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民主和共同富裕是中國改革的唯一出路

　　——答英國《華聞周刊》記者問

　　張宏良

張宏良（資料圖）

 

　　（以下內容是英國《華聞周刊》記者林卉卉為該刊出版“三中全會與中國問題”專題而採訪的18個問題， 這些問題一大特點就是預設立場和觀點十分明顯，反映出採訪提綱擬定者受新自由主義影響較大，對中國許多問題誤解較深，希望大家在閱讀時注意。）

　　1，問：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最近發起了“批評與自我評判”的運動，您認為這是不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將要推進黨內民主的訊號?為什麼?

　　答：這個問題的預設前提，至少是給人的感覺，好像共產黨一直沒有黨內民主。其實，共產黨一直存在黨內民主，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是一大民主創新，正是憑藉這種創新的民主制度，共產黨才能迅速打敗號稱是英美民主體制而實則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政府。

　　現在，中國共產黨最高層已經形成了集體領導的民主機制，從上屆九常委到現在七常委，已不再是“皇帝領導”，而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王爺執政”，是幾大“王爺”共同執政，並且幾大“王爺”都有約束，個人很難獨斷專行。比如，無論美國總統還是英國首相，都可以隨便一句話，就能夠更換部長和大臣，而中國總書記就做不到，要更換哪個部長，必須經過一系列組織程序，這就是實實在在的黨內民主約束。

　　其實，當今中國真正需要或者說更加需要的，不是黨內民主，而是大眾民主，是人民大眾對各級政府官員的監督和約束，是企業員工對老闆的監督和約束。從“人人生而平等”這個最根本的人權原則來說，官員和老百姓是平等的，老闆和員工同樣是平等的，由老闆決定員工的命運，和由官員決定百姓的命運，同樣是不能允許的。必須賦予百姓監督和約束官員的權利，也必須賦予員工監督和約束老闆的權力，官員和老闆特別是老闆的為所欲為，是當今中國一大政治災難，只有大眾民主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恰恰在大眾民主這個真正民主問題上，無論國內極右勢力還是西方媒體，全都採取了迴避態度，不僅迴避甚至妖魔化大眾民主，把人民大眾直接表達政治訴求妖魔化為“民粹”、“極左”、“文革餘孽”等等，同時把人民大眾排除在外搞什麼“黨內民主”和“代議民主”的爭論。其實這種爭論完全是一個政治陷阱，只要跳進去，共產黨和共和國就一定會成為歷史被告。

　　2，問：民間輿論對於“黨員幹部財產公開”的呼聲一直很高，但在實際操作中卻並未看到明顯的進展。您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否會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又能否帶來一些實質的改變?

　　答：黨員幹部財產公開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不過不應該只是黨員幹部財產公開，而應該是所有幹部財產公開。民間從來沒有隻要求黨員幹部公開財產的呼聲。你問十八屆三中全會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估計真正解決很難，道理很簡單，目前官員比老百姓富得太多太多，一旦財產公開，很難有幾個官員能夠穩坐泰山。特別是這個問題不是官員個人因素造成的，而是改革開放的內在邏輯決定的。

　　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口號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且要求黨員幹部帶頭致富，整個社會又把金錢看作衡量成敗的唯一“實事”，實現“效益最大化”成為社會的神聖目標……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率先富起來的肯定是掌握權力和資源的極少數官員，以及與官員有各種聯繫的所謂“能人”。

　　特別是中國先富起來的官員富豪，並非是向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家族那樣，是長期經營的結果，而是通過改革對現有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的結果，這種突然暴富很難經得起天理和法律的檢驗(儘管這種法律是自己制訂的)，一旦公開肯定會招來沸騰的民怨。但是這種暴富狀況並非是個人因素決定的，而是改革開放的客觀邏輯決定的，現在實行財產公開，完全由官員個人負責，在官員看來自然是很“不公平”、難以接受，整個官僚集團都這樣想，幹部財產公開制度就很難真正實行。

　　況且，既然官員富起來是改革開放內在邏輯決定的，如果否定了這些富起來的官員，實際上也就否定了改革開放的正義性、合法性。這也是中央政府十分棘手的困難。

　　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於中國官員富起來主要是權錢交換的結果。所以，對於當今中國來說，與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資本來源公開制度。中國很大一部分富豪，並非是長期生產經營的結果，而是勾結權力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的結果，是把國有和公有資產據為私有的結果，這是中國富豪與西方富豪的根本不同之處。所以，在中國不僅要對官員實行財產公開制度，也要對富豪實行資本來源公開制度，否則同樣是對官員的“不公平”，也不符合天道正義，不符合民心民意。

　　3，問：您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否會處理黨內的腐敗問題?如果觸及，可能會到什麼程度?您對黨內的腐敗問題有何看法?

