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對於64愛國運動來講註定是不尋常的一年，先是幾個月前那個縱兵屠城的64屠夫之一-楊白冰悄然死掉了，現在那個引狼入室、引兵進京的主要罪魁之一-陳希同也悄然死掉了，還竟然是在64屠城之日的前夜，真仿佛是冥冥之中，如有天啟。
說到這兩個屠夫和罪魁是悄然死掉，是因為他們的死在官方主流媒體上幾乎是隻字未提，更無評論。但楊屠夫死的時候好歹新華網上發過一篇稍顯即逝的訃告，算是對追隨鎮壓的老軍頭的一點交代。可這個引狼入室、引兵屠城的陳希同，惡名：“陳希（望）屠（殺）”死的時候，官媒連半點消息都沒發，估計負責新聞的維穩官員還一個勁地咒罵：這老東西早不死晚不死，偏偏這個時候死，要是讓國內的網媒發了消息，引來64苦主和當年受鎮壓的北京市民和各地學生的一片叫好和咒罵，不成了最好的64紀念了嗎？還怎麼在64期間彈壓維穩呢？只可惜閻王爺不是黨員，不聽維穩路線的差遣，讓這個陳希屠死得其時，死在了違憲暴亂的軍人，開始大舉進犯北京的6月3日的前夜。這個當年北京人民的父母官看來是沒有臉面再經歷一次可怕可憎的屠城回首了，估計長眠地下的千百北京市民和全國學生的64冤魂早就在地府準備好了鬥爭大會，就等把陳希屠這個老賊揪下地府去狠狠批鬥和再次公審呢。
按說作為北京人民的父母官，首先應該想到的是保一方平安，得一方人心。當年在兵荒馬亂的年代，要是有亂兵過境某地，當地的父母官，縣長也好，鎮長也好，都要趕緊率領自己的官吏衙役，外加士紳代表，出城十里迎接那些手拿要命傢伙的兵匪，說是迎接，實為‘迎拒’，拒之門外之意。大致是酒宴擺下，好吃好喝好禮好錢在城外招待亂兵，然後對他們講：各位老總辛苦，禮錢收下，但你們要找的敵對勢力不在我們城裡，我們城裡都是大大的良民，偶爾有幾個小偷小摸，我們自己的巡警衙役就能收拾了，不必煩勞各位老總機槍坦克地進城招呼，還是請各位老總另尋他所，以展雄風吧。云云。這才是一個父母之官應該干的份內之事。
可這個陳希屠倒好，不但不去出城迎拒亂兵，還竟然上躥下跳，從一開始就到處張羅着招攬大兵前來鎮壓自己的學生和鄉民，這簡直是利令智昏，二百加五十了。自古兵者多兇器，持械駕車所過之處，往往玉石俱焚、草木皆驚，所以只在對外禦敵時，萬不得已才使用兵家，這是歷史常識。而軍人進城一般都要繳械下馬，徒手步行才能保證不驚擾百姓。可這個陳希屠倒好，不但不去勸阻軍人下車徒手進城，以維持所謂的秩序（6月4日以前北京實際是秩序井然），卻竟然以總指揮，至少是總協調的身份，驅動幾十萬軍人荷槍實彈、裝甲機槍長驅直入幾十里，從遠郊橫衝直闖到了首都的心臟地帶-天安門，沿途機槍掃射之聲不絕於耳，密集如鞭炮爆豆，那槍聲二十多年來一直在維梁耳邊縈繞，那麼沿途的學生和百姓怎能不死傷無數呢？這一切都與陳希屠、李錫銘這兩個罪惡可憎的北京父母官有着直接的關係和罪責。倒也反襯出了李瑞環和江澤民的圓滑。
八十年代本來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理想年代，多數中國人都愛國愛黨，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火紅年代。即便有一點點官民矛盾也好比是親人拌嘴，不會動搖根本。但鄧作為設計師，沒有設計好改革開放後如何處理特權階層和廣大人民劃分利益的政治改革問題，於是造成八十年代末期出現了很多官倒和太子黨的腐敗現象，導致學生在北京上街，而初期北京市民是處於觀望狀態的，只是同情學生，但沒有積極參與，屬於打醬油系列。本來和平示威和請願是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有的合法權利，中國從清朝到民國到新中國的憲法都有這樣的權利，這不是什麼要篡黨奪權、改朝換代的大逆不道，否則，一示威就是篡黨奪權改朝換代，那還要這項權利幹什麼呢？當時學生的要求就是希望政府聽到群眾的呼聲，進行合理的溝通和對話就完事了。當時以趙紫陽為首的黨中央、書記處，政治局和主要國家機器都是以柔性方式處理學生運動，準備理解學生的合理訴求，所以隨着時間的推移，89年春天的學生運動正在向政府與人民的良性互動的緩和方向發展，學潮大有緩解之勢，而這時即便有人提出過激的口號和訴求，多數北京市民是不予支持的，再往後搞就是自討沒趣了。
