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護與批判——法蘭西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施京吾　 當羅伯斯庇爾敲響路易十六的喪鐘時，他卻沒有料到，這樣的喪鐘也是為他自己而鳴，斷頭台冰冷而堅硬的刀片切下了路易十六的頭顱，也切下了羅伯斯庇爾的頭顱。那堅硬的刀片落下的時候，顯得是那樣的堅定有力、從容不迫。這些永遠記載於史冊的人物，就這樣為了自己的事業、為了維護本階級乃至個人的利益，走上了同樣的道路。 然而，不論大革命的進程是如何驚心動魄，也不論斷頭台的故事多麼地富有戲劇性，甚至也不論這段歷史將如何地影響法國以至人類文明的進程，說到底畢竟是外化於層面的“事件”。我們並不懷疑歷史中存在着大量的偶然性、突發性事件，比如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就給我們介紹了多例這種“一剎那”間的歷史性突變，這些事件對社會的發展、變遷的影響是絕對不能低估的。但是，法國大革命卻同樣絕對地不是這類事件的典範，“它決不是一次偶然事件”〔１〕，而是“一項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２〕。即便沒有斷頭台的故事，沒有像夏爾－亨利·桑松這樣的職業劊子手，革命也將必然地發生。 當一個社會發生了如法國大革命這樣的劇烈變動時，必然有其內在的原因和變動的理由。一個偉大的民族不僅在於她發動了一場如何偉大的革命，更在於她能否理性地、思辨地總結革命、批判革命，從而賦予革命永恆的價值。法蘭西正是這樣的一個民族，而且，我們在對歐洲文明的考察中發現，大凡接受過古希臘文明薰陶的民族似乎都有這樣的品德：反思與批判。恰恰，這往往是東方民族所不具備的。比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世界各民族人民犯下罪行的德國和日本，在對戰爭罪行的認識上是截然不同的，日本至今也沒有令受害國滿意的深深謝罪。而同為東方國度的中國，對自身歷史中的每一個痕跡是否都有過深刻的批判或者是恰如其分的認識？這樣，對整個民族的精神和意志將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專制主義的法蘭西毀於路易十六的治下，然而，路易十六卻並不是一個極端專制、暴戾成性的封建帝王，他在專制上遠不及路易十四，腐朽上更不抵路易十五。人們在他的身上看到過改革的願望，看到過民主的氣息，看到過他勵精圖治的奮鬥——這倒有點像中國明朝末代帝王朱由檢，即吊死在煤山的崇禎皇帝。他們為了自己的王朝兢兢業業、克己復禮。然而，大廈之將傾，一個帝王的開明，並不能夠挽救行將崩潰的帝國，當制度的腐朽、根基的腐爛達到了極點的時候，不論是開明帝王還是鐵腕帝王，誰也無法阻擋這樣的狂風暴雨的來臨，所以，當崇禎吊死於自家的後花園煤山之後的第一百五十年，路易十六也倒斃於自己“設計過”的斷頭台下。在崇禎之死到路易十六之歿的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裡，正是歐洲啟蒙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也是法國文化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段輝煌的時期，不論是哲學還是文學或者是藝術，所出現的不是一個人的偉大，而是一個群體的偉大。而此時的中國，卻進入了最腐朽、最黑暗的時代。然就是這段時期的中國卻與法國的啟蒙運動產生了聯繫——一些著名的歐洲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清朝的皇權統治進行了不恰當的讚美，伏爾泰甚至還以《熱情的中國人》為題畫了一幅肖像，以示他對中國的熱愛。不過，這位“熱情的中國人”怎麼看怎麼都像魯迅筆下的阿Ｑ。我們不知道法蘭西的統治者們是否受到過這些思想家的誘惑，這些著名的思想家筆下所描述的清王朝的那一幅幅“盛世圖景”，或許真的喚起了“路易們”的熱烈嚮往。不過，這種“嚮往”如果是存在的話，其結果對“路易們”來說一定是可悲的：法蘭西帝國垮了。專制主義的法蘭西覆滅了，但她造就的卻是現代民主社會，必然地影響了世界的歷史進程，因此也必然地影響遠在東方的中國——當然，這已經是另外一個話題了。