　　答：腐敗問題已經成為眾目睽睽、千夫所指的普遍問題，當然會成為三中全會的議題。當今中國黨內腐敗主要是兩種：政治上的用人腐敗和貪污受賄的經濟腐敗。其中，兩種腐敗又密切相連，用人腐敗造成經濟腐敗，經濟腐敗又助推用人腐敗，從而形成惡性循環。這兩種腐敗都是從全盤否定文革和走上西化道路開始的。

　　中國二千多反腐敗的制度探索特別是新中國數十年的民主探索，已經初步探索出遏制腐敗的有效方法。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毛澤東率領中國人民探索的大眾民主制度，諸如“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發動群眾監督官員，使官員無法貪腐、無處貪腐、無時貪腐。這是走出腐敗周期律的根本道路。如果沒有勇氣沒有能力發動群眾，退而求其次的辦法，就是對官員實行“政治株連”制度，如同企業對產品實行“三包”一樣，官員對自己提拔的官員同樣實行終身負責制，誰提拔的官員出了問題由誰負責，實行連坐。這樣就會對用人腐敗形成強大震懾作用。

　　目前中國腐敗愈演愈烈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把群眾監督作為“文革浩劫”徹底否定掉了，把“政治株連”的制度約束又作為封建傳統給否定掉了，形成了無拘無束的權力約束真空，既沒有現實約束又沒要後顧之憂，使中國成為古今中外官員為所欲為的理想天堂。這種情況又如何能夠不發生腐敗?

　　4，問：您預計這一屆三中全會是否會就黨內幹部選拔的效率和渠道問題進行探討?您認為現在黨在選拔幹部的效率和渠道上，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

　　答：目前中國選拔幹部不存在效率問題，只存在質量問題。也不存在選拔渠道問題。目前中國幹部選拔方面問題不大，問題主要出在幹部罷免方面，群眾無權罷免幹部，所以幹部對群眾肆無忌憚。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又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國家，而目前幹部任免制度只能反映出共產黨領導的一面，而不能反映出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一面，幹部任免與國體政體完全不相適應。應該在幹部任免問題上把共產黨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結合起來，由黨組織任命幹部，由人民群眾罷免幹部，真正體現出共產黨領導和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有機統一。這種直免式民主比西方國家的直選式民主要更加先進，既能夠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力，又能保證整個社會的統一領導，避免把民主變成亂鬨鬨的形式鬧劇，使人民群眾能夠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主人翁。

　　5，問：一直以來黨與軍隊的關係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您預計這一屆的三中全會，會不會對此進行討論?您認為現在黨和軍隊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對於這種關係您持怎樣的態度?

　　答：提出這個問題的人，要麼是完全不了解中國，要麼是被極右勢力完全給忽悠了。中國歷屆黨代會歷屆領導人從來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出現過絲毫動搖，一直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三中全會又怎麼可能討論這個問題?中國人民解放軍是由中國共產黨創建的軍隊，自然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且，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只有共產黨領導才能保持軍隊的人民子弟兵性質，成為人民軍隊。

　　所謂軍隊國家化，要麼是無知，要麼是無恥。道理很簡單，國家是什麼?國家本身就是包括軍隊在內的統治集團的工具，說軍隊國家化如同說車輪汽車化一樣荒謬絕倫。西方所謂軍隊國家化其實是資本集團管理國家和軍隊的一種形式，功能是對內鎮壓人民反抗和對外進行侵略擴張。軍隊國家化與軍隊皇家化的本質完全相同，區別只是服務於不同的統治集團，都是鎮壓老百姓的工具。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確實如同軍歌所唱的那樣，“開天闢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歷史上除了農民起義之外，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軍隊才第一次具有了人民子弟兵的性質，歷史上才第一次出現了與國家軍隊相對立的人民軍隊。當然，如何長期保持軍隊的人民子弟兵性質，仍然屬於一種歷史探索。

　　6，問：黨一直很重視宣傳工作，您認為這一屆的三中全會召開之後，黨對媒體宣傳的管理力度是會增強還是放鬆?為什麼?

