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武訓傳》被禁後：文革武家被抄 武訓墳被刨屍

電影《武訓傳》 資料圖

　　前不久，由孫瑜執導、趙丹主演，號稱“新中國首部禁片”的電影《武訓傳》，在沉寂了近60多年(曾於1951年公映)後，開始發行正版DVD。由此，人們對武訓的議論又熱烈起來。

　　武訓，這位飽受爭議的歷史人物，在其故鄉聊城人民的心中，仍然占據着重要的位置。拂去歷史的塵封，當年在重重重壓之下，一個個捍衛武訓的鮮活故事，又在街頭巷尾傳誦。

　　武訓後人冒險葬屍骨

　　春風拂柳，氣象萬千。

　　記者來到聊城冠縣柳林鎮武訓紀念館，但見大門坐北朝南，正對着武訓祠，祠裡面陳列着武訓一生的圖文傳記，後面是圓包形的武訓墓。路的兩旁，豎立着各個時期的名人對武訓的題詞石碑，路東有一座八角形的石亭，上面刻着季羨林先生題寫的“武訓魂”，路西有一座武訓手持銅勺的乞討石像，上面刻着“高歌台”，亭台兩兩相望。

　　記者在一塊刻着“行兼孔墨”的石碑前駐足，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王振乾介紹：“這是說武訓先生的善舉兼有孔子的尊師重教和墨子的平等博愛之意。”王振乾告訴記者，武訓故居離此約有三四公里，已經在1993年拆除。拆除前它是一棟土坯危房，幾根木頭支撐着一面將傾的山牆。武訓後人把它拆掉重建，以解決全家人的安身問題。新建的房門前，掛着“堪稱丐聖”的匾牌，提醒人們這裡曾是武訓居住過的地方。

　　武訓一生未娶妻生子，其長兄武謙的次孫武芳林過繼給他當了孫子，便有後人傳承下來。

　　土改開始時，武訓玄孫武玉泉12周歲。“我家很苦，國民黨南下沒帶走的雜牌軍把糧食又給吃了一部分，9歲時，父親就領着我去黃河南邊的梁山縣逃荒要飯。”武玉泉回憶說，他家土改前有6畝多地，屬於貧農，土改時從地主富農手裡分得9分多地。

　　“文革”期間，武玉泉家庭的命運當然更差些。“我們被扣上‘武訓孝子賢孫’的帽子，是‘武訓流毒’，抬不起頭來。標語都是‘打倒武訓’、‘武訓是豪戶的狗腿子’、‘武訓前披羊皮，後披狗皮’。父親也成為四類分子，和其他地主富農一起上台開會挨批鬥。”

　　武家被抄了家。“村里一個老師帶着十多個紅衛兵，打着小紙旗，喊着‘打倒武訓流毒’、‘打倒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口號，要求我把武訓有關的東西全拿出來。”武玉泉說。

　　武玉泉的父親武金興偷偷把武訓神主匣子裡的神主牌位留了下來，其他如“樂善好施”匾額等都被抄走，運到村小學燒掉了。待到1966年農曆七月十三日，紅衛兵湧入武訓祠堂，扒掉了武訓的墓。武訓被拋屍，是武金興冒險將屍骸偷偷取走，埋在了村邊的一片麥地中。

反問調查團：“老爺爺有什麼錯？”

　　當年在《武訓傳》上映並引來文藝界諸多好評之後，《文藝報》和《人民日報》開始刊發批評文章。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發了毛澤東審閱和修改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這篇社論要求“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接下來，《人民日報》和文化部聯合發起13人“武訓歷史調查團”，開始前往武訓生活過的堂邑、臨清、館陶等縣進行調查，江青也化名“李進”一同前往。

　　江青等人來柳林鎮調查那一年，族人武金居12周歲，正讀小學。“我從小就頑皮，看見一個女的坐在車上，很好奇。就在武莊小學門口，有站崗的扛着槍，和我一起的其他三個小孩都被攔住了，我闖了進去。我看見我哥武金棟、我五爺爺都在，有人在問有人在記。後來聽人說車裡的女人是毛澤東的夫人。我還記得她的模樣，不太高，長得不算孬，四方臉，短髮，那時還沒戴眼鏡。”

　　據武訓玄孫武玉泉回憶，調查團成員人民日報社文藝部主任袁水拍和聊城地委宣傳部長司洛路曾前來他家，向父親武金興要去包括地畝賬在內的相關資料，“態度也不錯”。“父親以為地畝賬是老爺爺的功勞，誰知江青說：一個人三頃地！扣上地主的帽子。”

　　武金興還被叫到柳林鎮與江青談話。“江青問父親叫啥，問還有什麼材料，讓人給父親倒茶水喝。父親之前就聽別人說，要找武訓的錯了。父親說，老爺爺有什麼錯，他承擔。認為都是功勞，沒錯誤。”

　　村民的很多話，被調查團加以利用。武玉泉說，後路堂村有一個叫路延林的老人，說武訓放債只放給好戶，不放給窮人。武玉泉辯解說：“實際上是，放錢給窮人，窮人還不起，沒法辦學。能收回來才放錢。”