但一個426社論的動亂帽子把學生給徹底扣蒙了，也把北京市民全給激怒了，把學生的合理訴求給定義為動亂，還放到官方的最高媒體-人民日報上面刊登，等於是給89學運定了性，這個決定不是以趙紫陽為首的黨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多數委員的討論意見，而是鄧小平等幾個已經退休或半退休的老人集團，在聽了陳希屠等別有用心的少數與太子黨利益相關的＇親爹黨＇們的污衊和挑唆後，在鄧家的客廳里私定的論調。所以分裂黨的不是黨的總書記、書記處和多數政治局委員，以及黨的主流派、骨幹派，而是鄧、老人幫和幾個投機政客，他們不能代表黨的主流一方，而是少數一方，只代表特權階層，在政治局常委里過不了半數（還是在鄧幾經威逼下），在書記處一個沒有，在政治局連三分之一都不到，在最高權力機構-人大更是寥若星辰，在地方各省更是少之又少，如果讓黨員官員自由表達意見的話，當時黨內的正氣和民主之風是現在無法比擬的，因此必然是正氣壓倒邪氣。而這一切都因為64時鄧一夥從426分裂黨，到非法戒嚴，到軍人暴亂，到後來大清洗而徹底改變了，從此開始墮落而一發不可收拾。很多官員因為理想被剝奪而只能拼命撈錢腐敗，以醉生夢死來麻醉自我。
而這裡陳希屠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引兵屠鄉的罪惡父母官的角色。而究其原因是他和李鵬都是太子黨的親爹，以及他和李鵬對北京人民同情學生而不支持鎮壓有嚴重的誤判。陳希同的兒子陳小同當時是太子黨里的魁首，其勾結官倒，謀取私利的罪惡在當時的北京幾乎盡人皆知，是學生要討伐的主要對象之一，與鄧小平的太子、李鵬的太子、趙紫陽的太子並列四大太子。而陳小同因為是北京人，又和首鋼的周冠五勾結甚重，倒鋼材、賣批文，罪惡昭彰，所以格外引起北京人民的反感和痛恨。因此陳希同在對待自己兒子的立場上是沒有妥協的，要麼象趙一樣表示自查自清，給人民以交代。要麼裝聾作啞，矢口否認。而陳是選擇了後者，而最為陰險可恥的是他不但選擇了後者，而且還主動出擊，反咬一口，串通李鵬、李錫銘到鄧那裡污衊學生搞動亂，加上鄧本身也是太子黨的親爹，立場一致，就一拍即合，給學生們搞了頂動亂的大帽子。
但當時鄧是在家裡做的這頂大帽子，屬於國事私辦，本來沒有強令要在官媒上發表，是讓李鵬陳希同們搞點自己的東西分頭響應，這樣搞分裂的鄧一夥還有一個退路，表示這是一家私言。可李鵬和陳希同希望拿到這把砍殺學生的尚方寶劍，就突然把這頂動亂的帽子以人民日報426社論的形式給公開發表了。以陳的思路是只要中央能統一基調，把學生定義為動亂，他和李錫銘的北京市委和市府就能以此尚方寶劍，動員廣大市民和工人群眾，來個76年45運動清場那樣的天安門清場，就既以非軍事方式鎮壓了學生，又博得了政治分數，為其官場飛黃贏得彩頭。可沒想到等426的賭博骰子一投下就發現自己輸了。
426社論不但沒有動員起北京市民和工人群眾聲討學生，組織起工人糾察隊，反而把北京市民給激怒了，從打醬油圍觀，變成了扔醬油瓶子，無不對426社論聲討痛斥。這就引發了鄧李陳李一夥們的更嚴重的恐慌。因為這時他們已經沒有退路了，要麼檢討426社論，為此付出政治代價，從此在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要麼反其道行之，象輸錢的賭徒一樣，再壓更大的一注，妄圖翻本通殺。於是就有了違法戒嚴令的出台。至於為什麼說戒嚴令是違反憲法的行為，我在過去的博客文章里已經詳細介紹過了，在本博文的回覆中會再次粘貼，這裡篇幅有限，不多探討。總之，沒有人大的批准和授權，沒有黨中央總書記的批准，沒有國防部長的簽字，軍管戒嚴就是違法違憲的亂命，而進京上街的軍人就是執行亂命的暴亂官兵。