　　答：三中全會後對媒體宣傳的管理力度肯定會增強，其實現在這種力度已經開始增強，只要不出現什麼意外，三中全會後會繼續保持這個勢頭。結合目前中國極端混亂、極端放縱、極端自虐並且充斥顛覆性言論的媒體領域來說，加強管理力度是一種好現象。相對於西方國家而言，當今中國媒體特別是互聯網領域的賣國主義言論簡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英國媒體絕不可能污言穢語地妖魔化英國女王，日本媒體也不可能無所不用其極地辱罵日本天皇，可是在當今中國，媒體可以用盡各種極端惡毒下流語言辱罵開國領袖毛澤東。

　　特別是在網絡微博上，愛國主義簡直變成了彌天大罪，任何愛國言論都會招來鋪天蓋地的謾罵，聲討“愛國賊”的口號響徹雲霄。這種現象出現在西方任何一個國家，相信都會遭到法辦，然而在當今中國卻成為輿論主流，除了幾個愛國網民在自發反抗之外，無論網絡管理部門還是各大門戶網站，全都聽之任之、縱容鼓勵。整個網絡完全掀起了賣國主義大競賽，誰把毛澤東、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罵得狗血噴頭，誰就會成為各大門戶網站和各大媒體推崇的明星。最終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漢奸文化。漢奸言論成為包括黨政機關在內的社會各界大肆追捧的最時髦文化，幾個著名文化漢奸成為全國各地黨政機關和大學科研部門的搶手貨，甚至一個專門發表顛覆性言論的美國人都變成了中國網絡“皇帝”，自稱天天都在“享受皇帝批奏摺的感覺”。這種極端賣國主義輿論狀況，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絕對不可能容許的。

　　這就是近幾個月來中國對意識形態宣傳領域進行整頓的背景。最近中國高層意識形態亮劍是正確的、必須的，只是意識形態亮劍必須是思想之劍，而不能僅僅是權力之劍，要用先進的政治文明和思想文化來取代歷史虛無主義、政治憲政主義和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而不能僅僅動用專政手段簡單禁言了事。

　　7，問：您認為現在黨與其他黨派的關係是怎樣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後，這種關係會不會有變化?如果有，可能會朝那個方向發展?

　　答：中國共產黨與8個民主黨派的關係，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關係，全國政協就是這種多黨合作的政治平台。中國共產黨與8個民主黨派“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係，是在民族危亡的長期鬥爭中歷史形成的，經過了幾個歷史時期的考驗，短期內不會發生改變。只是共產黨在變化，民主黨派同樣在變化。歷史上的民主黨派經過血與火的鬥爭篩選，基本成員不僅是各界精英，也是愛國精英，特別是在捍衛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方面，傲視西方、獨立擔當，一腔熱血、赤膽忠心，的確是多黨合作的頂梁柱。但是今天民主黨派大多已失去了政治擔當和民族自信，脫離了他們原有的群體基礎，只有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存在和發展，不可能與共產黨之間發生任何政治變化。

　　8，問：您怎麼看黨處理民族問題的政策?在民族問題上，目前有哪些難題迫切需要解決?對於西藏和新疆問題，有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案?這一屆的三中全會是否促進這些問題的解決?

　　答：當今中國所謂民族問題完全是國內外極右勢力人為製造的問題。中國既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又是一個統一的大民族國家，這是中國與其他多民族國家的根本不同。其他多民族國家的各個民族彼此是分離的，所以存在民族矛盾;而中國多民族已經融合為統一的中華民族，根本不存在什麼民族問題。西藏和新疆就是典型，把毛主席稱為紅太陽的是西藏人民，至今家裡掛毛主席像的是西藏人民，“翻身農奴把歌唱”的西藏人民完全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新疆更是如此，當初騎着毛驢上北京給毛主席送哈密瓜的庫爾班大叔，是新疆家喻戶曉的敬重人物，根本不可能有脫離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要求。所以，毛澤東時代根本就沒有藏獨、疆獨這類概念，甚至在毛澤東時代之前，也沒有什麼藏獨、疆獨一說。

