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陋的中國人》批判（四） 文/[jiang0301]

6 漫畫的藝術手法，最大特點就是誇張，“隱善揚惡”。但漫畫的誇張，又不能過於離譜，讓人認不出給漫畫化了的對象來。想侮辱一個男人象個女人，可以畫他穿上女人的衣服，可以畫他對着鏡子塗脂抹粉，但總要給他保留些最基本的男性特徵。或者是臉上的鬍鬚，或者是身軀的特徵。同樣，要把中國人漫畫成一個妖魔，也得給中國人保留些人類的基本特徵，比如，有人類的喜怒哀樂等等，但這些喜怒哀樂又是與正常人有區別的，是特別醜陋的，這樣，才有可信性，才會形成說服力。不然，漫畫出來的就不是人，而是真正的妖了。

柏楊先生說楊振寧、李政道兩位科學家具有良好的品質，仿佛很以中國人為榮一樣。當然，他們確實比同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李遠哲好多了。他們是純粹的智慧型學者，值得人們尊重。但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中國人裡面，不是只有他們這兩位生活在美國的學者的品質才是好的。柏楊先生舉這兩個例子，其實看中的，是他們都生活在美國。

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在1978年第1期《人民文學》雜誌發表後，隨即轟動全國。各大報紙紛紛轉載，一時間，掀起中國報告文學的熱潮。這部作品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意義巨大，它的出現，使報告文學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學樣式。人們透過這部作品，了解了陳景潤的故事，人們熱烈地談論着陳景潤的遭遇，相互交流着看法。當時的中國文化界，沒有不知道陳景潤的。

那時候兩岸交流不暢，柏楊先生可能沒有機會直接讀大陸的報刊。但正如他自己說的，他後來和來自大陸的文化界人士是有交往的，如果柏楊先生想求證自己的觀點，了解大陸科研工作者的品質，了解一下他們的工作精神，他只需要隨便問問，就一定會有人告訴他關於陳景潤的故事。

柏楊先生顯然不想求證什麼，任何發生在大陸的良好品質的例子，都不符合他文章的需要。他舉證楊振寧和李政道的例子，就是為了暗示在美國工作的科學家，品質都是好的，都有第一流的頭腦。而在大陸工作的科學家，好品質沒有了，頭腦也不行了。他需要的就是這個心理暗示。所以，柏楊先生隱去生活在大陸的，大量品質優良的老百姓和學者，他需要的只是畫漫畫，而不是反映真實。

柏楊先生說，在“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產生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使我們中國人具備了很多種可怕的特徵。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髒、亂、吵。”除了富貴級的人物，大多數中國人對柏楊先生的這個指控是無話可說的，尤其是大陸同胞，更是無話可說，認為柏楊先生真是天生一副好眼光的。

當時中國婦女解放，以爭取婦女經濟獨立為主要目標。同工同酬，有與男人一樣的工作機會。做家庭主婦甚至是被認為不光彩的事情，寄生蟲是可恥的，勞動才光榮。當然，不能認為家庭主婦是寄生蟲。家務勞動是繁重的工作。但為了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當時的政策就是要鼓勵婦女走出家門。這樣，婦女白天在單位勞累一天后，回到家裡免不了就想休息一下，總不能一天24小時都繃得緊緊的。家務勞動自然會幹得少了些，通常還需要男人分擔。

今天（2004/6/12），《新快報》時尚生活版恰好發表了一篇短文，題目叫《收拾房子，美國人又愛又恨的任務》。文中介紹說，“據美國《新聞周刊》報道，美國有成千上萬家庭的環境非常混亂。”“由於工作生活繁忙、消費物品過多……房子變得凌亂不堪‘一團糟’”。記得許多年前看過出美國電影，女主角脫下襪子就到處亂扔。廚房裡的碗幾天不洗。有客人來了，捧起桌子亂七八糟的東西，一古腦兒地就塞進抽屜里。當時覺得很有趣，並沒有嫌棄之感。可見，對家務勞動的煩惱，其實不只是中國特有的。所以，當柏楊先生說，“我們的廚房髒亂。我們的家庭髒亂。”的時候，如果他不了解美國的情況，最好就別說得那麼肯定，如果他是了解情況的話，最好就補上一句說：與此同時，許多美國家庭的廚房其實也有着同樣的煩惱。

