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六－四”正名，對於溫家寶來說，無疑會搏得西方反華反共勢力的一片叫好，“獨－運－輪”們也會歡呼相慶。然而，對於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將是一種“撕心裂肺”的“自殘行為”！

其實，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的真正的幕後支持者和操縱者，就是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西方政府，台獨地方政府及其挙養的一批“中國內奸”；看看那些人事後都跑到西方（尤其是美國）及台灣找庇護就是最好的證據。中國政府對“以身試法者”採取“鎮暴”措施，或者對違法犯罪者實施法律制裁，完全是正當的國家行為，無可厚非！要知道，“軍隊－警察－法院”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並不是一種裝飾。中國是這樣，美國和所有西方政府更是這樣。

說到這裡，本人有一段不同於國內“六－四”目擊者的親身經歷。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時，本人正在北美留學。我親眼目睹了西方媒體對“六－四”事件的“剪切”性扭曲報道，和西方反華反共勢力對製造“六－四”動亂的所謂“學生領袖”們的瘋狂支持。

在中央政府多次勸說學生們理性地離開廣場的一個月時間裡，筆者曾不至一次地跟我所認識的，海外那些通過各種途徑操控着北京學運的少數留學生和華僑社團的“大佬”們講過，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應該通知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及早離開廣場；如不“見好就收”，後果會非常嚴重。

在北京“百萬人大遊行”的那些日子裡，這些人似乎覺得“勝利在望了”，便一個經地向天安門廣場的所謂“學生領袖”們發指示，送捐款；並告訴我，他們的真正目的，是要“推翻”當時的“中國政府”和“結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們甚至提前買好了“香檳酒”，準備慶祝中國政府的垮台和中國共產黨的滅亡。

事情已經很明白：就是這些人，要把國內老百姓和學生們理性的和平請願引向岐途，並最終導致流血事件的發生。

我當時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們：北京的戒嚴令已經發布兩個多星期，學生們卻還強占着天安門廣場，這已經嚴重地影響了正常的國事和外事活動，這在任何西方國家都是不能容任的。共產黨至今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並不表示她的軟弱，她只是要讓無辜的群眾了解更多的真相。歷次運動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厲害，決不表現在運動的開始階段，而是表現在運動的最後。若按照他們的設想繼續下去，最後只能找來中國政府的嚴厲鎮壓！

這些人就是不願接受和相信我的衷告；卻堅持認為：中國政府絕對不敢動用武力鎮壓“自己的老百姓”，並堅信他們一定能夠勝利，且作好了回國“建立新政府，當開國元老”的準備。

“六－四”清場的當晚，那些通過各種途徑操控着天安門廣場“學運”的人，都一個個地在“留學生集會”上亮出了自己的身份：有人代表“台灣方面”，有人代表“美國方面”（包括加拿大和美國的“人權組織”；甚至還有人代表美國的“FBI”）。他們鼓動一些留學生和當地的華僑社團，要跟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拼到底”，並倡議組織“敢死隊”，回國刺殺包括“八大軍區司令員”在內的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同時發起對我駐外機構的騷擾和圍攻行動……

上述本人留學期間的海外“六－四”經歷，足以給國人提供一些界定“六－四”性質的基本信息！

中國有這麼一批“灰色文人”, 他們在89“六-四”前其實早就背叛了自己的祖國，以後便成了西方反共反華勢力的代言人和“錢奴”。他們的一言一行，都以出賣自己的人格和國格為代價！

而灰色文人們又大都受過中國政府的厚愛，並都曾經有過較高的地位和榮譽（包括嚴家其，胡平和方勵之）。只是他們的私慾過分膨張，且都目中無人，自以為是。他們鼓吹西方的所謂“民主”，這與溫家寶所謂的“普世價值”如出一轍，其目的就是配合西方反共反華勢力，搞亂中國，搞垮中國，直至最後完全由西方價值觀奴化中國人民。“灰色文人”和所有流亡海外的“民運錢奴”們所指望的，就是中國的大亂，這樣，他們就可以領到更多的美元。他們有西方的保護，他們怕什麼！但真動亂起來，那些怕死的“軟骨頭灰色文人”們便會躲得遠遠的。受害的只是國內那些無故的老百姓和愛湊熱鬧的“網民們”。

其實，1989年“六－四”事件後，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西方政府和台獨地方政府，因為受這些“六－四”灰色文人的誤導，制定了一系列對大陸中共和中國政府的錯誤政策，從而造成了自身利益的重大損失，並吃了很多的苦頭。

我敢斷定，只要這批“六－四”灰色文人繼續綁架西方社會和台獨地方政府，這種誤導便會繼續存在；而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西方政府和台獨地方政府也將永無寧日！！！

如上所述，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的真正的幕後支持者和操縱者，主要是美國政府和台獨地方政府及其挙養的一批中國的“灰色文人”(如袁紅冰，王丹之流）；這幾年更暴出個“法輪功”。看看那些人事後都跑到美國和台灣找庇護就是最好的證據。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對“以身試法者”採取“鎮暴”措施完全是被迫的結果；就此一點，根本不存在為“六-四”平反的理由。

再說，親身經歷1989年“六－四”事件的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高級領導人依然健在。他們會認定自己曾經作出過的正確判斷，決不會容忍溫家寶私慾的過分膨脹。這也可以說是溫家寶“為‘六－四’正名”難以逾越的一個障礙！

我相信，中國的新一代年輕人，尤其是新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會有自己的判斷和辯別能力，決不會妄從“灰色文人”之流的挑唆鼓動。同時，我也相信：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決不會允許“89悲劇”的重演。

綜上所述，溫家寶利用三月十五日中共“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記者會，用“文革餘孽”誣指薄熙來等中國共產黨內現任和卸任的高級領導人，並以此來宣泄對其所謂的“改革無法深入”的不滿情緒，至少犯了中國共產黨的大忌；已在黨內外造成極其惡劣的負面影響。在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溫家寶這種“借公務，泄私憤”的惡劣行徑，必將受到中國共產黨內絕大多數黨員的批判。溫家寶最後一年的任期是否能夠“善終”，“中共十八大”後便能見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