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兩次大危機的前因後果中，我國的金融改革能夠並應該吸取一些什麼經驗教訓呢？個人認為可以有下面幾點：

（1）認識到市場自由主義的危害，從思想理論上抵制市場自由主義的蔓延泛濫。

市場自由主義是一種反映私人大資本利益和訴求的思想理論。在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市場自由主義也的確適應了當時某些國家的需要。但到20世紀世界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以來，隨着生產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市場自由主義越來越顯示出其不適應，30年代大危機就是這種不適應的警示。二戰後的三、四十年市場自由主義被抑制，人們普遍認為，這一時期是西方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

    到70年代，由於多種原因（這些原因需另外分析），新自由主義逐漸興起；80年代後，右翼政黨的“減稅、去監管、削減政府開支”三大政策和國有資產私有化一時成為世界潮流，但最終引發了08年金融大危機。在反思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時，奧巴馬曾講：“問題不在於某一項政策，問題在於一種根深蒂固的‘經濟哲學’。這種‘經濟哲學’如此根深蒂固、深入人心，以至於除了如此規模的金融危機之外，沒有什麼東西足以宣判布什及其共和黨政府所奉行的那套‘經濟哲學’的徹底破產。”

市場自由主義不僅在美國造成兩次大危機，也在南美造成了“失去的十年”，在亞洲造成了多國的衰退、混亂和經濟金融危機，在前蘇聯造成了也許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經濟崩盤。只是在中國，由於一些“政治恐龍”們的抵制，還未完全得手。

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的社會、民心普遍左轉，左翼政黨候選人奧巴馬以壓倒優勢當選並順利連任，即是例證之一。包括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茲、克魯格曼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內的左派經濟學思想理論影響擴大，包括格林斯潘、薩默斯在內的一些老市場自由主義者也有所反思。2010年，儘管華爾街的全力遊說和共和黨右翼的激烈反對，《多德一弗蘭克法案》仍在眾議院以237：192、參議院以60：39的優勢通過，當時有評論講：“這表明市場自由主義至少不那麼理直氣壯了。”

不僅美國的社會、民心普遍左轉，除英國2010年大選出現戰後首個中右政黨和中左政黨聯合執政的政府外，法國2012年大選左翼社會黨候選人勝出；德國一直是個重視政府作用的國家，二戰後一直是主張“政府引導市場經濟”的社會市場主義居經濟學主流地位，主張市場自由主義、類似於美國共和黨的自由民主黨長期處於第三政黨位置，從未單獨執政，在2013年大選中，更是僅獲4.7%的選票，低於5%的門檻，無緣進入聯邦議會；在北歐國家，市場自由主義自二戰後就基本沒上過台面，居經濟學主流地位的是瑞典學派；在南美，民族主義力量興起，趕走了那伙“芝加哥小子”；在俄國，普京成功地使政府重新掌握了主要經濟命脈、抑制住了私人寡頭，市場自由主義只有梅德韋傑夫幾個人有時還小聲念叨幾句。唯獨在中國，市場自由主義這幾年更加氣壯如牛。

當文革結束後，雖然極左政治勢力已經垮台，但思維慣性的力量往往超出人們的想象，僵化迷信思想仍然禁錮着很多人的頭腦。在經濟領域，要破除把“社會主義”等同於“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觀念是今天難以想象的艱巨任務。那時，思想解放的人士都是“市場派”，或者說，市場觀念代表着那時的先進理念。但“事無美惡，過則成災”，當從“市場觀念”轉變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從對“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迷信轉變為對“一私就靈”、“市場萬能，市場總是對的，市場能自行解決一切問題”的迷信，那就意味着我們需要另一種內容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在學術領域，市場自由主義者當然可以自由研究、自由發表意見；但在參與、影響政策制定的部門，則至少應有不同的理念和聲音來制衡市場自由主義的走火入魔。從世界範圍看，右的原教旨主義所造成的危害同左的原教旨主義幾乎一樣大。

（2）去年，當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公布後，國內外市場自由主義者們紛紛指責、不滿；而當《決定》公布後，則轟然叫好。這反映出《決定》中有相當一部分符合市場自由主義理念的東西。

拿《決定》中金融這部分來說。金融這部分不算長，不到四百字，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兩個“加快”：“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但這兩個“加快”都可以說是極易引發混亂和災難的輕率、魯莽行為。

其實“利率市場化”很可能是個並不很準確的提法，因為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和一些國家，利率決不是完全市場化的。例如我們都知道，美國銀行的利率是由美聯儲確定的聯邦基金利率調控的，而且獲得聯邦存款保險的銀行的存貸款利率也是要受到一定製約的。

那麼，在羅斯福時代起的利率管制到現在的利率調控之間，美國是否有過一個既沒有利率管制、也沒有利率調控、完全市場化的時期？基本沒有過。美國是1986年隨着存款利率上限的取消而結束利率管制的，但美聯儲對聯邦基金利率的調控50年代就開始有了，存款保險制度更是30年代羅斯福時代就建立起來了。也就是說，美國是在調控利率工具已經具備的情況下，經過十幾年的逐步解除管制，才最終實現了利率管制和利率調控之間的基本“無縫對接”。用我們常用的比喻，就是“先挖好了渠再放水”。實際上，英文中很少使用“利率市場化”（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或interest rate liberalization）這個詞，在《維基百科》的中英文版中都查不到這個詞，英文中所用的詞是“deregulation（去管制）”。

近來見一些學者的研究，“利率市場化”、“金融自由化”最初是70年代斯坦福大學兩位教授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狀況而提出的一種理論和建議，不過是書齋里的東西、一家之言。而斯蒂格利茨等經濟學家在90年代也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亂象提出了“金融約束”的理論和建議。這些本來都是研究、討論的話題，而一些“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的國家和地區，太把美國教授說的話當回事，望文生義，沒挖好渠就放水，結果無不出現程度不等的混亂，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生了金融危機。