　　所謂藏獨、疆獨完全是近30多年才出現的問題，完全是人為製造的矛盾，是有人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欺壓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人民，特別是把被打倒的農奴主、貴族頭人、地主惡霸重新扶持起來的歷史復辟造成的。只要解決了這個根本問題，所謂藏獨、疆獨問題立刻就會煙消雲散。至於西藏、新疆的所謂貧困落後問題更是容易解決，這些地區的豐富資源遠遠超過中東地區的單一資源，貧困落後完全是市場經濟的資本掠奪性造成的，少數人不明白這個道理，誤把資本集團的掠奪看作是東部地區的掠奪，資本集團豢養的文化精英又故意向這方面誤導，從而蒙蔽了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的極少數人。被蒙蔽的這極少數人經過教育完全可以爭取過來，所以要切忌對這部分被蒙蔽的人採取敵視態度，更不要把他們劃為恐怖主義。

　　在此順便指出，所謂恐怖主義，完全是西方國家為了鎮壓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反抗而發明的一種殺人藉口。過去他們把落後國家的人民稱為“野蠻人”而心安理得地大肆屠戮，現在則把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稱為“恐怖分子”同樣心安理得地進行殺害。所謂反恐實際上就是反對窮人，就是隨意殺害窮人的藉口。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絕不能接受和追隨西方帝國主義的血腥價值觀，引進所謂恐怖主義的口號。美國前總統小布什說得透徹“反恐就是反共”，美國就是打着反恐旗號，完成了對中國的軍事包圍。現在日本幾乎所有文藝影視作品，都把中國抗日游擊隊稱為恐怖分子。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還要跟在美國後面反恐，完全是揮刀自宮。

　　9，問：您認為現在黨政機關在黨務財政管理方面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黨費和財政的關係會如何發展?這一屆三中全會是否會來着手解決這些問題?

　　答：這個問題本身就包含着對共產黨的否定和責難。有時候提出問題比回答問題立場更加明確。我們不能用西方國家的政黨模式來衡量中國。中國國家的大政方針是共產黨制訂的，中國的官員既是黨的幹部又是國家幹部，中國各級政府的政治領導者和經濟領導者完全融為一體，共產黨的全部活動就是管理和發展國家，國家不過是共產黨率領人民實現發展的一個工具，根本不存在所謂黨費和財政費用的關係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詢問三中全會是否會着手解決這個問題，同樣是一個十分巧妙的政治陷阱，因為這個問題無論怎麼回答，都會產生提問者希望看到的那種負面效果。

　　其實當今中國的問題不是黨費和財政費用的關係問題，而是黨員和官員的關係問題，目前的黨官一體化狀態，會使黨與群眾走向對立，解決的方法應該是改革共產黨領導國家的方式，由黨官一體化向黨群一體化轉變，這是共產黨保持自身性質的唯一正確道路。

　　10，問：您認為在黨的三代權力核心共存交替時期，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否會為這樣的現狀以及問題找到解決的方案?

　　答：這個問題很是荒唐，如果說中國三代領導人全都健在，就是三代權力核心共存交替，那麼請問，目前美國是幾代權力核心共存交替?是八代還是十代?美國參眾兩院是否會為這樣的現狀及問題找到解決的方案?估計你向任何一個美國人詢問這個問題，結果肯定是要麼對方瘋掉，要麼對方會認為你已經瘋掉。

　　11，問：在世界範圍內，作為一種信仰的共產主義面臨的形勢比較嚴峻，這樣的國際形勢會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帶來什麼影響?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否會就此進行探討?

　　答：這個問題應該做一個小小的修正，共產主義作為一種運動和社會形態，目前確實遭受到重大挫折，但是作為一種信仰，共產主義面臨的形式並不嚴峻。共產主義在社會歷史各個階段的表現形式並不相同，目前共產主義的具體形式就是“大眾民主，共同富裕”，政治上要求大眾民主，經濟上要求共同富裕。由此表現出來的共產主義運動正在世界各地不斷興起，歐洲的反資本主義大遊行、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美洲的社會主義運動，中東北非對新自由主義兩極分化改革的大規模街頭革命，以及英國人民對推行新自由主義哥哥的撒切爾夫人死亡的街頭慶賀等等，都是世界人民對大眾民主和共同富裕的強烈追求。

　　如果說20世紀是社會主義興起和遭受到重大挫折的世紀，那麼21世紀將是社會主義全面復興的世紀。因為社會主義體現了天道正義，體現了最根本的人權追求，體現了人們對真善美的嚮往和崇高的精神歸宿。所以，目前嚴峻的並不是共產主義，而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用來管理人類社會的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獸性法則，以及把人的幸福牢牢鎖定在感官享受上的動物化，正在把人類社會帶向死路，並且越來越多的人民正在意識到這是一條死路。

