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第四章　东方追赶上来（一）

　　本章时间段为公元前14000年至前1000年，叙述了城市、国家和阶级的形成。农业扩散至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之后，城市和国家出现，从而推升了社会发展。东方的发展同样遵循类似的轨迹。但是，发展悖论同时发生作用，两河流域和埃及的衰落使得东方缩小了和西方的差距。

两河流域以及埃及的兴衰

　　公元前14000年至前50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指数已经倍增，侧翼丘陵区的农业村落逐渐扩散至中亚和大西洋沿岸。尽管侧翼丘陵区到两河流域不过是几天的路程，然而直至公元前5000年，农业对美索不达米亚仍几乎毫无影响。但是灌溉技术逐步完善后，美索不达米亚变得比侧翼丘陵区更加高产，农人们改变了地理的涵义——经济学家称之为后发优势。

　　城镇变得更大更复杂的原因可能是约公元前3800年印度洋季风的减弱使得春雨下降，收成受损，迫使人们不得不聚集在几个更大的地点以求自存，从而出现了中央集权的管理方式。管理者们起初可能利用了神庙进行管理，最终由祭司变成了国王。乌鲁克（Uruk）成长为可能多达两万居民的城市，后来发展为邦国。美索不达米亚发明了管理、会议和记录，这些发明经常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引擎。组织（Organization）使得侧翼丘陵区和黄河岸边的村庄变成了城市、国家和帝国，而组织的失效则导致其崩溃。管理者既是英雄，同时也是恶棍。

　　农业在埃及的引进大获成功，而约公元前3800年不利的气候同样使管理（Management）在这里生根发芽。到了前3300年，上埃及出现了三个小型的邦国。邦国间相互征战，到了前3100年尼罗河流域统一，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王国，可能拥有大约一百万臣民，象形文字亦在此时突然出现。约前3100年蝎子王征服下埃及的时候，乌鲁克的扩张骤然终止，该城化为灰烬，大多数具有乌鲁克风格的新地点被神秘废弃。约前2700年，自称为苏美尔人的南美索不达米亚人四分五裂，形成了三十五个城邦。乌鲁克的瓦解使得统一的埃及成为西方的主要核心地带。

　　埃及和乌鲁克何以分化则不得而知。苏美尔的国王们自称像神，而埃及的国王们则宣称自己就是神。自我神化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是精神病，在五千年前也不是小事。国王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只能猜想出几种方式。

　　萨尔贡（Sargon）在前2334年建立了阿卡德城（Akkad）。他利用洗劫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财富，建立了一支五千人的常备军。随后萨尔贡把矛头对准了其他苏美尔人，如同八百年前埃及的统一者们一样文功武略拔城陷地。到了公元前2230年，苏美尔和埃及的两个核心地区使侧翼丘陵区黯然失色。

　　当核心地区的竞争推升社会发展的时候，在叙利亚、累范特（Levant, the）和从伊朗到现今土库曼斯坦的地带，一系列城市取代了简陋的农庄。克利特岛上建造了宫殿，壮观的神庙耸立在马耳他岛。在西方世界最西部的边陲、大西洋冰冷的英国海岸，据估计人们花费了三十万个工时建造了最神秘的遗迹——史前巨石柱（Stonehenge）。这些聪明的人猿正在稳步推升社会发展。

　　然而，五十年后，在整个西方核心地带，国家四分五裂，人们争斗不已背井离乡。在此后的千年里，一系列混乱接踵而至，如脱缰的野马无法掌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造成社会发展倒退的正是社会发展自身。提升的社会发展使得核心地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同临近地区交织在一起，扩大了核心地区，增强了它们征服环境的能力，并提升了社会发展。然而，日益增加的复杂度的代价却是不断增加的脆弱性。这是发展悖论的核心，过去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