儘管並不能說路易王朝必然地受到過中國皇權統治的影響，但我們卻可以說，任何一個高度集權的王朝都必然地會垮台，只是時間問題罷了。那麼，路易王朝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 這位叫托克維爾的法國思想家用他的傳世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給我們做了回答。在這部書裡，托克維爾所要說的是“這場在幾乎整個歐洲同時醞釀的偉大革命為什麼爆發於法國而不在他處，為什麼它好像自發產生於它即將摧毀的社會，最後，舊君主制怎麼會如此徹底、如此突然地垮台”〔３〕。 當一個國家發生了法國大革命式的劇烈動盪，導致這樣動盪的原因一定是複雜的，而問題一定是多方面的，不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具有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法蘭西固然偉大，可在導致革命的原因上一點也不例外。 英法百年戰爭，使法國從四分五裂的狀態變成了一個統一的法蘭西，特別是經過胡格諾戰爭後，亨利四世建立了波旁王朝，由此法蘭西開始步入專制時代。統一相對於分裂的法蘭西當然是個進步，但是，集權統治不僅沒有使法蘭西變得愚昧，反而成為啟蒙運動的一把鑰匙，而啟蒙運動又對人類的心智起到了極大的開啟作用，使集權變得越發難以為繼。一旦集權體制受到質疑，要想維護國家的穩定和發展，要麼與時俱進地順應時代的發展，向現代民主制度平穩過渡，比如英國，就走上了君主立憲道路；要麼依靠強權苟延殘喘，直到被推翻。這取決於統治者對權力本身的認識。古往今來，人類的占有欲和征服心總是旺盛的，從路易十三開始，法蘭西選擇的道路是更加集權和更加專制。法國，在專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直接導致專制的並不是路易十三本人，而是他的首相、歷史上著名的紅衣大主教黎塞留，他被後人稱為“法國歷史上最偉大、最具謀略、也最無情的政治家”〔４〕。為了維護和加強波旁王朝的統治，他兢兢業業、鞠躬盡瘁，以自己的鐵腕確立了國王的絕對統治地位。他在自己的《政治遺囑》中明確宣稱：“我的第一個目的是使國王崇高”；“我的第二個目的是使國王榮耀。”為此，他殘酷盤剝人民，死的時候，國稅竟已經預征了三年，卻還振振有辭地說：“如果人民太舒適了，就不可能安守本分……應當把他們當作騾子，加以重負，安逸會把他們寵壞。”〔５〕為了削弱貴族的力量，黎塞留還向各省派出監察官，主管地方的司法和財政，貴族則擔任一些榮譽職位。可他的稅賦政策和行政體系卻為波旁王朝的覆滅留下了嚴重的、制度性的後患——當他為路易十三制定了強力斂財政策的時候，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卻成了波旁王朝的掘墓人。當然，他的功績更在於一個高度集權和高度專制的帝國在他的手上形成了，法蘭西從封建主義搖身一變，成了專制主義的大本營。１６４２年，這位樹敵甚多的法蘭西鐵血首相病故，臨終前他卻對神父坦然地說，除了公敵之外，我沒有敵人。次年，路易十三駕崩。而此時，也正是中國戰亂紛繁的歲月，即明王朝垂死掙扎的最後時期。到１６４４年，明亡，大清帝國始，中國由此進入了最黑暗的時代。 １６４３年，年僅五歲的路易十四即位，迎來了法國君主專制極盛的時期。他在位時間長達七十二年，這是中國沒有一個帝王能夠比擬的，即便是康熙也不過在位六十一年。同樣是專制，路易十四留下的歷史文化遺產與“康乾盛世”相比，卻根本無法進行類比。他“贊助”了著名的古典文藝時代，即他的時代也是為啟蒙運動奠定基礎的時代；而在歷經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長達一百三十四年的所謂“康乾盛世”中，我們不僅連一個二流思想家的名字也難以發現，而且這一時期是被龔自珍斥為“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的社會，我們所知道的是殘酷的“文字獄”，是無情的掠殺，即歷史學家朱維錚教授稱之為“戮心的盛世”〔６〕。至今我們也想不明白的是，如今有關清王朝的文藝作品究竟反映的是怎樣的歷史真實？怎麼把殘酷戮心的歷史掩蓋得連一點痕跡都找不到了？但是，不論路易十四時代是怎樣地強盛，正由於是同樣的專制，最終卻都免不了覆滅的下場。 １６６１年，年僅二十三歲的路易十四開始親政。