我國如果也沒挖好渠就“加快”放水的話，那必然造成一個時期的利率無序上升。而在我國目前資金鍊緊繃、房地產泡沫積累、地方債務高企的經濟情況下，利率無序上升是難以承受的，弄不好真有崩盤的可能。為了避免產生誤導起見，我們是否有必要將“利率市場化”這一提法修正為“改革利率形成機制”或“可調控的利率市場化”之類提法為好；甚至就是用英文的“deregulation（去管制）”，也不那麼容易引起誤導。 

“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是國際金融財團最希望中國做的事情之一，也是對中國經濟衝擊、危害最大的事情之一。這就好比在拳擊競賽場上，塊頭大的選手會主張取消體重分級制度、“自由搏擊”；而塊頭較小的選手則需要有體重分級制度保護。在我國的經濟塊頭足夠大、水平足夠高之前，不能輕易取消對資本出入的管制。（實際上，包括美國在內，發達國家也不是完全資本自由出入的，不過國內有些人視而不見就是了。）我國從朱鎔基時代起，資本項目就沒有完全放開，現在看來，這是非常正確的。正因為有一定的資本流動管制，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才沒能波及中國，中國經濟這些年才能有所發展。我們看到，現在的央行領導人在這方面還是務實慎重的，如前些天周小川行長就講：對短期投機熱錢“我們不歡迎”、“人民幣國際化還有‘家庭作業’沒做好”。其實我們現在對資金出入流動的管制仍不完善，還有很多漏洞。我們應該從自己經濟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出發，量力而行，繼續穩步推進，而不能聽國際上的某些聲音就輕言“加快”。

（3）認真學習、深刻領會《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和《多德—弗蘭克法案》的重要價值和意義，在已有政策和規定的基礎上，進一步在商業銀行信貸業務與投資銀行投資業務之間做出堅決切割或嚴格限制。這樣，一方面在正常銀行信貸業務與易發生泡沫和危機的投資資金運作之間打上隔離帶和防火牆，另一方面減少資金向金融炒作領域轉移、迫使銀行資金流向實體經濟。

（4）吸取美國70年代對銀行利率管制過死的教訓。美國到70年代時國內通貨膨漲率已經很高，但商業銀行仍然受制於活期存款無利息、定期存款上限2.5%的規定，形成實際上的負利率，這就逼使或誘使銀行和儲戶搞金融創新來繞過利率管制。後來雖然對利率上限有所提高，但各種金融創新已經活躍，在突破利率管制的同時也突破了銀行信貸與投資運作之間的分隔，最終釀成危機。

所以我們幾大國有銀行的定期存款利率是否應有所提高，使其高於通貨膨脹率。如果不主動提高利率的話，貨幣基金等也會把資金成本炒高，又造成存款流失，還不如自己主動提好。而且從我國國情和習慣考慮，幾大國有銀行似應仍對儲戶存款100%擔保，以穩定人心、穩定金融。

對其餘地方銀行和民營銀行，存貸款利率都可以更市場化，實行存款保險制度，政府不託底。（有人會認為對民營銀行不託底不公平。但如果民營銀行也執行政府和央行的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不以營利為唯一目的、存貸款利率也同國有銀行一樣接受約束，政府也可以全額擔保。） 

順便提及，推崇競爭是英美文化的一個特點，很可能是源自社會達爾文主義乃至達爾文主義的一種理念。在實際生活中，適度的競爭固然可以推動生產和科技的進步，但過度競爭則會造成內耗嚴重、幾敗俱傷。美國自羅斯福時代起，就曾推動各行業建立行規，行業領袖談判最低價格、無競爭協議、生產限制等。最近見一些學者介紹，在德國、瑞士等地區，由於文化和理念不同，流行“價格協議，服務競爭”，據講經濟效果、社會效果都很好。我們至少在幾大國有銀行之間是否可以試行“利率協議，服務競爭”？

（5）吸取美國最初對各種“金融創新”放棄監管，出了漏子又用天量納稅人的錢填窟窿的教訓。無論對銀行信貸業務還是對投行投資業務都應有足夠的監管，並且有必要從現在起就反覆向公眾申明：無論是國資背景還是民資背景，投資銀行的全部風險由投行和投資人自行承擔，政府決不出一分錢救助，不能搞“富人遊戲，公眾買單”。

美國這輛車08年被市場自由主義開進了坑裡，現在正努力向外爬。我們應當吸取美國的前車之鑑，繞開坑走，而不能沿着美國08年前的車轍，加大油門往坑裡開。

文後隨筆：

    這兩天讀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最近一篇有關中國經濟的文章，由衷欽佩，感到他精確說中了中國當前問題所在。例如他講：

“事實上，中國當前很多問題都是由於市場管的過多而政府管的過少。換句話說，雖然政府的確做了一些它不應該做的事，但也有一些應該它做的事沒有做。”

“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了我們一個重大教訓，那就是市場不會自我監管。市場總是有產生資產和信貸泡沫的傾向，而且必然會崩潰（通常發生在跨境資本流動突然轉向的時候），並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

“我們希望中國不要走美國的老路，這是一條充滿災難的路。中國領導者的挑戰在於設計一套符合自己發展階段的有效的監管體系。”

如果中國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們不注意傾聽斯蒂格利茨這種真正大師的聲音、不認真分析08年金融危機形成原因及美國和世界各國的應對策略，而是以“改革”的名義繼續盲目地推行里根、小布什時代市場自由主義那一套，那結果很可能會是：美國從坑裡爬出來了，我們掉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