　　此時，武訓已經去世55周年。“很多人都已經不記得了，就胡言胡語亂編。”武玉泉說。

　　但也有村民，在調查團前保持了沉默。據調查團成員之一、時任臨清縣臨清鎮委宣傳部長的趙國璧回憶：被調查人中，有個在清朝當過“藤甲兵”的人，名叫李漢邦，七十多歲了，獨個兒居住。當調查團到他家時，張口便對武訓為人大加讚揚，他說：“武訓可是個好人啊！他一生吃苦耐勞，攢錢為窮孩子辦義學！我見過他，也知道他的一些事。我見武訓時，正是山東巡撫張曜大人來臨清的時候。”到了晚上，村幹部對他說：“武訓挨批了，說話得留神點！”這樣，到第二天，調查團又去找他作調查時，他便說：“我耳朵聾，聽不懂你們的話。”以後就什麼話也不說了。

　　另一調查團成員、時任聊城地委宣傳部長的司洛路還提及，調查團先到堂邑縣找了縣長趙安邦，他是個念書出身的知識分子，是柳林東南趙家裡莊人，離武訓家只有十幾里地。在開始會見調查團來人時，他就說：“對武訓這個人可不能亂批評！”當時他不知道“李進”是什麼人，縣委書記段俊卿對他說明“李進”就是江青後，就不記得他再對調查團說武訓的好話了。

　　《武訓歷史調查記》出爐之後，武莊村幹部曾找到武金興，告訴他上面已經在批判武訓。“他說武訓是地主富農的奴才，見到富人就磕頭。我父親說，磕頭不給錢都沒辦法，不磕頭誰給錢？我父親也會說一套理。等村幹部走了，我父親說，批判的人你有權力，說圓就圓說扁就扁咱有什麼辦法？很生氣。”武玉泉說，在調查團調查之前，父親武金興曾做過一個夢，他去武訓祠堂，看見有幾個人在那裡喝涼茶，父親懷裡揣着一錫壺熱茶，想與這些人的涼茶混着一起喝，但這些人不同意。父親轉了三圈，找不到老爺爺牌位，後來在西山頭看到很多張紙把老爺爺的頭像給蓋住了，他就一張一張地揭，老爺爺金光閃閃的頭像就在西山頭露出來了。

　　這個夢像一個隱喻，預示了武訓身後在新中國的命運。

郝瑞琛挺身為武訓辯護

　　1951年下半年，全國掀起批判武訓的高潮。

　　堂邑縣老城隍廟的神位已被拉倒，成為縣委辦公所在地。江青等調查團成員來時，縣委、縣政府領導去聊城接，江青坐小車，其他60多人坐大汽車。調查團在縣委大院內後面的樓住，單吃小灶。

　　此時，郝瑞琛已是堂邑縣委宣傳部幹事，但沒有參加調查採訪，他負責謄寫武訓師範學校教師名錄，那裡面有很多秀才與拔貢，“江青誇我字寫得不錯。不過，那時我不知道‘李進’就是江青。”

　　看到報紙上那麼多批判武訓的文章，郝瑞琛感覺如鯁在喉。當年他25歲，不知道《人民日報》這篇社論是誰的大手筆，也沒有掂量掂量這篇《黨的生活》專欄文章有多大分量。“我寫了2500多字的文章——《我對武訓與別人相反的認識》。縣委二三十個人圍着我，有人說：‘小郝，你可別寫這個，不行，了不得。’我不聽他們的，兩個小時就寫好了。”

　　郝瑞琛寫好以後，曾經給縣委書記、縣委宣傳部長看過，他們都出於對年輕人的關心、愛護，勸他不要發表。郝瑞琛沒有接受他們的好意。他認為，對《武訓傳》的討論，不過是學術討論嘛，學術討論是允許有不同意見的，有不同意見才能引起學術爭鳴，越爭越明，才能出現真理，達到共識，就是錯了也不至於給予處分。如果都隨聲附和，哪裡還有爭鳴呢？所以他就直言不諱，大膽地把文稿寄出去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正好撞到了槍口上！

　　“稿子郵到《平原日報》沒20天，發表了。”不過，郝瑞琛的文章是作為反面典範發表的，《平原日報》附了一則編者按：“今天像郝瑞琛這樣的人卻仍堅持認為‘武訓是值得表揚讚譽與學習的’，只不過證明：他們堅持着反人民、反歷史、反科學的立場而已。”

　　堂邑縣縣委書記等人去省里開會時，提前知曉了批判郝瑞琛的消息，回來後召開縣委會議，開除了郝瑞琛的黨籍、工作，讓他回農村勞動。“連胸前的縣委會證章也沒收了，轟出縣委會，第二天我就扛着鋪蓋回家了。後來去學校里，才看到批判我的報紙。”郝瑞琛說。

　　對武訓批判的第二個高潮，發生在“文革”爆發後。“《人民日報》重新刊發了批判武訓的社論，我也因為這個挨過批鬥，村裡的小孩都喊我‘二武訓’，受歧視得很。”郝瑞琛說。

　　郝瑞琛一直在農村接受勞動改造，到1980年10月才得到平反。

　　（本文摘自大眾日報 作者：宋慶祥 原題為：《武訓傳》被禁後波及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