與路易十三倚重首相黎塞留不同的是，路易十四在親政的五十四年裡卻沒有任用過一名首相。而且親政當即，路易十四向大臣們宣布：我就是我自己的首相。他把親自理政當作“國王的職業”——他最著名的治國名言是：朕即國家！就這樣，由於路易十四的強力統治，法蘭西曾出現了一片“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法蘭西空前地強大。這都是建立在對外野蠻擴張、對內殘酷壓榨的基礎上的。此時，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對路易十四進行有效地控制了。但是，不論是怎樣的權力，一旦失去約束就會走向反面，專制的成本永遠都高於民主的成本。當路易十四的強權發揮到極致的時候，腐朽也隨之而來：１７１５年，七十七歲高齡的、被尊稱為“太陽王”的路易十四終於日薄西山了。 繼承王位的是路易十五。這是一位著名的腐朽帝王，聲色犬馬，生活糜爛：“他極其厭煩政府的問題，當他不得不坐下來主持國家事務時，他‘張着嘴，說不了幾句話，什麼也不想’。”〔７〕他不僅大肆豢養情婦，甚至整個國家權力都由情婦們掌握着，所寵愛的兩個情婦蓬巴杜夫人和杜芭里夫人的名氣居然比路易十五還要響。為了滿足自己的淫樂，他寡廉鮮恥地聲稱：“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他還屢屢把法國拖入戰爭的泥淖，卻屢戰屢敗，使法蘭西陷入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中。可是，就在這個千夫所指的路易十五統治時期，也正是啟蒙運動最蓬勃的時代。啟蒙運動貫穿了他的整個統治時期，從狄德羅到盧梭，從孟德斯鳩到伏爾泰，代表了當時人類精神的最高境界。 １７７４年５月，執政四十九年的路易十五一命嗚呼，由其孫路易－奧古斯特即位，即後來被送上斷頭台的路易十六。路易十六性格內向，溫和怯弱，愛好修鎖和狩獵，人稱“鎖匠國王”。他在位期間也曾試圖修補祖輩們留下的窟窿，但是，路易十四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而路易十五留下的攤子又太爛。而路易十六性格上的弱點使他根本無力挽救行將崩潰的帝國。 選擇專制制度的本身，就意味着這樣政權的垮台是必然的——專制意味着覆滅！ 在英法百年戰爭中，法國的貴族為保衛法國付出了一定的代價，因此在法國他們享有較高的地位。這和當時英國的情況相似。但是，為了建立一個強大的專制王朝，法蘭西與英吉利卻選擇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前者選擇的是專制，後者則走上了君主立憲的道路，成了現代民主制度的一個活標本。 在經濟方面，導致法蘭西帝國崩潰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免稅特權的產生，是專制的孿生毒瘤，“是特權中最令人厭惡的特權”〔８〕，因為特權的產生恰恰是為了迎合專制的需要。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防止貴族對王權構成威脅，就必須要削弱和分化貴族階層的權力，其主要辦法就是給貴族以更大的利益，用榮譽換取貴族的權力。這早在亨利四世時代就建立起來的賣官鬻爵制度，從路易十三開始則逐步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國王把貴族都籠絡到身邊，讓他們花天酒地，醉生夢死，一個個都成為弄臣。於是，在紙醉金迷之間，許多貴族自願地放棄手中的權力，以伺服國王為榮，進行極度享樂。這樣，一支能與國王分庭抗禮的力量就被瓦解掉了。據說，在革命前夕，“凡爾賽宮內常有一萬七八千名貴族廷臣，其中四百六十九名專侍王后，二百七十四名侍奉王弟，國王的伯母有兩百多名隨從，連路易十六的新生女兒也有八十名貴族侍候”〔９〕。而國王在出賣官位給貴族的同時，另一方面又大幅度免除貴族的稅收，使他們依然擁有無上的地位。由於當時的社會結構決定了農民對貴族有着較大的依附性，貴族投身到國王的懷抱，使他們越來越遠離農民，農民卻越來多地成了自由民。但是，農民儘管土地歸自己所有了，但負擔卻更重，要受到多方面的盤剝。為了維護龐大的國家機器的運轉，本來需要由貴族承擔的稅賦，結果都轉嫁到了農民的身上，這就出現了富人免稅而窮人納稅的情況：“最有能力納稅的人免稅，最無能力應付的人卻得交稅，當捐稅以此為宗旨時，就必然要導致那一可怕的後果——富人免稅，窮人交稅。”