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人雷立柏（LeopoldLeeb）用中文撰寫《張衡，科學與宗教》（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出版），實際上是作者的博士論文–––1999年作者以此書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獲博士學位。作者寫作此書，用力甚勤，特別在張衡的著作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一個外國人能在中國古籍中如此浸淫，也要算難能可貴了。

全書的主體也是最特別的是第五章“張衡、科學與宗教”，作者用逐字逐句搜尋之法，在張衡作品中歸納出七種精神，依次為：1、“外在超越”精神；2、觀察精神；3、“自然法則”與宇宙的可理解性（重點是“世界的可衡量性”）；4、事物的特殊性（特別是關於“光明與特殊性”）；5、“wonderment”精神（按即好奇心）；6、樂觀精神；7、嚴肅認真性。作者主要從張衡《西京賦》、《東京賦》、《南都賦》、《思玄賦》等作品中，尋章摘句，盡力搜尋與上述七種精神有關–––實際上是他認為有關–––的字、詞和句子，以構成證據。而在此基礎上，作者斷言：“基於以上七個觀點可以說，張衡著作中有一些很符合科學精神的因素。這些因素不是‘假科學’或‘偽科學’的因素，而是完全符合真正有創造性的科學精神的。”（第181頁）這樣，作者歸納的張衡七種精神，就成為本書的立論基礎。

無疑，這是一種全新的嘗試，至少前賢沒有這樣處理過有關張衡的史料。但是，鼓勵或欣賞一種新的文獻處理方式，並不一定就是贊同此種方式或所得的結論。

作者雷氏所依據者，主要是張衡《西京賦》、《東京賦》、《南都賦》、《思玄賦》四賦，而只要對東漢之際的中國文學史稍有涉獵，就可知張衡“兩京賦”之作，並非孤立。《後漢書‧張衡傳》說：“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由此可以看出張衡贊成班固《西都賦》、《東都賦》之主題，但是不滿意其內容或技巧，故有《西京賦》、《東京賦》之作。

更進一步來看，雷氏所用張衡諸賦，其前其後，都不乏同類作品。比如班固有《幽通賦》，張衡就有《思玄賦》，差可對應。稍後西晉左思有著名的“三都賦”–––《蜀都賦》、《吳都賦》、《魏都賦》，也是精思十年方纔問世的力作，寫成後被競相傳抄，“洛陽紙貴”的典故，就是由此而來。而“三都”之作，與班固之“兩都”、張衡之“二京”，有着明顯的承傳關係。

指出這些作品的相同類型和承傳關係，在這裡有什麼意義呢？

意義就在於，如果從張衡諸賦中歸納出七種精神的同時，卻忽略了那些在張衡稍前或稍後的作者的同類作品，確實可以得出貌似有理的歸納和立論。然而，如果稍加思考，我們就會發現雷氏的歸納和立論，實際上經不起哪怕是極為簡單的推理。

作為這種推理的嘗試，筆者取班固《西都賦》、《東都賦》、《幽通賦》，左思《蜀都賦》、《吳都賦》、《魏都賦》共六篇作品，依據雷氏所說七種精神中的四種，對它們作了一番與雷氏對張衡諸賦所作的同樣功夫，結果十分有趣：

關於“觀察精神”雷氏在張衡的《西京賦》中引用的詞句有：“彌望廣像，顧臨太液”、“隅目高匡”、“目觀窮”、“臨迥望之廣場”等。同樣在班固的《西都賦》中，可以找到類似的詞句：“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南望杜霸，北眺五陵”、“若游目於天表”、“覽滄海之湯湯”、“目極四裔”等，在《東都賦》中有“躬覽萬國之有無”、“指顧倏忽”等；左思的《蜀都賦》中有“開高軒以臨江，列綺窗而瞰江”等。

關於“世界的可衡量性”雷氏引張衡的《西京賦》有：“於是量徑輪，考廣嘉，經城流，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啟度於往舊”、“方軌”、“程巧致功”等。類似的詞句班固的《西都賦》有“批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宮館所歷，百有餘區”。左思的《蜀都賦》有“經途所亘，五千餘里”，《吳都賦》中有“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通門二八”、“列寺七里”、“四方之所規則”等。

關於“光明與特殊性”張衡的《西京賦》有“流景耀之華曄”、“流景內照，引耀日月”、“光炎燭天庭”等。在班固《西都賦》中可以找到“懸黎垂棘，夜光在焉”、“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左思的《吳都賦》有“耀明月於漣漪”，《魏都賦》有“應期運而光赫”、“庭燎晰晰”等。

關於“wonderment精神”（好奇心）雷氏引張衡《西京賦》“群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眾形殊聲，不可勝論”。而班固的《幽通賦》有“惟天地之無窮兮”，《西都賦》有“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左思的《蜀都賦》有“異類眾伙，於何不育”、“卓犖奇譎，倜儻罔已”。

根據上面的引文，一種近乎荒謬的推理結果正在向我們浮現，那就是：

班固、左思，以及與張衡之前之後的許多其它作者，都不折不扣地具備了和張衡一樣的、亦即雷氏所謂的“完全符合真正有創造性的科學精神”！

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張衡是一個在當代國際天文學界得到公認的有科學成就的學者（國際編號為1802的那顆小行星就是以張衡的名字命名的），而班固或左思不是。

然而，如果要尋找張衡這樣一個近兩千年前的學者的“科學精神”，確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筆者撰此文，既無意於惡作劇或煞風景，也無力指出應在何處有效地尋找張衡的“科學精神”的證據。筆者只是試圖指出，不應該、也不可能指望在《西京賦》之類的作品中去找到這種證據。因為在這類文本之中，以雷氏所用之法，所能找出的證據，在中國許多其它古典文學作品中都廣泛存在着。如果將科學精神寬泛化、庸俗化，再加之以在古籍中尋章摘句，穿鑿附會，搞得科學精神隨處可見，唾手可得，就難免顧此失彼，在理論結構中隱含荒謬的結果。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