　　其實，目前人們眼裡所看到的共產主義的失敗，並非是共產主義本身，而是官僚社會主義的失敗。官僚社會主義是人類探索社會主義走過的一段彎路，這段彎路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是當時歷史條件決定的。共產主義作為改變人類根本命運的偉大社會變革運動，走一小段彎路，遭受一兩個挫折，完全是正常的。人類在探索中選擇了官僚社會主義，發現錯誤後又扔掉了官僚社會主義，這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的一大進步。

　　中國共產黨也朦朦朧朧地感覺到了這一點，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念，不承認社會主義失敗，而只是改變了形式，並以遠遠高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速度而感到自豪，提出了三個自信。所以，三中全會不僅不會對社會主義低頭反思，反而肯定會更加增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即使按照西方國家的衡量標準，中國共產黨也有這個自信的資本。

　　12，問：您認為現在黨對港澳台問題的態度是什麼?尤其是面對台灣的民主體制和文化反攻，中國共產黨會如何應對?有哪些難題迫切需要解決?這一屆三中全會是否會促進這些問題的解決?

　　答：中國共產黨如何應對台灣的文化反攻?台灣還有文化反攻?感覺是外星人的天外奇談!實在想不出台灣有什麼文化可以反攻大陸。至於什麼民主體制，更是資本集團操縱的木偶鬧劇。昨天和一個藝術家吃飯，他正在籌備紀念毛澤東120周年藝術展。我問他什麼時候開始把目光轉向毛澤東的，他說就是3年前去台灣轉了一圈之後改變了對西方民主體制的看法。台灣社會整天亂鬨鬨的，各路政客鼓譟民眾滿足私慾，民生問題沒人管，基礎設施落後，道路陳舊……回來後便陷入反思，拋棄自由主義，轉向了社會主義。

　　這個例子絕不是孤立的，而是帶有普遍性，越來越多的大陸民眾從西化惡果的種種痛苦中，親身體會到了資本統治的罪惡之處。所以，2011年有人要效法中東北非，在中國大陸發動“鮮花革命”，折騰3個月無一人參加，老百姓甚至連觀望都懶得觀望，結果“鮮花革命”變成了“無人革命”。為什麼，就是因為中國老百姓已經看清了資本統治的罪惡。

　　還有，把港澳台放在一起是不對的。準確地說，應該是港台問題，而不是港澳台問題。澳門和香港完全不同，澳門是一個愛國主義基地，香港是一個賣國主義基地。港台問題的內容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以前大陸民眾羨慕港台，確實存在一個中國共產黨如何應對的問題。而現在矛盾完全變了，大陸民眾不僅不再羨慕港台，而且對中央政府犧牲大陸人民利益無償地援助港台、投入巨資維護港台的高工資高消費的政策，越來越不滿意。可以說，如果中國大陸真的變成了港台那種所謂民主體制，政客肯定會終止這種無償援助，港台特別是香港的生活水平，馬上就會倒退幾個台階。

　　13，問：這一屆三中全會，會不會討論黨政機構臃腫的問題?有無可能提出解決方案?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答：當今中國機構臃腫、奢華浪費堪稱世界第一，經濟增長的相當大部分都被官僚機構極其附屬機構給揮霍掉了。這就是中國經濟30多年高速增長而老百姓卻買不起房、看不起病的根本原因。中國黨政機構臃腫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頑疾，期間經歷過幾次精簡，不僅沒有任何作用，反倒是精簡一次膨脹一次。原因有很多，根本原因就在於黨政機關擁有不參加改革的特權。中國所有改革對象都是老百姓，黨政機關幹部從來沒有成為改革對象，自始自終置身於改革之外。住房、醫療、養老等所有改革無不如此。最終，變成了置身改革之外的人在研究如何深化對老百姓的改革。這也是中國老百姓越來越懼怕改革、一聽到改革就心驚膽顫的原因。正是因為黨政機關幹部能夠置身改革之外的巨大特權和安全保障，驅使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拼命往黨政機關裡面擠，最終造成了黨政機關越來越龐大臃腫，經費吃掉了經濟增長的相當大部分，造成百姓越來越不堪重負。

　　所以，解決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要讓黨政機關幹部與老百姓一起參加改革，一起成為改革者或被改革者，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黨政機關幹部改革老百姓，問題立刻就會得到解決。只是這個問題涉及到整個黨政機關幹部的利益，依靠黨政機關自身解決這個問題，根本不可能。這絕不是一次兩次中央全會能夠解決的問題。

　　14，問：您認為這一屆三中全會是否會討論中國社會中收入分配不均以及貧富差距較大的問題?可能會推出那些舉措?

