的出現，世界軍事開始走入從熱兵器時代向機械化兵器時代的過渡，與此同時，美國以其不斷超越英國的經濟實力，逐漸取代了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到1894年，美國的製造業總值已經是英國的兩倍，到一次戰前，已經是英、法、德、日之和，但是直到二次戰前，美國既沒有擴充自己的軍事實力，更沒有去趕世界軍事變革的潮流。例如，美國雖然到最後也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只派去了一個師的兵力，派去軍隊所使用的重武器如坦克和大炮等還是從英、法兩國臨時借的。一戰中出現坦克和飛機後，西方各國特別是德國，都在加緊坦克與飛機的生產以及這些新兵器戰法的研究，到二次戰前，德國已經裝備了6個裝甲師，波蘭戰爭後又擴大到10個，可美國直到1932年才組建了第一支機械化部隊――第七騎兵旅，而國會竟然通過了限制軍隊裝備坦克的法律，以致於第七騎兵旅里熱衷於發展坦克的軍官們，只能把偷偷搞進來的幾輛坦克稱為“輕型裝甲車”，直到1940年美國才組建第一個裝甲師。飛機雖然是美國的萊特兄弟在1903年發明的，但是直到二戰前，當歐洲主要國家都已經裝備了數千架作戰飛機的時候，美國的空軍卻只有1200架軍用飛機和2500個飛行員。從美國的陸軍人數看，二戰前只及歐洲一個中小國家的水平。美國海軍的命運也是如此，直到一次戰前，美國海軍的規模還只是中南美洲一個小國的水平，這常使美國的海軍軍官在中南美洲的同行們面前汗顏，直到二次戰前，美國的海軍也僅能與只是自己總產出四分之一的英國並駕齊驅。

可見，並不是擁有世界霸權的國家就一定會走在世界軍事變革的前列。那麼，為什麼英國，以及後來居上的美國在19世紀和二戰前會是如此作為呢？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自工業革命以來直到上世紀90年代前，世界資本主義始終是處在物質產品生產時代，因此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世界霸權，首先是物質產品生產的霸權。英國取得19世紀的世界霸權，是由於英國最早進行了工業革命，因此最先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占據了最大生產和市場份額，美國可以取代英國的霸主地位，也是因為同樣的原因。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追求最大利潤，只要能夠通過生產的發展與技術進步獲得最大的市場份額與利潤，就沒有必要打仗。

19世紀是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剛剛在歐洲確立的時期，而亞洲、非洲和南北美洲許多地方還處在封建乃至奴隸社會發展階段，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本身就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而走在工業革命最前面的英國，正是靠着工業革命所創造出的巨大生產力，不斷實行對外經濟征服，建立了龐大的殖民帝國，為自己的商品和資本輸出帶來日益擴大的市場與利潤空間。19世紀初，英國的海外殖民地面積已經相當於本土面積的近50倍，1800～1876年，英國的海外殖民地以年均15萬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長，達到2250萬平方公里，而到一次戰前，英國的殖民地面積又擴大了1100萬平方公里。英國從與殖民地的貿易和投資中獲取巨額的經濟利益，例如，1814～1836年間，英國對印度的紡織品輸出增長了50倍，占英國紡織品生產能力的四分之一。英國的海外投資收入19世紀30年代已達年均800萬英鎊，到19世紀70年代竟超過5000萬英鎊。

英國對殖民地的征服，面對的都是弱小和落後民族，與當時擁有先進武器的英軍對比根本不是對手。英國的產品雖然也輸往歐洲大陸，但主要的貿易流向是向殖民地國家輸出，因此與歐洲各列強的經濟利益矛盾並不大。在整個19世紀，英國對歐洲大陸的政治目標是保持歐洲各大國實力的均衡，防止一國作大對英國形成威脅，因此在19世紀歐洲發生的幾場戰爭中，英國都是以聯合其他國家，支持弱小一方為軍事行動目標的。英國所參與的19世紀初期的反法戰爭與19世紀中期的克里米亞戰爭都是如此。由於英國並不打算在歐洲稱霸，在殖民地又只需要對付小國和弱國，就沒有推動英國發展軍事實力的緊迫感和足夠動力。所以保羅·肯尼迪一針見血地指出“1815～1880年期間，英帝國的大部分地區是在強權的真空中存在的這種說法，並非言過其實，這也是英國殖民軍規模較小的原因”（見《大國的興衰》）。

美國的情況雖與英國有所不同，但也極為相似。美國剛建國時的面積，就是今天在東北部的13個州，獨立戰爭特別是南北戰爭以後，美國在北美地區進行了一系列領土擴張。1803年美國從法國手中買得了路易斯安那，使美國的面積增加了一倍，1819年又從西班牙手中買到了佛羅里達，1836～1846年，美國通過與墨西哥的兩場戰爭兼併了德克薩斯，還獲得了新墨西哥、亞利桑那、加利福尼亞、內華達、猶他、和科羅拉多的一部分，同時，美國又與英國簽訂了一個條約，獲得了奧爾良地區，即華盛頓、奧爾良和愛達荷三個州。1853年，又與墨西哥完成了加德森的購買，1867年，美國從俄國方面購得了阿拉斯加，到此，美國的本土就已經與今天的面積一樣大了。領土擴大使美國獲得了豐富的自然資源，同時由於人口迅速增長和移民不斷增加，使美國的國內市場需求不斷擴大，美國完全可以憑藉國內的資源與市場需求就獲得經濟的長期快速發展，因此就產生不了與歐洲列強爭霸的欲望。海權思想雖然最早產生於美國，美國的許多政要也很欣賞“海權論”，但卻被長期束之高閣，反而是19世紀20年代由門羅總統提出的“門羅主義”統治了美國長達100多年的外交政策，即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美國對歐洲事務沒有興趣，歐洲也不要干預美洲事務。《海權論》的作者馬漢雖然極力主張美國實行海洋擴張，面對美國的國情卻無可奈何，1890年他不無悲哀的寫道，“除阿拉斯加外，美國沒有任何外國的領地，……太平洋是防禦最薄弱的邊境，它也遠離最危險的敵人。國內的資源與我們目前的需要相比，能夠用之不竭，我們能夠在‘自己的小小角落’里無限期地依靠自己生活下去……”。