〔１０〕——更為可怕的是，這樣的情況一旦成為一種社會的制度性安排，即當權力成為商品的時候，這樣的社會離沒落一定不會太遠了。 其後，隨着社會發展而出現並壯大的資產階級也加入到盤剝農民的隊伍中來了。為確保自己擁有更多的財富並且擁有與之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他們利用金錢大肆向政府購買職位，而政府為了獲得更多的金錢就不斷地發明新的職位出賣，於是又出現了一大批免稅者，“資產階級中的免稅者與貴族中的免稅者人數一樣多，而且常常比貴族還多”〔１１〕。那麼，誰來維持龐大的國家財政呢？答案只有一個——農民和普通的勞動者。因此托克維爾說：“儘管在捐稅問題上，整個歐洲大陸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個國家，這種不平等變得像在法國那樣明顯，那樣經常讓人有所感受。”〔１２〕革命爆發於法國在經濟上也就順理成章了。 為了鞏固專制制度，加強自己的集權統治，國王建立了兩條可以互相掣肘的管理體系。法國的行政官員通常由國王任命的人擔任，他們一方面擁有很大的權力，但往往又駕馭不了貴族，而貴族擁有指揮軍隊的權力且並沒有行政權，卻要擔負對國民的教育的行政義務，因此就形成了這樣的狀況，即行政官員統治着法國，榮耀卻屬於貴族，他們相互排擠、指摘，往往使法蘭西的政體混亂不堪。在路易十四時代，朝廷甚至下令停止三級會議，剝奪高等法院的制衡作用——一切人和所有的人，最終都要服膺國王的統治。 這種混亂的行政體制，暴露了專制制度的最嚴重的劣根性，即它使“舊制度原形畢露：條規強硬嚴峻，實行起來軟弱松怠”〔１３〕。此時人民儘管還服從於當局，“但是他們遵從當局卻是出於習慣而非出於意願，因為人民偶然激動起來的話，最微小的激動立即就可將人民引向暴力，這時鎮壓人民的也總是暴力和專權，而不是法律”〔１４〕。果然，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法國人民就那麼“偶然地”激動了一下，卻成為歷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暴力導致的是更加暴力，專制導致的是更加專制，羅伯斯庇爾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這一點！ 但是，儘管如此，相比較當時歐洲的情況，法國的民眾對壓迫之所以有着最深切的感受，根本原因還在於，文明使他們認識到，任何盤剝都是非法的，不論這樣的盤剝來自於國王還是來自於政權。更進一步言，當人們不能得到自己的勞動成果時，就必然地產生仇恨。而法國的人民就產生了這樣的仇恨。這時，要麼接受封建主的統治，退回到封建社會，要麼就爆發革命。可喜的是，文明使法蘭西選擇了革命——從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法蘭西掀起了理性主義哲學、古典主義文藝和啟蒙運動三個極為重要的文化思潮，除前面提到的狄德羅、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外，還有笛卡爾、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等等，都是大師級的文化巨匠，他們對法蘭西民眾思想的啟迪是不言而喻的。 專制的精髓是對思想自由的極度摧殘，在這一點上，法蘭西所有的國王都是不及格的，這與他們的中國師傅們相比，就絕對是幼兒園的水平了。笛卡爾主要活動於路易十三時代，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則大多生活於路易十四時代，最腐朽的路易十五時代更是啟蒙運動最高潮的時期，到了路易十六時代，整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早已成熟，也完全做好了變革的理論準備，一支強大的力量已經形成，只在等待人民的“偶然地激動”了。 儘管如此，統治者們並沒有放棄對思想自由的禁錮，尤其對報紙“輿論導向”的控制還是相當嚴格的。例如，路易十五就曾決定法國的第一家報紙《法蘭西報》由政府監督編排，要確保該報“凌駕於其他報刊之上”，並且要儘量登載一些“有關物理學、博物學的奇聞趣事”。輿論一律和愚民政策是所有專制統治的慣用伎倆。