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工人下崗，僅６３、６４年，東北地區５００萬。

　　三

　　由於自然災害及主觀上的失誤，我國國民經濟從1961年起，處於嚴重的困難境地。為此，黨中央提出要以3年時間，放慢發展速度，進行經濟調整，在八屆九中全會上正式通過了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但是，當時有許多人對困難估計不足，所以對調整的決心不大。

　　1961年過去了，調整工作收效甚微。

　　中央於1962年5月，再次召開會議討論進一步動員部署，要求下大力進行這項工作。政治局常委決定，由總理、幾位副總理親自下到各地，具體指導和嚴格督促。東北地區重工業多、城市多，情況複雜，困難尤其嚴重，為此總理主動提出，他負責前往東北地區。李富春同志負責華東，李先念同志負責中南。薄一波同志留在北京，除處理日常工作外，並負責華北的調整工作。

　　為進行充分的準備，總理派我率領包括國務院各工交部門的副部長、司局長等80餘人的工作組，先行前往瀋陽，經過一段準備工作後，他再親自前去，最後審查定案。當時，東北由於農業歉收減產，城鄉糧食供應全面緊張，大中城市的糧食、副食供應尤其困難。幾乎全部輕工業消費品短缺，價格高漲。工交企業生產的“食糧”--煤炭、電力的供應亦十分緊張，只能間斷地開工。工農業的機械動力設備嚴重損壞，輔機配件不足，無力修復。農村三力（人力、畜力、地力）大大減弱，生產上不去，有的田地陷於荒蕪。我們工作組在東北局的直接領導下，和三省的有關同志，掌握和分析了大量的調查統計資料，根據中央精神，研究調整的具體方案。周總理在北京曾提出三項具體調整方針，要我們到東北後研究落實。

這就是：

（一）在整個經濟布局上，要縮短工業戰線，拉長農業戰線；

（二）在工業系統，要縮短基本建設戰線，拉長生產戰線；

（三）在機械設備方面，要先輔機，後主機，先維修，後製造。

這是非常正確的方針。我們正是據此調整和安排東北工作的。

　　調整工作中最困難的任務是精減工礦職工，壓縮城市人口。根據中央的要求，東北地區需要精減職工200萬，壓縮城市人口300萬。精減職工，壓縮城市人口，必然牽涉到職工生活、家屬安排以及到農村後的住房等問題，這些問題都很棘手。當時為確保鞍鋼、大慶油田等重點大企業的充分開工，對於地方所有的幾千個小型企業，包括“大躍進”中新建的小鋼鐵、小紡織等所謂“小土群”、“小洋群”一類的企業，分別情況，實行“關、停、並、轉”。對此，一些地方同志感到痛惜，捨不得。這樣一來，精減工作就更難進行了。雖然調整方案已研究擬定，但經過大約一個月的工作仍未落實。這時，周總理帶領工交系統的幾位部長，親自來到瀋陽。他立即聽取我的詳細匯報。在長達7個小時的匯報中，總理始終精神飽滿邊聽邊問，一面記筆記，一面思考。總理充分肯定了我們的準備工作，隨即和東北局及三個省的負責同志，進一步研討克服困難進行調整的辦法。他耐心地進行說服解釋，並對照全國的情況，分析東北的問題。

　　他說，除堅決調整外，別無出路。他提醒大家，難道讓鞍鋼、大慶、三大動力製造、汽車和飛機製造等都停止生產，以保證那些“小土群”、“小洋群”嗎？難道我們對工礦企業和大中城市的糧食、副食及日用消費品供應嚴重不足束手無策嗎？總理經過兩三個星期的工作，才說服了大家，落實了調整方案，並要求立即付諸行動。回北京後，我將這次東北地區的全部調整工作，寫出一個詳盡系統的報告，經總理和富春同志轉報中央常委，得到肯定和讚許。

　　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工作，上述各項調整任務和要求全部完成。自1964年起，東北經濟情況大為好轉，城市、農村又有了欣欣向榮的氣象。1965年春節，瀋陽車站堆的白條豬肉象一座小山。

　　當然，從後來事實看，這次調整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和後遺症。比如一些小工礦、小設備遭到擱置和損壞，有些職工下放後的工資補貼等糾纏多年，難以解決。但是，扭轉那樣困難的局面，轉危為安，不調整、不精減下放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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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原則和解決困難的高超領導藝術

顧卓新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國務活動家周恩來同志，由於長期工作勞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折磨摧殘，終於過早地離開了人世，離開了黨、人民和他的戰友和同志們。哲人雖逝，風範和業績永存。追思以往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的工作情景，更加激起我對他的深沉的崇敬和緬懷。