對比19世紀走在世界軍事變革最前列的德國，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環境就完全是另一番樣子。直到19世紀前半期，德國還是一個分裂成幾十個邦國的關稅聯盟，而到1871年才在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領導下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可此時世界的殖民地已經被歐洲列強瓜分的差不多了。比如到一次大戰前，德國的海外殖民地面積只是英國的十二分之一，法國的三分之一。1870年德國統一前，其生產總量只是英國的40％而略高於法國，但是到一次大戰前已經比英國大出15％，是法國的2·7倍，德國的人口也顯著高出英、法兩國。德國是個資源貧乏的國家，除了東部地區有一點褐煤，工業化急需的鐵礦和石油以及其他礦產資源都得進口，實際只能從其他列強和所霸占的殖民地進口，因此市場與資源的缺乏就促使德國必須與其他列強開戰。從威廉二世要建立“德國世紀”到希特勒的奪取“生存空間”，原因都是由於德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空間不足，由此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而正是這個原因，才使德國產生了強烈的戰爭動機，成為19世紀中期到二次大戰中走在世界軍事變革前列的國家，以及兩次大戰中世界最強大的戰爭機器。

“以史為鏡，可知興衰”，以上分析說明，沒有經濟利益衝突所導致的戰爭動機，就不會產生進行新軍事變革的動力。二戰結束後世界進入“冷戰”時代，由於受到前蘇聯的威脅，美國始終走在西方國家軍事力量發展的前列，但冷戰的對立是產生於政治原因，然而在今天，冷戰已經結束了十多年，對美國構成軍事威脅的前蘇聯已經轉入了市場經濟體制，美國的軍事實力就是大英帝國鼎盛時期與德國軍事力量最強大的時期也望塵莫及，美國為什麼還要急於進行新軍事變革呢？美國是在準備打仗嗎？那麼威脅來自何方？敵人是誰？未來的戰場在那裡呢？如果這些問題不搞清楚，盲目跟隨所謂“新軍事變革”的潮流，中國的軍隊可能花了錢還會打敗仗。

二、三論世界資本主義新階段

前面的分析表明，19世紀和20世紀的霸權國家，都沒有產生進行新軍事變革的動力，而在新世紀之交卻發生了與以往不同的重大變化。既然傳統霸權國家以往沒有領導世界新軍事變革的原因在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內部，導致美國在今天急於進行新軍事變革的原因，當然也只能從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生的新變化中去尋找。用技術與武器的發展永遠不能解釋清楚新軍事變革的動力問題，因為戰爭只是謀取國家利益的手段，而武器只是戰爭的工具。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說明，傳統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徵是生產過剩，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利潤。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資本家在國內把工人階級的工資壓縮到最低，使國內需求與供給能力嚴重不對稱，由此產生了生產過剩問題，以及商品和資本輸出，並且構成了國內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殖民地與宗主國的矛盾，以及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但是今天世界最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美國，已經出現了連續20年的貿易逆差，去年貿易逆差已經突破了5000億美元，相當於國內物質產品消費總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其貿易逆差還在不斷擴大，因此美國已經從傳統的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型經濟，轉變成不折不扣的“生產不足”型經濟。這個轉變不僅發生在美國，到目前為止，英國與西班牙的貿易逆差也已經連續出現了二十多年，法國、意大利與日本雖然還能保持貿易順差，但呈現逐步縮小趨勢，例如，目前與90年代最高峰相比，意大利縮小了96％，法國縮小了92％，日本縮小了55％，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只有德國還能保持貿易順差的擴大趨勢，這說明，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從總體上看，已經從傳統的生產過剩型經濟，轉向生產不足型經濟，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性變化，也是一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虛擬資本主義階段。

我在去年初和今年初曾寫過兩篇文章，主要從現狀出發論述了虛擬資本主義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新階段（《世界資本主義的新階段與貨幣制度危機――警惕全球金融風暴》、《海灣戰爭與朝鮮半島核危機的原因及影響分析》，見中宏網和中經網“50人論壇”我的個人主頁），本文則着重從歷史角度分析虛擬資本主義的起緣與發展過程。

傳統資本主義之所以會進入虛擬資本主義階段，首先是階級鬥爭的結果。在自由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由於資本家階級殘酷壓榨工人階級的勞動血汗，激起工人階級一次次的激烈反抗，直到出現了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到二戰結束又出現了十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東西方的對立。由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被迫進行社會制度的深刻改良，就是提高工人階級的工資水平和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以此來緩和社會的階級矛盾。隨着工人階級工資的提高和社會轉移支付體系的建立，“中產階級”開始興起，出現了“兩頭小，中間大”的新的社會結構，資本主義經濟體內部的需求相應擴大，傳統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過剩與階級對抗的矛盾相對緩和，由此形成了二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快速發展。

伴隨着這一過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海外投資結構也發生了本質性變化。從海外直接投資看，二戰以前的資本輸出流向，主要是從宗主國流向殖民地國家，要占到六成以上，投資的內容，主要是開發農業和礦業等初級產品資源，約占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海外直接投資的八成上下，與此相對應，二戰前的國際貿易結構，也是以初級產品為主，占到60％以上，製成品貿易只占三分之一多一點。這種投資和貿易結構，反映的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從殖民地掠奪資源和向殖民地輸出工業製成品。而二戰以後直到上世紀70年代，由於福利制度的改良帶來資本主義經濟體內的需求擴張，海外投資的主體轉為以資本主義經濟體內的投資為主，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的所謂“水平分工體系”，70年代初以前，主要是美國與歐洲國家環繞大西洋盆地的專業化分工，70年代初以後，隨着日本和“亞洲四小”的工業化加速，又出現了美國跨越太平洋與東亞地區的專業化分工。在這一時期，發達經濟體間的投資已經占到全球海外直接投資80％左右的份額，主要發生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內部的製成品貿易，也替代了二戰前初級產品貿易的主體地位。

二戰後資本主義經濟的制度改造，為資本的擴張找到了新的利潤空間，但是到1956年，美國的工業化任務就基本上完成了，其主要標誌是在當年 “白領工人”人數第一次超過了“藍領工人”人數，即在非物質產業部門的就業人數第一次超過了物質產業部門的就業人數，服務產業開始成為美國的主導產業。美國在長達200年的工業化過程中，服務產業的比重長期停留在55％以下，1956年以後則迅速上升，到目前已經上升到占GDP的75％以上。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相繼完成了工業化任務，服務產業比重也出現了提高的趨勢。因此從總體上看，到70年代後期，世界資本主義已經跨越了物質生產發展的階段。

