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看了《“愤青”和将要寿终正寝的“愤青”秀》一文，对当代“愤青”做了的剖析研究，然而“愤青”不是今天才有的，远的不提,单就是民主革命后做秀的“愤青”就已经有三代了，不可不谓之根深蒂固一脉相承。

汪精卫一生最引为自豪的是谋炸载沣摄政王一事。1910年，腐败得无可就药的清王朝已经奄奄一息,执掌封建王朝最高权利的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汪精卫觉得博取政治资本的时机已到，在当年3月31日，汪精卫等人在载沣王府附近埋设炸药，结果谋炸不成而被捕。据说汪被捕后，曾经作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便是其中慷慨之词，博得国人一片叫好声。

1934年汪精卫在南京国民党行政院任院长，溥仪当时在日本人的扶植下做了“满洲国皇帝”。此君闻悉后大骂溥仪：“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其名称为执政或皇帝，都不能改变其傀儡之本质。”

然而仅仅相隔四年，在1938年底，这个曾谋炸清廷摄政王载沣并怒斥溥仪“做日本人傀儡”的“愤青”汪精卫，完全投入了强权者日本人的怀抱，并且在“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发表讲话，祝贺“满洲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兴隆，反共轴心作战完成最后胜利。”成了不折不扣的汉奸。

汪精卫是民主主义革命后第一代“愤青”，因此尚有几分原始“愤青”激进本色。虽然他的最终野心是追求个人在中国的至高权利，但是至少他的“愤青秀”表演尚要冒些危险，此君为中国近代杰出“愤青”的代表当之无愧，此后愤子愤孙无人出其右，因此当尊其为愤太祖。

第二代“愤青”是当年红卫兵以及类似的一些人，其中不乏不学无术交白卷的张铁生等。红卫兵可以随便给人家安上一个罪名，如汉奸、特务等等然后进行残酷批斗，他们六亲不认，哪怕是他的家人也不例外。他们的行为准则是“最高指示”，凡是“最高指示”指示了的那么办起来就没有什么风险，即使是打砸抢仍然可以找到理论根据，他们不需要承担汪精卫那样面对强权的生命危险，主人指到哪里打到那里就是了，即使被利用后给他指定到了“广阔天地”，他仍然“大有作为”的割掉贫下中农家里猪尾巴、鸭脖子，并且贡献出自己的肚子帮忙把这些资产阶级的尾巴转化成优质肥料。红卫兵虽没有汪精卫的“勇敢”，凭其业绩以及历史地位仍然可尊其为愤武宗。

第三代“愤青”是现在论坛上自称是“爱国者”、“愤青”的人，般若寺已经在《“愤青”和将要寿终正寝的“愤青”秀》一文中已经进行了解剖分析。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国的“愤青”以历三代，和中间那代不用承担风险的打砸抢分子以及靠政治投机获得政治地位的武宗“愤青”比，现代“愤青”已经彻底退化，在他们身上已经找不到汪精卫以生命危险博取政治资本和个人前途的神勇太祖踪影，他们牢牢的继承了祖上见风驶舵依附强权为主子做打手的传家绝技，他们不敢到现实生活中进行实质的打砸抢，却可以在论坛上模拟一下大愤天朝的二代武宗红卫兵们的蛮横和无知，只能通过这样回味愤王朝全盛时期而获得些许快感。

最可悲的也是当代“愤青”，他们今天连“最高指示”都找不到，只能通过对媒体察言观色来猜测“指示”的大概，有时候还会看错主人的意图，明明主人要搞搞外交韬光养晦，他这里却领会错了意思，让主人难以下台的大骂卖国贼、高喊口号，结果可能是被主人反手一巴掌打倒在地，然后他一脸茫然的看着主人。

所以这些人至今非常怀念可以找到“最高指示”的年代，没有指路明灯你让愤愤们简单的大脑如何去思想？如何和先辈一样过红卫兵时代如火如荼又绝无风险的的战斗生活？

当代愤愤同时也是最可怜的，他们没有机会象“愤太祖”汪氏那样表演了“愤青”秀后投靠强权换得个最高权位，又不能和“愤武宗”红卫兵那样看准政治风向，通过紧跟“最高指示”打击主人的仇家获得政治资本而飞黄腾达，他们只能依靠低效率的大脑来揣摩主流媒体意思的大概，然后脑波信号就开始减弱，面部表情凝固，剩下的就是在网络上毫无理性的叫着，你不要以为他为这个动作会消耗很多功率，三代“愤青”这个动作是一个机械的行为，如同你蹬自行车一样，他叫出来也不需要大脑给以的特别指令。此代愤愤大概可被其后代子孙称为愤皇朝的末代哀宗。

今天将此三代愤愤托出水面，就是为了让此种族类学习进步以期或者有其中少许返祖获得更高成就，即使他们不能达到太祖汪精卫的神勇，能恢复到武宗红卫兵真正的抢抢砸砸也不失为进步，也不必如今日愤愤们畏首畏尾、察言观色一副两头受气相。

“愤青”们在退化，正如九斤老太所说的，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