一

　　我在國家計委工作期間，曾於1955年、1958年和1961年，三次率我國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第一次是參觀考察蘇聯的戰時經濟動員工作；後兩次是為了重新調整和具體落實蘇聯援助建設的156個工程項目。這三次工作都是在周總理以及陳毅、李富春同志的直接部署和指導下進行的。1958年12月我們到達蘇聯不久，周恩來同志率領我黨中央代表團，出席蘇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得以在莫斯科直接向他匯報關於談判進行的情況和解決方案，最後由他拍板定案。

　　在蘇談判期間，周總理還詳盡地指示我們：對156項工程，在規模上，何者要增，何者要減；在進度上，哪個推後，哪個提前，要一項一項地具體研究落實。他主張為了減輕蘇方的負擔，也為了節省國家外匯和發揮我方設計與製造設備的能力，凡我國能自行承擔的部分，都縮減下來。同時要求制定設計與設備分交的具體方案和完成的進度，以便雙方協作和密切配合。對談判和發生爭執的問題，周總理指示我們，一要堅持原則，該爭的必爭；二要顧全大局，該讓的就讓。經過我們與蘇聯政府代表團（團長為阿爾希波夫）的認真而嚴肅的討論協商，有的也經過一定的辯論和爭執，最後全部達成協議，並向周總理匯報定案。在定案之前，他曾反覆徵求我代表團中各工業部門負責人以及各部駐莫斯科代表們的意見。在定案之後，他還特別指示我們，務必將協議草案經由駐蘇使館電告北京，經過中央和國務院的批准，才能正式簽字。由於周恩來同志的直接指導和支持，談判任務完成得較為順利和圓滿。

　　在此期間，我和中國其他代表團的團長一起，隨周恩來同志出席了蘇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會，聽取了赫魯曉夫的報告及蘇斯洛夫等人的發言，了解了蘇共代表大會的進行情況和會議氣氛。會後，我又隨周恩來同志參加了蘇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宮大廳專門為他舉行的宴會。那天的宴會，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包括赫魯曉夫、蘇斯洛夫、米高揚、柯西金等，全部到場。赫魯曉夫祝酒，相當勉強地致詞歡迎。周恩來同志仍是落落大方地致詞答謝。從致詞和宴會的氣氛中，可以明顯地感到，在還算熱情的表面下，潛藏着雙方的隔閡與分歧。自赫魯曉夫前不久的中國之行，由於我方拒絕蘇方關於建立共同艦隊和長波電台等不合理的要求後，雙方關係雖未公開對立，卻也頗為緊張。從對我們代表團談判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參加蘇共二十一大及蘇共中央宴會的經過可以看出，周恩來同志不愧為偉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解決困難的能手。他善於把堅定的原則性與足夠的靈活性巧妙地結合起來，真正做到了不卑不亢，大智大勇，既進行了必要的鬥爭，又堅持了儘可能的團結。

　　二

　　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我和國務院幾個經濟部委的負責同志一起，隨同周總理赴哈爾濱，又轉赴廣州，參加東北、中南兩個大區的經濟協作委員會的會議，安排和規劃這兩個地區的長遠經濟發展計劃，解決各項有關的具體問題。

　　在東北協作區的會議上，東北三省的負責同志熱情很高，考慮了整個地區的發展遠景目標和主要要求。除了一般工農業生產建設和社會文教發展的設想外，特別提到的長遠目標有兩線、兩港、一河。所謂“兩線”，就是在現有的哈爾濱到大連和瀋陽至北京的鐵路幹線之外，在西部由白城子至山西集寧，再修建一條溝通關內外的鐵路幹線。在東部由佳木斯南下到通化再修建一條溝通南北的鐵路幹線。所謂“兩港”，就是在現有大連海港以外，再修建營口、東溝兩個外運的港口。所謂“一河”，就是在松花江及遼河的分水嶺地帶，開通一條南北運河，引松花江水南下，增加瀋陽及周圍地區的生活和工農業用水的供應，並以松花江的清水，沖刷遼河河道，減少泥沙淤積。

　　對於這些在“大躍進”的高速度、大規模建設思想影響下提出的龐大計劃，周總理表示完全理解，在原則上予以肯定和支持。因為考慮到長遠發展，以及東北經濟運行中嚴重的運輸緊張和水資源不足，這些設想都是有道理的。但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總理耐心地進行了說服和解釋，認為這些巨大工程，決非一個五年計劃甚至更長一些時間所能辦到的。因為建設規模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既考慮到需要，還要考慮到可能。在30年後的今天看，白城子到集寧這條鐵路已經建成通車，營口港也已基本建成。而東溝港和松遼運河以及東線鐵路，仍在開始籌建和逐步落實中。可見，當時周總理認為這些建設是必要的旭不能要求過急，急於求成，是完全正確並符合後來發展的實際的。總理當時在會議上還從另一方面提出問題，認為東北重工業多，城市多，為了滿足生活供應，大力加強農業和輕工業，改進和完善商品流通，是今後一兩個五年計劃里要着重安排和解決的重要任務。這樣便扭轉和端正了東北協作區會議的方向和主題。