由於資本主義經濟體內的物質產品需求逐漸飽和，產業資本通過發展物質生產謀取利潤的空間日益狹小，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產業資本競爭不斷加劇。在80年代，這種競爭的加劇，主要表現在以德、日為代表的後起資本主義國家以投資、收購和兼併的方式大舉進軍美國市場。但80年代“冷戰”還沒有結束，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東西方”的對立，歐洲和日本在來自東方的威脅面前，需要美國軍事實力的保護，因此不得不對美國的經濟利益讓步。“冷戰”時代在關貿組織內部，雖然也圍繞調和美歐、美日間的經濟衝突進行過多次談判，但往往是歐、日在美國的壓力面前退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85年的“廣場協定”，美國為了增加商品輸出，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壓迫德國馬克和日元升值，以致於造成了日本90年代初期的資本市場崩潰和金融危機。然而1991年發生了8·19事件，前蘇聯社會轉軌，“冷戰”時代隨之結束，歐、日對美國的軍事依賴突然消失，長期被“冷戰”抑制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的經濟競爭壓力被突然釋放出來，引起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一系列新的、本質性的變化，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由此走入了一個新時代――虛擬資本主義時代。

這些新變化擇其要點而言之，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分化，最引人注目的是美歐經濟體系的分裂。

1992年末，在丹麥的小城馬斯特里赫特，歐共體國家宣布成立“歐盟”，要進行經濟、貨幣與政治的統一，並且從9國擴大到12國，以後又擴大到15國。1999年歐盟在英國尼斯湖畔召開的會議又決定繼續“東擴”，明年將擴大到25國。當歐共體擴大到9國時，經濟實力已經接近美國，貿易額則超過了美國，明年歐盟完成東擴，則不僅貿易額會大大超過美國，人口與GDP總量也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1999年歐盟已經順利啟動了歐元，去年歐元現鈔也順利進入了流通。歐元在啟動的第一年，以歐元記價的國際債券發行額就超過了美國，去年7月以來，歐元已逐漸展現出強勢，對美元的比價從年初最低的1美元兌0·8歐元向1歐元兌1·2美元逼近，從而對美元和美國經濟形成巨大挑戰。歐盟的出現僅僅發生在“冷戰”結束一年後，歐盟國家之所以在“冷戰”剛剛結束就敢於同美國唱“對台”，就是因為過去與美國的經濟聯盟是由於在政治與軍事上有求於美國，當這種政治與軍事需求消失，與美國的經濟利益對立就突顯出來。美國為了應付歐盟的經濟和市場分化行為，也在第二年，即1993年推出了“北美自由貿易區”，並極力推進“美洲自由貿易區”和“環太平洋經濟區”的建設，力圖把歐盟以外的市場區圈入美國的經濟勢力版圖。而在本世紀初，中國與日本和韓國則正在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以及與東盟國家10＋3的方案。這種區域經濟組織的建立與發展，就是90年代以來人們經常提到的“世界經濟區域化”勢頭。

第二，跨國併購與跨國公司的發展形成前所未有的浪潮。

二戰後直到90年代前，雖然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跨國併購始終沒有中斷過，但從未成為過國際直接投資的主體。90年代前半期，國際直接投資年均在2000多億美元，1996年躍升到3470億美元，當年跨國併購投資比重為45.4%，但1998-2000年間，跨國併購比重已在80%以上，而且投資金額急劇增加，2000年全球直接投資金額為1·3萬億美元，其中跨國併購規模創記錄地達到1.1萬億美元，是1996年的7倍，占當年國際直接投資總額的83％。併購的領域主要集中在一些技術競爭激烈的新興產業部門，如電子、通信、製藥、生物工程等，和由於需求停滯、生產過剩導致產品銷售競爭激烈的傳統產業部門，如飛機、汽車、鋼鐵、石油、化工等。另外，第三產業中的一些行業，如金融、保險、不動產等也成為國際併購投資的熱點。跨國併購主體是跨國公司，因此跨國併購浪潮也極大地推動了跨國公司的發展。從跨國公司的個數看，70年代還只有1萬個，80年代末也才有2萬多個，但到1996年已增加到4·4萬個，到2002年竟增加到6·4萬個，是80年代初期的3倍還多。80年代中期由跨國公司掌握的世界生產份額還不到四分之一，90年代中期已上升到三分之一，到本世紀初已上升到超過50％，而這種由跨國公司所領導的世界性生產體系的發展，就是90年代以來人們所經常提到的“經濟全球化”浪潮。

世界經濟的區域化與全球化經常被許多論者看成是兩種互逆的世界經濟格局與發展趨勢，並熱衷於探討哪個趨勢將成為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真正主宰。其實，經濟區域化也罷，經濟全球化也好，都是起源於一個變化，即“後冷戰”時代資本主義體系內經濟競爭壓力的釋放。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早就指出，是競爭導致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集中與壟斷，因此每一次世界壟斷組織的發展高潮，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競爭加劇的結果，而區域化壟斷組織和全球化壟斷組織都不過是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發展形式。

第三，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

二戰前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向殖民地國家的資本輸出，主要是以獲得原料和市場為目的，是以資本輸出帶動商品輸出和原料輸入，二戰後到80年代前，則出現了資本輸出帶動製造業輸出的新的資本輸出形式，但主要是集中在發達國家之間。二戰後日本經濟的成功發展，基本是依靠經濟高速成長過程中自身的資金積累，70年代以來，韓國和南美國家雖然也曾大量利用外資，但主渠道是國際商業借貸，而90年代以來出現的發達國家以資本輸出帶動製造業生產能力輸出，則主要是面向發展中國家，這又是當代資本運動的又一個新變化。

1991-1996年，全球海外直接投資中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年平均增長率為32.3%，而發達國家僅為8.8%，發展中國家吸收的直接投資比重，也從1990年的16.5%提高到1996年的40%。1996～2000年，發達國家之間的跨國併購投資突然放大，流入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比重相應下降到2000年的24％，但從2001年開始，發達國家間的跨國併購出現落潮，發展中國家所吸收投資的比重又回升到34％，吸納的投資金額，則從1995年1133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2250億美元，增長了一倍。1995年，排在世界前10位的直接投資吸收國中，已經有兩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第二位，墨西哥，第八位），2002年，中國第一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直接投資引資國，據估計，2003年不僅中國仍能保持第一引資大國的位置，排在前10位的國家中，還會出現墨西哥、巴西、俄羅斯和波蘭，即在前10位中共有5個國家將是發展中經濟體。

