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邓小平为中国做了几件大事。第一，是部分恢复了中国人的良知和常识。毛泽东建国后，中国人民的思维走上了一条极端化的道路，经过脱胎换骨的“共产主义思想改造”，很多中国人连做人的良知都丢失，做人的常识都缺乏，最后导致了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进行得如此残酷暴虐，是中共解放后，对中国人进行去人性教育改造的必然结果。虽然邓小平以经济改革闻名于世，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从邓小平时代起，中共大大地放松了对人民思想的政治控制，放弃了毛泽东所推崇的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国人的良知和常识。当然，这个恢复是相对于疯狂的毛泽东时代而言，而不是与尊重普世价值的现代正常社会相比，因此只能是部分恢复。今天有些中国人，因为看到资本主义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道德沦丧，而痛恨邓小平的改革，怀念毛泽东时代。其实，哪怕是腐败泛滥的当今中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曲扭，也远不如毛泽东时代可怕。在毛泽东时代，子女可以批斗自己的父母，邻居同事可以因为你无意做了件不尊重毛画像的事而把你告发，人们私下里都不敢讲对毛主席共产党不敬的话，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防范和迫害，远比今天陌生人之间的冷漠可怕得多。只不过毛泽东时代各种消息被严密封锁，言论自由程度大大低于邓时代以及邓之后时代，更没有政府难以控制的网络，人民也中毒很深，对邪恶视而不见，很多惨无人道的事件不能像今天这样，可以传播出来，得以广为人知罢了。

邓小平为中国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著名的经济改革。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不仅人性极端曲扭，经济更是严重贫血，绝大多数人民（农民）连吃饱饭都成问题，占人口小部分的城里人算是特权阶层，也只不过是勉强吃饱穿暖而已。务实的邓小平，信奉“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换句话说就是，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能让人民吃饱饭就是好主义。在邓小平的力主下，中国经济走上了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人民吃饱穿暖不再是问题。虽然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给中国带来的种种问题，但这并不说明改革是错误的，只说明改革进行得不够彻底，关键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邓的改革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孰好孰坏，只要把今天的中国与今天的朝鲜相比一下，就一目了然，不管是人民思维的曲扭程度，还是人民基本生活的质量，今天的中国都显然比朝鲜好。我们只见朝鲜人往中国偷渡，不见中国人往朝鲜投奔，人们用脚选出了哪里更好。

邓小平为中国做的第三件事，可以说被大多数中国人忽略了，那就是，邓小平为后来的中共领导人立下了不再搞个人崇拜的先例。虽然邓小平的改革给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带来了长足的改进，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人民在邓小平时代所得到的真正益处，比毛泽东时代多得多；但是，今天的中国，只有崇毛的毛粉，没有崇邓的邓粉，原因是因为邓小平生前比毛泽东低调得多，没有鼓励对他自己的吹捧，没有怂恿任何个人崇拜。光这一点，邓在人格上就比毛高尚。

话说回来，邓小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政治宽松和经济自由，都是跟共产党自己比；邓所做的好事，都是为了修补他的前任毛泽东给中国带来的破坏。邓小平的局限在于，他的思维并没有超越皇帝模式，据说他在世时曾极力反对新闻自由，他认为，当年共产党利用新闻自由战胜了国民党，今天的共产党不能再犯与国民党同样的错误，可见，他的统治理念，仍然停留在永葆江山这种封建皇帝的思维模式里。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邓只不过是又一个皇帝，没有什么特别伟大之处，但与中共迄今为止的其他领导人相比，我们可以说，邓小平是中共几任第一领导人里最不坏的。与毛泽东这样一个不顾人民死活的皇帝相比，邓算是一个至少在乎人民吃饱饭的皇帝，与他的几任后继者不敢做任何改革动作相比，邓小平至少有理念也有勇气扳动中国的舵轮，把中国航船转了个弯，调整了方向，尽管这个弯转得不够大，方向调整得不够彻底。我认为，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应该向邓小平学习，鼓起勇气，继续改革，在理念上，要走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务实之路：不管是共产党专制制度还是民主自由法治制度，只要能治理腐败，就是好制度；不管是中国特色还是普世特色，只要能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就是好特色。

最后，评价邓小平，不可避免地就要谈六四。在有些中国人眼里，邓小平是“六四屠夫”。我觉得更有益处的是，大家不以感情用事的方法来看问题，而是以理性思索来分析邓小平为什么会迈出那一步。毫无疑问，中共向来没有能力和平地对付化解人民的抗议，是一个不会管理的无能政府，当时李鹏作为一个大国之总理，与学生对话时那么亢奋，根本没有能力与学生进行有效的对话，这种水平低下，这种失败，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的必然。邓小平最后下令用军队来镇压学生的和平抗议，从道义上讲，是不正义不人道的；六四作为一个象征，多年来，激励人们不忘中国民主，其意义也是非常深远的。但我们在反对中共专制时，也应该考虑策略，应该更多地把仇恨对准邪恶的制度，而不是人。对在这个邪恶制度下的大多数中共官员（极其恶劣的除外，比如毛泽东），不管他们做过怎么样的愚蠢的事，他们最后也是人，我们应该从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做他们所做的事，想象一下如果自己处在那个地位，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争取民主的一方，把政府官员往死角逼，使他们惊慌失措，觉得一旦让步，很可能会影响到自己以及家人的身家性命，那么，他们当然会不惜借助武力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当时，学生抗议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北京的一些正常国事活动也受到了影响，政府仍然没有让步。其实这个时候，依我看，学生应该退一步。估计那时很多人希望一鼓作气，实现民主，但这个想法或许过于简单了一些。首先，学生提出的七点要求，对中共政府来讲，是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要让中共官员，尤其是跟着毛泽东打天下的老共产党人邓小平，从心理上甚至考虑接受这种变化的可能，这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想通过一次性抗议就达到目的，太不实际了些。而且，那样剧烈的让步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引发什么样的事件，也一定是很多中共高官担忧的问题。以当时全国人民亢奋的情绪，尽管学生有和平抗议的欲望，但在政府让步后，学生领袖能否对人民有控制能力，是很难讲的。如果我是当时的政府高官，自然就会担心情况失控，自己和家人性命都难保。当时学生应该在前进了一步之后，考虑后退一步，抗议游行的日子已经蛮长了，要求民主自由的信息已经传出去了，这就是第一步胜利，这次就到此为止了。以后有机会再抗议再退步，这样有耐心地一步一步来，给政府和人民一个习惯过程，一个学习过程，这样，政府不至于过于慌张，人民不至于一下子过于亢奋，可以有更大的机会和平过渡，而不至于失控。当然，过后论事总是容易些，而学生之所以心急简单，与共产党的教育密切相关，连总理都只有那么个水平，对学生要求过高也不公平。只是，我认为，六四过后，很少有人从学生抗议的策略上来总结经验。另外，我们应该理解：想要一个独裁政府对和平抗议让步，不要假设把他们逼到走投无路，而要假设争取他们良心发现。你手无寸铁，他们如果没有良心发现，就不会走投无路，因为他们手里有枪。所以，如果中国人将来真的能有幸遇到一个和平让步的独裁者，希望大家能看清独裁者良心尚存这一点，能对其过往的过错有原谅宽恕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