　　答：這個問題提得好。當今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已達到極端，正在超出社會的承受能力。自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來，貧富兩極分化就一直是社會革命爆發的根本原因。英國大革命是如此，法國大革命是如此，俄國大革命同樣如此。當今中國貧富兩極分化不僅表現為世界基尼係數最高，更為重要的是財富分配不公，這是比財富分配不均更加可怕的矛盾。

　　中國富豪不是長期經營的結果，而是對現有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的結果，也就是說，是極少數人對絕大多數人直接搶劫的結果。九十年代企業產權改革就是如此，把數千萬工人趕出工廠大門，名曰下崗，然後宣布實行管理層收購，數百萬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一夜之間就變成了極少數官員和富豪的私人財產。隨後一系列改革都是通過對現有社會財富的再分配，變成了億萬富豪孵化器，每一次改革都創造一批新的富豪。開發商制度改革，銀行股份制改革，股權分置改革……等等所有這些改革，都把原本屬於全民所有或者老百姓的財富，變成了私人財富，誰敢反對就對誰實行專政。

　　所以，中國貧富兩極分化的矛盾與世界其他國家有所不同，對社會的衝擊更加強烈，引起的民怨民憤也更加巨大，這是當今中國社會難以穩定，維穩成為頭等大事的根本原因。維穩本來應該是緊急狀態下的臨時措施，是國家暫時的特殊狀態，可是在當今中國卻變成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常態，簡直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敏感程度，這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絕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的。18大後習近平主席多次指出今後改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實行共同富裕，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實現收入公平，應該成為三中全會的重要議題。

　　15，問：您認為現在中國的土地制度的未來會怎樣?黨中央對於土地政策危機有否深刻察覺?有可能提出解決辦法嗎?

　　答：中國城鎮化大幕剛剛啟動，城鎮化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土地制度問題。目前中國土地制度是城鎮土地國家所有、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此前中國財政一大來源，就是出賣城鎮國有土地，大約三分之一的占財政收入來自於賣地。現在城鎮土地賣得差不多了，加之2.6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又湧入城市，既買不起房子又遠離土地，於是農村土地怎麼辦就成了問題。

　　雖然各種改革方案多得令人眼花繚亂，說得更是天花亂墜，但是概括起來無非就是兩種選擇：一種是習近平主席武漢講話所堅持的原則，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實現土地流轉;二是在各種漂亮包裝下恢復以往歷史上私人占有的地主制度，如同城市迎來了世界各國的大資本家一樣，農村也迎來世界各國的大地主。如果選擇後一條路，中國必然會遭受前所未有的歷史劫難。

　　道理很簡單，土地私有制將使2.6億農民工一方面被高房價擋在城市之外，另一方面又因失去土地而不能返回農村，成為走投無路的絕望流民。中國歷史上歷次農民起義，都是流民走投無路的結果，與其說是農民起義，不如說是流民起義。這才是當今中國土地制度改革真正的危險。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把農村土地改革和城市開發商制度改革結合起來，廢除開發商制度，把房價降下來，讓2.6億民工有房子住;同時堅持農村的集體化合作化道路，這是農業現代化的唯一通路。

　　16，問：您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是否會就中國財稅問題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在財稅問題上，最迫切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解決的難度在哪裡?

　　答：目前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內容，主要是集中在中央與地方的財權關繫上，本輪財稅體制改革的所謂突破，仍然不過是從原來中央與地方只是單純劃分財權轉移到同時劃分事權上來，其實當今中國財稅體制改革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應該是“劫富濟貧”和“劫官濟民”。一方面，在財稅收入方面，加大富人稅負，減少老百姓稅負，改變目前這種富人不納稅或極少納稅，窮人和一般老百姓成為納稅主體的不合理不公平現象;另一方面，在財政支出方面，應該大幅壓縮黨政機關自身支出，擴大公共支出;適度壓縮投資支出，擴大民生支出。

　　要做到以上兩個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財稅的公共監督制度，由人民大眾直接監督財稅收支，財政部是人民的大管家，應該把收支賬本向人民公開，接受人民大眾的隨時檢查和質詢。

　　17，問：您對中國目前的戶籍制度怎麼看，它是否迫切需要改革?這個改革是否應由黨代會發動?這一屆三中全會是否會來討論戶籍制度改革的問題?將會往哪個方向改?