當代資本運動的這個新變化，同樣源於“冷戰”結束後國際產業資本生產競爭的激化。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由於經歷了二戰後的制度改良，工人的工資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因此與發展中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形成巨大落差。但是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國內市場的擴大和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與勞動力素質的落後，以及直到上世紀90年代以前，“冷戰”還沒有結束，許多前計劃經濟國家的市場體制轉軌才開始起步，因此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在很長時間裡都沒有形成趨勢。而從90年代初以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外部環境都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就出現了以降低生產成本為目標，以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產業為內容的、大規模的國際產業資本運動。人們近來常說，70年代、80年代隨着日本和“亞洲四小”的崛起，出現了“日本製造”、“韓國製造”，而今天的“中國製造”卻是“美國在中國製造”，“日本在中國製造”，就是當代國際產業資本運動新特點的最生動寫照。

發達國家產業資本外移的結果，導致了本國經濟的“空心化”和貿易逆差不斷增加，這是傳統資本主義從“生產過剩” 型經濟轉向“生產不足” 型經濟的本質原因。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也是一個剛剛開始的轉變。從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貿易逆差占本國物質生產的比重看，在本世紀初，最高的是美國，約占20％，其次是西班牙和英國，分別占17％和14％。法、意、日的貿易順差正在逐漸減小，德國的貿易順差增長則趨向於停滯，而不論是已經轉入還是正在轉向“生產不足”型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都無一例外地醞釀着向發展中國家更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目前發達經濟體的物質產品生產總值約為8萬億美元，其中製造業約為7萬億美元，按物質產業向發展中國家移出50％和90年代中期以來美、英、西等國貿易逆差的增長速度推算，這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物質生產能力的浪潮將可能持續到2020年之前，並可能在未來10內形成高峰。

第四，生產虛擬產品成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主體。

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代和壟斷資本主義時代，資本的主要功能是通過發展物質產品生產使資本增殖，馬克思因此而概括出資本運動的著名公式，即資本從貨幣形態出發，經過生產和商品等環節實現增殖，最後又回到貨幣形態。由於資本必須經過生產環節才能通過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而實現增殖，因此馬克思又提出了產業資本“居高”的理論。但是如前所言，到上世紀70年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相繼完成了工業化任務，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的物質產品需求相對飽和，資本通過發展物質生產實現增殖的途徑日益狹窄，因此開始具有從物質產業向外游離的趨勢。與此同時，70年代初，二戰後所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貨幣增長開始脫離了物質生產的制約，就給虛擬資本市場的發展準備了條件，使各類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得以瘋狂發展。到90年代後期，世界貨幣市場的年交易額已經高達600萬億美元，是年國際貿易總額的100倍，全球年金融產品交易額高達2000萬億美元，也是全球年GDP總額的70倍，所以可以說，當代資本運動的主體已經轉移到虛擬產品生產方面。

資本運動的主體轉向虛擬產品生產，這與當代資本主義轉向“生產不足”型經濟是密切聯繫的兩個方面，因為虛擬資本主義經濟體之所以能長期生產不足還照樣錦衣玉食，是由於可以用虛擬產品與其他國家所提供的實物產品相交換，滿足國內對物質產品的需求，經常項下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可以靠資本項下輸出虛擬產品所獲取的外匯來平衡，這就是“虛擬經濟生存”狀態。貨幣本來是交換的媒介，但在虛擬資本主義時代，貨幣及其所創造的價值產品竟然成了可與物質產品交換的目的物品。一張100美元面值的鈔票，其印刷成本不過幾美分，憑什麼可與價值100美元的物質產品相交換呢？以中美貿易舉例，雖然從90年代以來始終是中方保持順差，按美方統計，今年的中美貿易逆差可能增加到1300億美元，中方貿易順差十幾年累計已近萬億美元，中方獲得的只是貨幣，由於美國已經有長達20年的貿易逆差，而且逐年擴大，已成為“生產不足”型經濟，從理論上講中方已不可能用手中積累的貨幣從美方買回等值的物質產品。雖說中美貿易逆差的形成中有相當大的部分是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生產的回銷，但是從美國海外直接投資的存量結構看已經是負差，2002年美國的對外投資存量是2·1萬億美元，外國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存量是2·3萬億美元，而負差就意味着美國的海外投資收益是負值。大英帝國在後期也曾主要依靠海外投資的收益生存，但直到二戰結束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仍能維持海外投資存量的正值，這與美國目前的情況有着本質不同。所以，美國的貿易逆差除了表現為是產業資本外移的結果，也是在用虛擬經濟產品與其他國家交換實物產品。

美國之所以可以用虛擬經濟產品與其他國家交換物質產品，是因為美元具有世界霸權。仍以中美貿易舉例，中美貿易逆差雖然去年已超過千億美元，但中國當年的貿易順差總體計算只有303·7億美元，這就是說，中國雖然不能從美國買回等值的物質產品，但是因為世界其他國家都接受美元，中國仍能從其他國家買到與700億美元等值的物質產品。中國由於常年順差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而這些外匯儲備又主要投資於美國資本市場，從中獲得了每年超過200億美元的收益，這些投資收益如果需要，仍可以從其他國家滿足中國的進口需求，所以只要美元不崩潰，仍具有世界霸權，中國就可以從與美國的貿易中不斷得到好處。從美國來說，因為向美國輸出物質產品的國家對美元和美國股市與債市有信心，願意長期和擴大持有美元，並把獲得的美元再投入到美國資本市場，就有能力保持其國際收支中經常項目逆差與資本項目順差間的平衡，可以不斷擴大其“虛擬經濟生存”狀態。

如果是用虛擬產品與實物產品相交換，所交換的對象就只能是世界各國物質產品的淨剩餘，因為國際貿易的實質是各國依據比較利益原則互通有無，出口都是為了償付進口，如果出口長期大於進口，這個貿易盈餘部分只能是該國物質產品的淨剩餘，否則就會影響一個國家基本的生產與生活消費。但是在特定時間內，世界物質產品的淨剩餘數額是有限的，因此並不是所有進入虛擬經濟生存狀態的國家都可以充分享受到“虛擬經濟利益”。美國的貿易逆差在90年代中期以前始終在年均1500億美元上下，90年代後期才開始急劇增加，而到年均5000億美元的水平，已經吸納了全球70％以上的淨剩餘產品，加上英國和西班牙就占到了85％。所以，由於世界淨剩餘產品的有限性，而只有擁有貨幣霸權的國家才能對世界淨剩餘產品實行獨占，就必然導致在虛擬資本主義時代帝國主義國家間圍繞世界貨幣霸權的爭奪。