柏楊先生說：“中國人的嗓門之大，真是天下無雙，尤以廣東老鄉的噪門最為叫座。”重讀這一段話，心裡難免不會產生這樣一種想法，如果柏楊先生碰到一個大嗓門的白種女人，他是否會媚笑着說：真是爽朗呀，陽光，有活力，敢於衝破世俗的約束，正是美國人充滿生機勃勃的體現呢？馬季有個相聲就是笑廣東人嗓門大的。這個相聲很精彩，聽了讓人開懷大笑，那笑聲的音量不會小的。 從中國的歷史看，廣東人受傳統禮教的約束比較少，小時候見過幾個纏腳老太婆，都是從北方過來的，廣東的纏腳女人就沒見過。這說明一直以來廣東人受的約束較少，比較自由。不受封建禮教的約束，也不受西方禮教的約束，這日子過得舒暢。

有一點，不知是否應該責怪柏楊先生見識少。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漢語的音調比英語豐富。而在全國各種方言中，廣東話的音調又是最豐富的，郭沫若認為如同是歌樂一般。所以，廣東人的嗓門，與廣東人的語言音調的豐富性相關，而不是與廣東人的社會修養相關。一個頗有修養的廣東老鄉，在開懷大笑時，聲浪依然還是很大的。

柏楊先生說“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鬥。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鬥，中國人永遠不團結，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知道團結。”對這一說法實在不能認同，不知道柏楊先生此言的依據是什麼。就在他寫下這篇著名的文章不久前，中國社會還是一個十分講團結，講合作，講集體主義精神的社會。只是近十多年來向西方學習，發明出“末位淘汰法”一類的管理制度出來，才有了窩裡鬥的味道。如果說政治鬥爭就是窩裡鬥，那法國大革命是不是窩裡鬥呢，巴黎公社是不是窩裡鬥呢？那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柏楊先生還說：“中國人的勤勞美德，在大陸已被四人幫整個破壞。幾千年下來，中國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勞，現在已不存在。”

真是令人叫絕。不管這個著名論斷是否正確。它是夠著名的了。此後，大陸有不少改革家，鸚鵡學舌地在柏楊先生這兒找到了堅實的依據，不斷指責中國工人懶惰。難道中國工人要象奴隸一樣在鞭子底下沒日沒夜地干，才叫做正常？反正是柏楊先生說的，錯不了，人家可是全國聞名的大作家呢。

其實，柏楊先生在這裡是跑了題的。如果他還是名高中生，語文教師很可能是要抽他的屁股的。他既然認為勤勞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唯一重要的美德，怎麼可能得出懶惰是中國文化的特點這個結論呢？他當然可以認為“四人幫”能力非凡，在不到十年的功夫里，就徹底破壞了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傳統，建立了新的文化傳統。但柏楊先生這篇文章的主題並不是要批判“四人幫”對中國文化的破壞，而是要評論中國文化的特徵。即使撇開“四人幫”不談，也不會對中國文化特徵的評論，中國文化並不是離不開“四人幫”的。

柏楊先生又說：“因為這種窩裡鬥的哲學，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很特殊的行為，死不認錯。各位有沒有聽到中國人認過錯？假如你聽到中國人說：‘這件事我錯了。’你就應該為我們國家民族額手稱慶。”

柏楊先生敢於談中國文化，至少應該讀過《三國演義》。儘管俗語有云“少不看《紅樓》，老不看《三國》”。但他不是個一般的老人家，他是個寫雜文的，扔匕首的、扔投槍的老人家。總不能連目標也不瞧，就亂扔一氣。如果他是一個有良知的人，他應該為自己的國家民族額手稱慶。毛澤東一直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毛澤東自己也為大躍進的事情認過錯。而我小時候看《三國演義》，讀到曹操剪髮的故事，就知道他是個敢於認錯的人。

柏楊先生在這個問題上還作了比較大的發揮，他最後說：“為了掩飾一個錯，中國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氣，再製造更多的錯，來證明第一個錯並不是錯。所以說，中國人喜歡講大話。喜歡講空話，喜歡講假話，喜歡講謊話。”

這句話很耳熟，感覺有盜版嫌疑。印象中有某個西方評論家說過，政治家就是那些解決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問題的人。政客講空話，講假話，講謊話，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吧。而把某些政客的卑鄙行為，說成是全體中國人的卑鄙，讓全體中國人去為這部分卑鄙的人承擔罪責，他未免是太憐惜些卑鄙者了。

不知是柏楊先生這本書啟發了妖魔化中國的潮流，還是這本書迎合了妖魔化中國的需要。反正這本書一經出版發行，就立即風靡全國了。

2004/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