而鄧一夥在這一輪的賭博中又失敗了。他們以為戒嚴令一發，北京街頭和天安門的學生和市民就會作鳥獸散，他們好能贏得鎮壓動亂的輕鬆勝利，以證明自己分裂黨的正確，以挽回政治影響。可沒想到廣場上和長安街上的憤慨人民越聚越多，很多天都突破百萬民眾。而試圖進城的輕裝軍人都被阻擋在近郊，很多理着小平頭，一看就知道是軍人密探的傢伙都被北京市民往相反的地方帶路，連天安門在哪個方向都沒摸清。後來的大股試圖進城的部隊也被市民和學生擋在三環以外的幾個路口，不斷接受着人民群眾的階級教育，所以民心向背是顯而易見的。按道理，這時的鄧一夥就該願賭服輸，收回亂命，撤走暴亂軍人，承擔政治後果。但這是他們萬萬不能接受的，因為從426社論的骰子一經投下，他們就沒有退路了，他們本來就是黨內的少數派，又是太子黨的親爹派，再跳出來亂扣帽子，還試圖以違法形式對廣大人民實施軍管，那麼在426以後的無論哪一個階段後退，將來都必將受到政治上的徹底清算。而學生和市民也無法後退，因為他們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和高層對話，都遲遲得不到滿足，只有一兩個袁木之類的小角色出來王顧左右而言他，那麼自己後退就等於是承認了426枉扣的罪名，將來就會被以清洗動亂因素的名義而整肅。
隨着時間的推移，暴亂軍人無法進城的形勢越來越對鄧一夥不利，因為人大常委會即將召開，人大委員長即將回國主持人大會議，在這個人民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必然要討論學運問題和戒嚴軍管問題，而多數代表的意見和黨員的主流一樣是很明顯都支持學生和北京市民的，那麼這對鄧一夥分裂黨的少數鎮壓派來講將是毀滅性的打擊，他們就會在從426開始的兩輪賭博中輸得乾乾淨淨，徹徹底底，自己和自己的太子党家人被徹底清算。於是鄧狗急跳牆、喪心病狂，以威逼利誘的方式逼迫楊家將們，向北京周圍的幾十萬暴亂軍隊下達了有進無退、格殺勿論的總攻擊令，這時的一部分軍人就變成了殺紅眼的怪獸，趁着6月3日的夜色，從東西南三個方向，以機槍坦克為先導，強行突破了嚴陣以待的學生市民的和平防線，‘勝利’會師於天安門廣場。終於讓鄧一夥在連輸兩輪後，成功翻本，成就了六四屠城的‘偉大’功業，使得這個黨內的少數派終於分裂我黨成功，鎮壓和清洗了黨當時的主流派-開明改革派。
但六四流血也讓鄧一夥付出了慘痛代價，鎮壓派自己也沒有成為國家的全部主宰，後來中國的十年實際是與血債派沒有直接關係的江澤民、喬石、李瑞環等機會派主持維持會來臨時維持局面的形式，直到鄧第三次枉自廢立而親點的胡和諧接管維持會。總之，６４鎮壓派因為有血債在身，終於被人民的憤怒阻擋在了最高權力中心之外，最後導致楊家將偷雞不成失把米，被人清洗。而陳希屠和他那太子黨寶貝兒子被先後送上法庭，受到審判。而如果在當時的三輪豪賭的前兩輪中，即426社論階段，或戒嚴軍管階段他們就輕鬆成功了的話，其結果就完全不同了，就該是以李鵬為總書記、以陳希同為總理、以楊白冰為總參謀長和國防部長的局面出現。正是因為學生和市民的流血犧牲，阻擊了這些人全面掌握國家政權，也為他們後來被架空或失勢打下了伏筆。
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當那個陳希屠和他那太子黨寶貝兒子站在法庭上，面對政治對手的嚴酷審判的時候，他竟然可笑地咒罵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行徑。他怎麼就不問問自己，當年國內和國際的社會主義大好形勢是被誰的法西斯行徑給徹底鎮壓和葬送的呢？而他這個北京人民的父母官的法西斯行徑，又給北京的千百萬同胞造成了怎樣的流血犧牲和傷心痛苦呢？
公元2013年，歷史上63兵亂和64屠城的前一天，北京人心目中的’陳希屠‘悄悄地死掉了，死得象條癩皮狗，官方沒人關心還嫌礙事，民間更是無人紀念，只有憎恨，被送到昌平以攝影師的搞笑身份施行火化，死後第二天，也就是軍人暴亂的當天，北京昌平一帶風雨大作，電閃雷鳴，天安門更是暗無天日、黑雲壓城，真是天怒人怨，英靈索命，看來老賊就是死了，葬身地下，也難逃64冤魂的詛咒和審判。願64英靈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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