三、 爭奪貨幣霸權的新帝國主義戰爭

前面的分析已經說明，帝國主義國家獨占世界剩餘產品的前提是擁有貨幣霸權。從資本主義的歷史上看，貨幣霸權無不產生於物質生產的霸權，因為只有在世界生產份額中占居了主體地位，才會由於投資、貿易和國際儲備等原因使本國貨幣在國際貨幣流通中占居主體地位，形成本國貨幣的強勢。英國和美國都曾先後在19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50年代擁有世界50％以上的生產份額，才確立了英鎊而後是美元的霸權地位。

但是在當代，由於資本運動的主體已經轉向虛擬產品生產，由物質產品生產和流通所引發的貨幣交換比重越來越少，已經少到只占全部貨幣交換的1％，在1997年的美國只占0·7％，所以貨幣霸權的形成機制已經發生了本質變化。本幣的強與弱以及本幣資產價格的漲與跌，已經越來越與本國的生產增長狀況和國際貿易狀況相分離，而是取決於國際資本的流動。如果國際資本是對本國淨流入，則不論本國的物質生產增長是快是慢，貿易是否出現逆差，本幣都會堅挺，本國的資本市場都會繁榮，反之，就是物質生產增長狀況良好，並且擁有大量貿易盈餘，本幣還是要貶值。例如在上世紀90年代長達10年中，雖然美國的製造業始終處在衰退狀態，貿易逆差連年擴大，但是由於“新經濟”的概念吸引國際資本大舉流入美國資本市場，所以美元始終堅挺，而同期的日本，儘管以豐田、索尼為代表的一批日本大公司仍能保持在國際市場中的強勢，使日本仍能保持連年的貿易順差，但由於本國的金融市場崩潰，國際資本和本國的資金大舉逃離，自90年代中期開始日元還是對美元長期下跌。

在當代，國際資本流動主要取決於三個要素，一是經濟增長率，二是利率和投資回報率，三是國際資本對安全的要求。進入虛擬經濟生存狀態的國家，經濟增長率已經發生了本質變化，由於本國的物質產業逐漸衰退和外移，經濟增長已經主要是需求方面的增長而不是本國生產的增長，所以增長的結果是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間的缺口持續拉大，以及貿易逆差的增加。以美國為例，今年三季度雖然創出了近20年以來單季度經濟增長的記錄，高達8·2％，似乎使人們看到了經濟復甦的希望，但是從供給方面看，該季度製造業只增長了0·7％，而在需求方面，社會總支出增長了7·7％，其中消費支出增長了6·6％，所以9月份的貿易逆差又創了新記錄。生產增長的停滯必然會帶來利潤增長的停滯，就會壓低投資回報率，因此有人評論美國此次經濟回升是“無就業、無利潤”的回升，這在美國歷史上的經濟復甦過程中還是首次，也是人們對美元不放心，對美國經濟增長前景沒信心的根本原因。

此外，虛擬資本主義經濟也是負債經濟，因為虛擬產品與實物產品的最大區別就在於它是一種信用產品，虛擬產品與實物產品相交換，實際是以債權和股權相交換，股權也是債權的一種形式，因為還要給股東回報。所以，虛擬經濟生存狀態的擴大就意味着負債的增加。美國在90年代初就已經從債權國轉為債務國，到2002年，美國政府、企業和居民的負債總額已高達33萬億美元，其中對外淨負債2·6萬億美元。這就與以前的貨幣霸權很不一樣，以前的貨幣霸權是債權國的霸權，因為擁有貨幣霸權的國家都是資本淨輸出國，而當代的貨幣霸權卻成了債務國的霸權。但是過度負債遲早會引起債權人對償債能力的擔憂，有剩餘產品提供能力的國家都有用儲蓄進行投資的要求，除非是沒有其他債務人可以選擇，否則誰也不會把錢借給逐漸失去償還能力的債務人。

由於進入虛擬經濟生存狀態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能力用經濟增長和投資回報率等經濟因素吸引國際資本流向本國，就只能通過戰爭手段來改變世界各主要資本市場的安全環境，打出一個在世界哪兒放錢都不安全，只能把錢借給本國的國際安全環境格局，這就引出了軍事霸權對爭奪貨幣霸權的作用，並使虛擬資本主義時代的帝國主義戰爭與以往實物資本主義時代的帝國主義戰爭比較，出現了許多極為不同的新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戰爭目的的變化。

自古以來，戰爭都是根源於民族與國家間的利益矛盾。處在物質產品生產階段內的帝國主義戰爭，是為了打通物質產品的貿易渠道，保證本國物質產品的輸出與生產資源的輸入，而在虛擬資本主義時代，隨着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利益爭奪的焦點從實物經濟利益轉向虛擬經濟利益，戰爭的目的也從是為了調節實物產品流向轉到是為了調節國際資本的流向，或者說是從爭奪實物產品的霸權轉向爭奪貨幣霸權。

科索沃戰爭就是虛擬資本主義時代帝國主義國家為爭奪貨幣霸權打響的第一槍，是美國為了維護自己的貨幣霸權，對與自己爭霸的另一種貨幣—歐元進行的第一次軍事打擊。從90年代中期開始，歐盟國家加快了準備啟動歐元的步伐，主要是各參與歐元的國家為了滿足加入歐元的條件，極大地實施宏觀緊縮，已把公共赤字壓縮到占GDP的3％以下，按理說歐盟的宏觀緊縮應該使本幣升值，但在1995～1997年間卻出現了以馬克和法郎為代表的歐洲貨幣對美元大幅度貶值，原因是大量歐洲貨幣資本出於對歐元啟動的前景不明朗，用美元來迴避匯率風險，期間大約有超過兩萬億美元的資金流入美國，由此造成1995以後美元和美國股市的大幅度上升。在歐元啟動之前已經有各種跡象顯示歐元可能走強，這必將導致早前流入美國的歐洲資本大舉回流，而美元和美國股市將面臨崩潰的危險，貨幣霸權則可能在美歐之間易手。1999年初歐元正式啟動，一開始就先聲奪人，對美元上漲到1：1·19，以後稍有回落，但仍維持在高於美元的水平上，而恰在此時，美國及其所領導的北約發動了科索沃戰爭，使歐洲的安全形勢發生變化，由此使歐元對美元的比價一路急跌，最低時曾跌至0·8：1（關於這些問題的分析，可參閱我1998年寫的《歐元統一與亞洲金融風暴及中國中期內的政策選擇》和1999年寫的《從我國使館被炸和科索沃危機看美國的真實戰略意圖》，見中宏網與中經網）。