這樣做，或許可以堵住自由的聲音，但同樣也蒙蔽了自己的眼睛——當人民為專制而犧牲，那麼，統治者也一定會為專制而付出沉重代價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所幸的是，法國的帝王們還沒有對書籍建立嚴格的審查制度，雖然並不缺乏對文人的迫害，但畢竟沒有出現過中國式的文字獄，更沒有出現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大屠殺。這是法國永遠值得慶幸的地方。 路易十六是在經濟不斷惡化、啟蒙運動已基本結束的情況下登上歷史舞台的，迎接他的只能是一個政治和經濟雙重腐爛的爛攤子。因此社會要求改革的呼聲不斷高漲，儘管他也部分地迎合了時代的要求，但是對權力的過分迷戀最終沒有使他順應歷史的潮流。１７８９年７月，當人民攻占巴士底獄的時候，他失去了主動改革的機會。１７９２年的八月起義，又進一步使他失去了挽救自己生命的機會——於是，波旁王朝完了，一個專制的時代結束了。 托克維爾說，這場革命是“無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動了當時有教養的階級，使他們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動起來的是滿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變地位的強烈欲望，前者的熱情終於點燃並武裝了後者的怒火和貪慾”〔１５〕。 尤有戲劇性的是，與路易十三、十四的隆重葬禮相比，路易十五由於太過腐敗，他死後是在夜間悄悄地下葬的；至於路易十六，則只能由斷頭台切下他的頭顱了。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也許是波旁王朝留下的專制的痕跡太重，它使得大革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之後法國還出現了短暫的復辟；同時，拿破崙的稱帝使法蘭西依然染上了專制的色彩，可見專制的後果可謂災難深重，一次暴風驟雨式的大革命並不能徹底洗滌舊制度中所有骯髒和腐爛的東西。但是，共和畢竟戰勝了專制，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由此而轉折，這是永遠不可磨滅的，是我們應該要記住的。 托克維爾以他鞭辟入裡的分析揭示了導致法國大革命的深刻背景。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飽受苦難的民族由此走上了迅猛發展的道路。他的思想成為現代民主制度的樣板之一，這對於我們也有着重要的啟迪作用。 注釋： 〔１〕〔２〕〔３〕〔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法)托克維爾著：《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０、６０、３２、１２６、１３８、１３１、１２６、１０６、１０６、２２０頁。 〔４〕參見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理性開始時代》，東方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０８頁。轉引自呂一民著：《法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７頁。 〔５〕呂一民：《法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０頁。 〔６〕參見朱維錚：《走出中世紀》，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２頁。 〔７〕（美）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菲利普·李·拉爾夫著：《世界文明史》第２卷，羅經國等譯，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７４頁。 〔９〕錢乘旦、陳意新：《走向現代國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８頁。

轉自《書屋》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