　　在廣州召開的中南協作區會議，同樣是在當時“大躍進”的空氣之下進行的。各省提出很多關於建設重工業方面的設想，比如廣州鋼鐵廠、湖南鋼鐵廠，很多大型水力發電站，以及要在廣州建設萬噸級至少是3000噸級的鍛造水壓機等。對此，總理仍是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反覆地、耐心地進行說服解釋。他指出，中南地區大，人口多，首先得把農業搞上去，要根據市場需要以及原料供應條件的可能，使輕工業得到進一步發展提高。至於鋼鐵工業等，並非不需要，而是受到礦石、煤炭、運輸等條件的限制，只能逐步上馬，由小而大，決不能一哄而起，齊頭並進。事實上，那些重工業項目，後來有的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才逐步建設起來。當時周總理的指導思想和求實精神，是完全正確，頗為可貴的。

　　這個時候，周總理正在考慮青藏鐵路的修建問題。為此，在中南區會議後，他特意把當時西藏自治區主要負責同志及鐵道兵的一位負責同志找到廣州，要我和他們兩人組成一個研究小組，專門籌劃此事。總理明確指示，這條鐵路的建設，對發展西藏地區的經濟和社會文化、密切西南邊疆與內地的聯繫，溝通與西南各友好鄰邦的往來等，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總理曾和我們三人一起，按照五萬分之一的地圖，初步設想了這條鐵路的起點、終點、走向、經過地段的城市與鄉村，了解了沿線的土壤、水源、風雪和自然生態等情況。並指出此事要早做規劃和準備，具體實施還得等待一定時機和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而今青藏鐵路已經建成相當的一段，由西寧經大小柴旦到達格爾木，定的正是當時初步設想的選線方案。這也證明，總理胸懷全局，全面籌劃國家建設，既高瞻遠矚，又時刻貫穿着求實精神。

　　三

　　由於自然災害及主觀上的失誤，我國國民經濟從1961年起，處於嚴重的困難境地。為此，黨中央提出要以3年時間，放慢發展速度，進行經濟調整，在八屆九中全會上正式通過了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但是，當時有許多人對困難估計不足，所以對調整的決心不大。1961年過去了，調整工作收效甚微。中央於1962年5月，再次召開會議討論進一步動員部署，要求下大力進行這項工作。政治局常委決定，由總理、幾位副總理親自下到各地，具體指導和嚴格督促。東北地區重工業多、城市多，情況複雜，困難尤其嚴重，為此總理主動提出，他負責前往東北地區。李富春同志負責華東，李先念同志負責中南。薄一波同志留在北京，除處理日常工作外，並負責華北的調整工作。

　　為進行充分的準備，總理派我率領包括國務院各工交部門的副部長、司局長等80餘人的工作組，先行前往瀋陽，經過一段準備工作後，他再親自前去，最後審查定案。當時，東北由於農業歉收減產，城鄉糧食供應全面緊張，大中城市的糧食、副食供應尤其困難。幾乎全部輕工業消費品短缺，價格高漲。工交企業生產的“食糧”--煤炭、電力的供應亦十分緊張，只能間斷地開工。工農業的機械動力設備嚴重損壞，輔機配件不足，無力修復。農村三力（人力、畜力、地力）大大減弱，生產上不去，有的田地陷於荒蕪。我們工作組在東北局的直接領導下，和三省的有關同志，掌握和分析了大量的調查統計資料，根據中央精神，研究調整的具體方案。周總理在北京曾提出三項具體調整方針，要我們到東北後研究落實。這就是：（一）在整個經濟布局上，要縮短工業戰線，拉長農業戰線；（二）在工業系統，要縮短基本建設戰線，拉長生產戰線；（三）在機械設備方面，要先輔機，後主機，先維修，後製造。這是非常正確的方針。我們正是據此調整和安排東北工作的。