　　答：中國戶籍制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制度基礎，是人民能夠共享發展成果的重要制度保障，在資源和財富的公平配置方面發揮了巨大積極作用，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條件下讓一部分地區和部門先發展起來(絕對不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階梯式遞進發展最終實現共同發展的重要制度路徑。

　　然而，在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戶籍制度原有功能被嚴重扭曲，變成了妨礙自由競爭的一大制度障礙，現有戶籍制度就肯定要改革甚至會廢除。但這並非是說戶籍制度本身有問題，而是它與弱肉強食的市場競爭法則不相適應。戶籍制度是保護窮人的制度，是保護羊的制度，明顯違背了狼與羊之間的公平競爭，不符合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競爭法則，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廢除戶籍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

　　不過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那些長期鼓吹改革戶籍制度的人，幾乎百分之百也是要求改革中國基本制度的人。由此可見，改革戶籍制度符合的是強者的利益，是狼的利益。只要是市場經濟，就只能廢除現有戶籍制度，但是這不能說戶籍制度本身是錯誤的，如同當了小姐就必須放棄婦道，遵守誰掏錢就和誰上床的公平原則，但是絕不能由此說婦道本身是錯誤一樣。

　　由於戶籍制度還具有方便社會管理的功能，三中全會肯定不會改革掉現有戶籍制度。

　　18，問：您怎麼看目前中國的國有企業壟斷的問題，這能否解決中國在國家經濟上的壟斷?要改變這個狀況應該從何下手?這一屆三中全會是否會推動這個問題的解決?

　　答：這個問題和前面有幾個問題一樣，完全是預設立場和答案的偽問題。壟斷只可能存在某個或某幾個企業的壟斷，而不可能存在所謂國有企業的壟斷，國有企業有成千上萬家，只有這成千上萬家國有企業串通起來，才能稱其為壟斷。這是壟斷最基本的概念。如果說中國國有企業的規模和比重大一些，就是國有企業的壟斷，那麼，美歐等西方國家私人企業的比重比較大，是不是就是私人企業的壟斷?

　　況且，壟斷是指資本巨頭聯合起來操縱價格，通過掠奪消費者以獲取高額壟斷利潤。所以全世界反壟斷的根本目的，就是保護廣大消費者的利益。而當今中國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人們離開保護消費者利益來反壟斷，其真正目的根本不是什麼反壟斷，而是要為瓜分國有資產製造藉口，是國內買辦資本、國際壟斷資本聯合起來宰殺國有企業的藉口。

　　其實，當今中國國有企業不僅不存在掠奪消費者的所謂壟斷，相反對於保障民生起着巨大作用。相反，那些國有企業已經退出的完全被外資控制的領域，才是名副其實的壟斷，並且還不是一般性壟斷，而是罕見暴利的極端壟斷。化妝品市場就是最好的說明。在消滅了國有企業、外資完全控制市場以後，令人瞠目結舌的驚人掠奪開始了，以往幾分錢一盒的蛤蜊油，換個包裝起個洋名再寫上幾個英文字母，就變成了成千上萬一盒的天價化妝品。中國婦女只能是欲哭無淚。類似行業還有許多，大家注意觀察一下就會發現，凡是沒有國有企業“壟斷”的行業，特別是外資品牌占據優勢的所謂充分競爭的行業，無一不是價格火箭般上漲並且永無休止的行業。

　　雖然現在有關國有企業私有化的輿論呼籲響徹雲霄，特別是為未來中國改革設計路線圖的佐利克報告，更是把國有企業私有化作為深化改革的核心內容，但是，指望十八屆三中全會出台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方案，則是基本不可能的。因為18大政治報告關於國有企業未來發展(甚至連國有企業“改革”這兩個字都沒有提)的基本政策寫得清清楚楚，就是繼續做大做強，而不是私有化為國內老闆所有和國外老闆所有。除非是風雲突變，18大報告作廢，否則，絕不可能出台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政策。

 

　　2013-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