今年3月爆發的美伊戰爭，是美國用戰爭手段對歐元的第二次打擊。從去年7月開始，歐元再次上升到與美元平價，到今年初最高已升至1：1·18美元，接近歐元啟動時的水平，美國則不顧世界各國的強烈反對，在海灣地區開戰，歐洲的經濟與石油安全再次受到威脅，因此再次阻止了歐元對美元的強勢。

第二個特點是戰爭對象的變化。

以往3000年世界戰爭的歷史，軍事打擊的對象都是自己的直接利益敵人，因此戰爭都是爆發在有直接利益衝突的國家與國家之間。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第二章中說，戰爭中的對象就是三個，即“消滅敵人軍隊、占領敵人國土和摧毀敵人的抵抗意志”，就是對這種戰爭形態的經典概括。傳統戰爭之所以必須以敵方國家為對象，以領土占領為目的，是因為處在物質產品生產時代的帝國主義國家要想擴大市場份額和獲得生產資源，必須在打垮了敵國的軍隊和占領了敵國及其殖民地的領土後才能辦到。但是在虛擬資本主義時代，由於國際資本的特點，以軍事手段直接打擊自己的利益敵人已經不可能了。

可流動的國際資本是價值形態的資本，但又與實物形態的資本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例如停留在美國的國際資本，其實物形態可能是歐洲的礦山和工廠，或者是日本的地產、道路和橋梁，所以如果美國為了維護美元的霸權，直接打擊其他發達國家的本土，破壞了其他發達國家國際資本的實物形態，停留在美國資本市場上的國際資本也將不復存在。到2002年底, 停留在美國本土的國際資本總值已經超過了9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一年的GDP總值和全部資本市場資本總值的三分之一，如果這部分國際資本不存在，美國資本市場的下跌幅度恐怕要超過50％還不止。此外，與美國保持巨大貿易順差的發展中國家，也需要把部分所獲得的美元在其他發達國家轉換成實物資產，如果其他發達國家的生產能力遭到破壞，這種轉換機制就不存在，又會反過來影響這些發展中國家願意持有的美元數量，由此減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由於有能力爭奪世界貨幣霸權的國家都是當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或國家聯盟，這就決定了進入到虛擬資本主義時代，在發達國家間難以爆發類似前兩次世界大戰那樣的戰爭。

如果只能用戰爭手段來調節國際資本流向，又不能直接打擊與自己爭奪貨幣霸權的國家，那麼就只能打擊那些與敵方國家在國土或經濟安全方面有密切聯繫的國家，以此來改變敵方國家資本市場的安全狀況，達到把停留在這些國家資本市場內的國際資本驅趕到本國的目的。科索沃位於歐洲的腹心地帶，就在德、法旁邊，爆發戰爭當然會對歐洲經濟與資本市場的核心產生巨大影響，所以美國在科索沃戰爭中是用區位因素打擊歐元。伊拉克雖然離歐洲的經濟中心比較遠，但由於歐洲高度依賴海灣地區的石油，如果戰爭逐漸蔓延到海灣其他產油國，導致歐洲來自海灣地區的石油供應斷絕，歐洲經濟必然會陷入一片混亂，歐元自然也要垮台，所以在美伊戰爭中美國是用石油因素來打擊歐元。

當面之敵不是自己的直接利益敵人，這是3000年世界戰爭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事情，戰爭的對象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發生了變化，而這個變化對當代武器系統、作戰原則、軍隊編成和軍事理論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怎麼估計都不會過分。

第三個特點是戰爭方式的變化。

一戰以來，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方式越來越趨向於突然襲擊，為此就需要進行戰略與戰術欺騙，但欺騙的目的是為了掩蓋戰爭爆發的時機，是為了讓對手缺乏準備，戰爭一旦開始，當面之敵還是自己的直接利益敵人。而為爭奪貨幣霸權的戰爭，需要進行軍事打擊的對象與本國並不存在直接利益衝突，只是因為這些國家與自己的直接利益敵人在安全形勢方面的相關度高，這就需要把戰爭的真實動機掩藏起來，而給所進行的戰爭找一個與此完全不相關的理由。這樣，戰爭中的欺騙就從戰爭時機的欺騙轉向戰爭目的的欺騙。例如科索沃戰爭，美國是把打擊歐元的目的隱藏在所謂“人權高於主權”的口號之後，倒薩戰爭則是把打擊歐元的目的隱藏在清繳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後面。至於所需要打擊的國家，那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處在實物資本主義時代的帝國主義戰爭，發動戰爭的目的一般都很清楚，就是開始不清楚，戰爭爆發後不久也很快就能清楚。例如二戰中德國在向前蘇聯發動突然襲擊後不久，一支大軍直逼莫斯科，是要摧毀蘇聯的政權，另一支大軍則奔向巴庫，去奪取那裡的石油，因為德國極度缺乏能源和礦產資源，奪取蘇聯的資源就是德國的戰爭目的。而在虛擬資本主義時代，由於出現了新的戰爭欺騙性，使人們更難以明了發動戰爭者的動機，以致於在科索沃戰爭中歐洲人開始還和美國連手打，只是到後來才對美國打擊歐元的意圖有所察覺，走向了反戰。倒薩戰爭中，人們都覺得美國攻伊恐怕不是為了反恐那麼簡單，輿論所開出的美國戰爭目的單子恐怕有七、八個還多，但真正認識到倒薩戰爭的目的是打擊歐元的人是少之又少,這就使國際軍事與外交鬥爭的形勢變得更加曲折和複雜。

從戰爭時機欺騙到戰爭目的欺騙，使戰爭爆發的突然性減小了。發動戰爭的國家為了提高欺騙的效果，往往會在戰爭爆發前很長時間先作大量輿論準備，公開宣稱要教訓某個或某幾個國家，然後是堂而皇之地調兵遣將，在最近的這場美伊戰爭中美國甚至還要讓媒體大量參與，都是在迷惑歐盟國家和欺騙世界輿論。但這並不是說今後就不會出現突髮式的戰爭，