　　調整工作中最困難的任務是精減工礦職工，壓縮城市人口。根據中央的要求，東北地區需要精減職工200萬，壓縮城市人口300萬。精減職工，壓縮城市人口，必然牽涉到職工生活、家屬安排以及到農村後的住房等問題，這些問題都很棘手。當時為確保鞍鋼、大慶油田等重點大企業的充分開工，對於地方所有的幾千個小型企業，包括“大躍進”中新建的小鋼鐵、小紡織等所謂“小土群”、“小洋群”一類的企業，分別情況，實行“關、停、並、轉”。對此，一些地方同志感到痛惜，捨不得。這樣一來，精減工作就更難進行了。雖然調整方案已研究擬定，但經過大約一個月的工作仍未落實。這時，周總理帶領工交系統的幾位部長，親自來到瀋陽。他立即聽取我的詳細匯報。在長達7個小時的匯報中，總理始終精神飽滿邊聽邊問，一面記筆記，一面思考。總理充分肯定了我們的準備工作，隨即和東北局及三個省的負責同志，進一步研討克服困難進行調整的辦法。他耐心地進行說服解釋，並對照全國的情況，分析東北的問題。他說，除堅決調整外，別無出路。他提醒大家，難道讓鞍鋼、大慶、三大動力製造、汽車和飛機製造等都停止生產，以保證那些“小土群”、“小洋群”嗎？難道我們對工礦企業和大中城市的糧食、副食及日用消費品供應嚴重不足束手無策嗎？總理經過兩三個星期的工作，才說服了大家，落實了調整方案，並要求立即付諸行動。回北京後，我將這次東北地區的全部調整工作，寫出一個詳盡系統的報告，經總理和富春同志轉報中央常委，得到肯定和讚許。

　　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工作，上述各項調整任務和要求全部完成。自1964年起，東北經濟情況大為好轉，城市、農村又有了欣欣向榮的氣象。1965年春節，瀋陽車站堆的白條豬肉象一座小山。當然，從後來事實看，這次調整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和後遺症。比如一些小工礦、小設備遭到擱置和損壞，有些職工下放後的工資補貼等糾纏多年，難以解決。但是，扭轉那樣困難的局面，轉危為安，不調整、不精減下放是不行的。

　　四

　　從1963年起，我被調到東北局工作。1966年12月和1967年4月，我曾兩次來京，受到周恩來同志的接見。1966年12月，我和瀋陽的一批紅衛兵“造反派”來京，解決他們要查閱東北局的全部檔案問題。開始時，我代表東北局說服他們，決不能砸檔案庫，看檔案也得經過中央批准。他們聽不進去。到京後，周恩來同志接見了他們，反覆地耐心地進行了解釋工作，既表示支持他們的“造反”行動，又要求他們不要越格，更不要採取暴力手段。最後決定回瀋陽後，由我負責，挑出一部分有關的檔案，允許他們派代表去查閱，不許帶出庫外，不許亂翻亂抄。1967年4月，東北局及瀋陽軍區的領導，為解決東北地區“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來京，受到周總理接見。他反覆細緻地分析了全國及東北地區的“文革”形勢，指出東北局和瀋陽軍區必須團結合作，不能搞分裂，以免影響群眾，造成對立和武鬥。軍區要支持東北局繼續領導“文革”運動，並抓好工農業生產。他的諄諄教導，不能不使人深深感動。可惜他的話，不幸而言中。到7月初，由於林彪、“四人幫”的蠱惑煽動，終於造成雙方分裂，使東北局步全國各中央局之後，也陷於癱瘓。自此，全東北地區發生了嚴重的混亂和武鬥，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破壞。

　　1966年12月，在人民大會堂我還單獨受到過周總理的一次接見。當時，他暫住在大會堂。他邊吃飯邊和我談話，要我當場掛長途電話，向東北局領導同志傳達他的意見，並要得到回話。當時，總理因睡眠不足，過度疲勞，已消瘦很多，聲音嘶啞。他吃的是糙米飯，幾片臘肉炒青菜、一碗豆芽湯。看到這些，我內心十分感動和不安，象這樣子，他還能支持多久！到“文革”後期，他果然患了不洽之症，但仍然日理萬機，支撐大局。他為了穩定局勢，儘量減少損失，儘可能保護黨和國家的利益、保護革命幹部和群眾，不惜委曲求全忍受着林彪、“四人幫”對他的誣衊和折磨，堅持工作、堅持鬥爭，直到最後一口氣。他真稱得上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我是1975年6月，在鄧小平同志主持黨中央工作期間，批准我的請求，解除流放和監管、恢復人身自由的。但因“四人幫”分子刁難，一直拖到1975年12月底，我才輾轉回到北京。可是，沒過幾天，總理就逝世了。我竟未能在這最後的日子裡再見總理一面，甚至還不許我瞻仰他的遺容，向他最後告別，至今想起，仍舊非常痛心和遺憾。

　　周恩來同志那種高度的政治責任心，善於把原則性與靈活性巧妙結合的領導藝術，那種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的優良作風，那種偉大的革命精神和氣魄、高尚的黨性和品德，他一生的光輝業績，將永垂不朽，永留芳香。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