科索沃戰爭後，歐洲國家對美國的這種戰爭欺騙方式已經開始察覺，在今年美伊戰爭開始之前和之後，法、德、俄已公開結成反戰聯盟，運用外交乃至某些軍事手段，成功地阻止了美國企圖把倒薩戰爭擴大到其他海灣國家的行為。美國此次打擊伊拉克還大張旗鼓地試圖通過聯合國的決議，想給戰爭找一個合理的說法，但是沒有得手，反而讓法、德、俄的反戰準備有了充分的時間。最近歐元對美元的比價又升到1：1·19，從前兩次美國動手的時機看，都是在1：1·2以前，這可能是美國設定的使用戰爭手段打擊歐元的上限，而且美國已經在伊拉克有12萬駐軍，所以美國下次再對歐元動手，可能不會再尋求通過聯大，而且以前早就給許多海灣產油國安好了罪名，實施突然打擊，歐盟國家才沒有阻止美國動手的機會，例如在美國動手之前率先向美國準備打擊的國家派兵。科索沃戰爭後期，俄羅斯僅向塞爾維亞派出了一支只有200人的傘兵部隊，就讓北約的軍隊無法進入普拉什締納機場，因為北約不敢冒與俄羅斯正面衝突的風險，美國當然懂得“前車之鑑”的道理。所以當代的帝國主義戰爭不僅會有目的欺騙，也會有時機的欺騙。

第四個特點是戰爭規模的變化。

處在物質產品生產階段的帝國主義戰爭，從規模看是不斷趨於擴大。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中出現了軍的編制，一戰、二戰中不僅出現了集團軍的編制，還出現了方面軍的編制。19世紀初的戰爭，兩軍對壘時戰線的長度最長不過十幾公里，一戰中歐洲戰場的戰線長度已達300公里，從歐洲南部的阿爾俾斯山直達北海。拿破崙戰爭時期，參戰國在戰場上投入的兵力不過數十萬人，一戰時期已增加到1300萬人，二戰時期更增加到6500萬人。戰爭規模的擴大，當然有人口和生產能力增加以及軍事裝備現代化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參戰的雙方都是實力相差不多的大國，為了打垮對方，必須傾其全部國力。但是虛擬資本主義時代的戰爭，由於需要進行軍事打擊的對象已經不是實力相當的大國，而是與敵對利益國家安全形勢相關度高的小國或弱國，是實力不對等的戰爭，因此戰爭就會趨於小型化。

此外，國際資本的流動每日每時都在發生，而價值形態的資本只不過是電腦磁盤中的一個記錄符號，在世界進入網絡時代的今天，從美國向歐洲或亞洲調動一筆資金的速度據說只需要0·6秒。當然從看清形勢、作出決策到拋出資產回籠現金也需要時間，不會有0·6秒那麼快，但從國際性投資基金的通常運作規律看一般都不會超出兩周。所以，國際資本出於經濟、安全和投機等原因隨時都可能出現大規模流動。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資本的流動規模越來越大，也越來越頻繁，使國際貨幣匯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頻繁和大幅度變化。以美元與歐元的比價來說，從去年初到目前為止，歐元已經對美元升值了30％，其間已經歷了三次大起大落，歐元已經三次逼近與美元1：1·2大關，最近的一次就發生在10月下旬到目前，歐元的升值幅度超過了10％，其中一天中的升值幅度就超過1個百分點。從日本資本市場泡沫破裂的情況看，日經指數下跌30％不過是幾個月內的事，下跌50％沒用一年時間，而三年內則下跌了70％，但是在下跌50％以後日本金融市場就已經無可挽回地走入崩潰了。所以，如果打擊國際資本流向的行動晚了，在本國的金融風暴已經發生後才動手就無濟於事，這就要求用以支撐貨幣霸權的軍事力量必須具有快速反應和多點式行動的能力，促使軍隊編制、作戰方式和武器系統的配置朝小型化和能夠快速反應方向發展。

許多人特別是許多軍事專家認為，是現代信息技術的進步導致武器系統發生“精確革命”，才使戰爭和軍隊編制等出現小型化的趨勢，因為遠程精確打擊武器的發展使軍隊的火力更強大，打擊得更準確，所以過去需要大批軍隊才能達成的作戰目標現在由較小的作戰部隊就能完成。這樣說當然有一定道理，歷史上武器系統的多次重大進步，總是能引起作戰方式和軍隊編成方式的改變。但是前面已經指出，武器系統在過去的年代裡已經出現過三次重大進步，卻並沒有使戰爭出現小型化的趨勢，而是越打越大。說到“精確革命”，19世紀中期現代步槍的出現實際上也是一次精確革命。在以火冒、圓錐彈頭、線膛和後裝式為標誌的現代步槍出現以前，軍隊所使用的步槍是前裝式滑膛槍。老式步槍不僅射速慢，而且有效射程也極為有限，還不如弓箭，所以在19世紀初期的反法戰爭中，造成戰場殺傷的武器主要是火炮。但是在出現現代步槍後，與老式滑膛槍相比，由於射擊精度提高了5倍，有效射程提高了6倍，甚至超過了火炮的有效射距，發射速度也提高了10倍，所以到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由步槍所造成的殺傷已占到全部戰場殺傷的90％，比火炮高出10倍。以後火炮也像步槍一樣進行了類似的改良，也能夠打得更遠更准，由此使進攻的一方當士兵躍出掩體向對方陣地發起攻擊時，在敵人準確而密集的火力面前無異於自殺。一戰爆發時各國統帥部原先估計只要幾周內就能結束戰爭，卻因為攻擊中的戰場傷亡太高，使交戰雙方誰也不敢輕易發起進攻，由此變成了長達四年的“膠着戰”和“鉸肉機”式的戰爭，幾百萬士兵由此付出了生命。所以，只要是大國之間的戰爭，不論武器系統怎樣進步，只會導致戰爭規模的擴大而不會縮小。

以上分析已經說明，為什麼是美國要率先進行新軍事變革。就是因為在當代只有美國最先進入虛擬經濟生存狀態，只有美國最需要用軍事霸權支撐貨幣霸權。美國進行新軍事變革的動力，植根於美國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形態的轉變當中，不首先從經濟角度觀察美國進行新軍事變革的動機，就永遠不能深刻理解與看清美國進行這場變革的原因和前景，也不能深刻理解當代國際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鬥爭中諸多新變化的原因與發展趨勢。我無意批評許多軍事專家僅從軍事角度來解釋世界新軍事變革的作法，因為從經濟角度出發，全面剖析世界資本主義新階段中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種種變化及其原因，首先應該是經濟學家的責任。

結語：虛擬資本主義時代中國的戰略選擇

從19世紀後期到二戰前，世界主要的礦產資源發現幾乎都在美國，德國與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由於受初級產品資源的強烈約束，產生實行對外軍事擴張的動力。二戰後，隨着各發展中國家對本國資源的大規模開發，形成了世界性的初級產品市場和南北國家間的所謂“垂直分工”體系，德、日兩國都走上了“貿易立國”的道路，實現了在和平條件下的增長與繁榮。從世界初級產品市場看，二戰後直到90年代末都是供應充足，引起世界初級產品價格的長期下跌趨勢。

但是，直到目前為止，世界發達國家的總人口也只有7億人，約占世界總人口的12％，卻消耗了世界80％以上的資源。80年代以來，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開始加速，特別是中國工業化自90年代以來進入到重工業階段，世界初級產品供應在本世紀初已經再次出現了緊張趨勢。

從中國看，1992年糧食轉為淨進口，1993年石油轉為淨進口，1995年初級產品全面轉為淨進口。1995～2002年，中國初級產品淨進口年增長率高達32·3％，是同期進口總額年均增長率的2·6倍。去年到今年，由於中國的鋼鐵和石油消費急劇增長，中國進口的鐵礦砂已經占世界全部可貿易量的30％，石油新增進口也占世界新增產量的30％。到2030年，中國將變成擁有16億人口的大國，如果到那時基本上實現工業化，達到人均1萬美元GDP，年均所消費的石油和鋼鐵至少要都要8億噸，人均也才500公斤，是世界工業化國家完成工業化時人均消費水平的一半。如果到2030年中國的鋼產量達到8億噸，鐵礦砂的進口可能將達到6億噸以上，已經超過了目前世界全部鐵礦砂的貿易量。鐵礦砂的問題還不大，因為直到目前世界鐵礦沙的可采儲量還高達3500億噸，如果中國的需求增加，產量增加還有較大潛力，但石油是大問題，因為目前世界石油生產的可貿易量只有16億噸，如果被中國買走一半，必然會與其他國家的需要發生矛盾。由於中國是16億人口進入工業化，是世界現有工業化人口2倍以上，再加上印度、東盟等國家工業化對資源的需求，可以預言，二戰以來國際初級產品市場供給相對寬鬆環境的將從根本上改變。

在虛擬資本主義時代，由於國際初級產品供應環境再次趨緊，是否仍會爆發世界性的資源性戰爭呢？對這個問題作出正確判斷對資源稀缺的中國來說極為重要。

從美國貿易逆差的地區結構看主要是對東亞地區，約占三分之二，其中對中國占25％，因此美國能維持“虛擬經濟生存”狀態，主要是依賴東亞特別是中國的產品淨剩餘。從這一點來說，美國為了本國的利益，將對中國提供國際安全保障，所以美國與中國的戰略利益共同點將會越來越多，中美兩國的關係也會越走越近，美國在與歐盟爭奪貨幣霸權的過程中也將會長期實行“擾亂歐洲、穩定亞洲”的政策。

世界資本主義走入虛擬資本主義階段首先是經濟原因，是受到市場機制的推動，而從市場機制的作用來說，歐盟國家製造業轉移的方向也應是中國。在中國目前所吸納的直接投資中，歐盟國家雖與美、日等國差距明顯，但也已相當於美、日等國的40％，德國的大眾公司早在美、日之前就進入了中國的生產汽車市場，最近寶馬、奔馳等汽車公司和克虜伯等鋼鐵公司也大舉進入中國，還有西門子和愛立信等歐洲的大電子通信公司也早就在中國登陸。隨着歐盟國家轉入虛擬經濟生存步伐的加快，與美、日等國在中國的投資差距就有可能縮小。近兩年歐盟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顯著放慢，歐盟國家的領導人普遍認為是由於歐盟的工資和福利水平太高，因此一方面在推動歐洲工資與福利制度的改革，一方面也鼓勵本國的企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製造業。而若歐盟國家也把其製造業主要轉移到中國，並在走入虛擬經濟生存狀態的過程中逐漸依賴中國的製造業產品供給，亦會對中國形成國際安全保障。

中國也有向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大規模提供剩餘產品的能力。日本和德國在貿易順差高峰時，平均每個製造業工人所提供的貿易順差在1·5萬美元左右，且並未妨礙本國居民享受現代化的富裕生活。但日本和德國的人口基數太小，所以德、日貿易順差之和在最高峰時，也只相當於發達國家全部製造業產出的5％，而到2030年時，中國的人口可能是德、日之和的9倍，所以僅中國一個國家所能提供的製造業淨剩餘產品，就可以占到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全部製造業產品需求的40％以上，加上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淨剩餘產品，應該可以滿足發達國家“虛擬經濟生存”的需要。

中國目前所制定的戰略，時間跨度應該到2020年。在這段時間裡，世界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業轉移可能將走到尾聲，如果在這個過程里中國不但接受了美國和東亞地區的製造業轉移，也成功地接受了歐盟國家的製造業轉移，則中國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而言就是最有國際安全保障的國家，就有與美、日、歐等國都形成長期友好與合作關係的堅實基礎。

這並不等於說中國就沒有建立自己獨立防禦體系的必要，也不是主張把中國變成某一個大國的附庸。古往今來的歷史說明，能夠最終贏得戰爭勝利的始終是那些擁有最強大物質生產能力的國家。二戰前美國雖然沒有生產多少坦克和飛機，但是由於戰爭需要，從空軍看到戰爭後期已經從開戰前只有1200架作戰飛機和2500個飛行員，變成擁有7萬架飛機和由250萬人組成的世界最強大空軍，軍艦和坦克的生產到戰爭後期也遠遠超出了日本和德國。所以，擁有強大生產能力的國家也就擁有隨時把這種能力轉為戰爭需要的條件，並且能最終戰勝敵人。中國目前還沒有完成工業化建設，第一位的問題是在物質生產能力方面趕超世界發達國家，而只有完成了物質生產能力的趕超才能形成永久與穩固的獨立安全保障，別人才真的不敢欺負你，才有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和捍衛世界和平的實力。由此而言，中國在2020年以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抓住國際機遇，爭取世界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向中國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