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峰：越南放弃亚运会，激进政改下的无奈

　　贪功和失职导致越南今天的难堪

　　虽然之前有过一些风声传言，但当4月17日总理阮晋勇突然在电视台上正式宣布：越南（河内市）放弃2019年第十八届亚洲运动会主办权时，仍然立即成为了轰动性国际新闻——获得国际运动会主办权后又主动弃权的案例相当少见，尤其是影响重大、深受关注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越南这次的举动不仅创造了亚运会历史上的一个新记录，而且也是自1906年罗马放弃主办第四届夏季运动会以来，国际体育史上遭遇的最大意外之一。

　　按照越南政府的公告，其放弃主办亚运会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越南对于举办亚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并无经验，也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申办时，越南没有做好保证赛事成功举办的具体计划，而目前相关筹备计划也没能得到政府总理的批准。”二是“越南在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下滑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国家经济水平仍处于困境。目前，越南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有限，仅会用于更加紧急的任务中。”

　　在这种并没有不可抗力因素的情况下放弃主办权，不仅是对之前严肃承诺的违背，而且还等于公开承认，本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极为糟糕，由此将导致的负面影响会远远超出体育，或是单纯的“国家荣誉”本身。如果不出所料，未来一段时间里，还是会有许多评论称赞越南放弃主办亚运会是“务实”、“节俭”，在意的不是政府的面子而是人民的福祉(确实据一些调查，有八成的越南民众反对主办亚运)，甚至更多的联想、影射也完全会在预料之中。至于越南如果真的“务实”、“节俭”、“响应人民的意见”，又为什么会提出申办，并在申办成功一年多年后才宣布弃权，以及这次弃权对越南和越南民众将造成的长期影响，恐怕那些评论者本来就毫不关心，当然也不会真正去分析。

　　2012年，越南获得2019年亚运会举办权(资料图)

　　实际上，越南奥委会是在2010年9月正式提出申办十八届亚运会，2012年9月越南政府批准了以河内市为主承办城市的申请计划书，最终亚奥理事会代表大会是在2012年11月将主办权授予了越南。如果公告述说的是实话，那么在至少两年的预备申办期内，越南居然对自己有没有能力举办亚运会，连一次基本的内部评估都没有认真做过。这种对国家大事如此漫不经心的态度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而在既没有自我测试评价，也根本没有具体的筹备计划前，就批准申办世界第二大综合性运动会，并且还在报告中脱离实际，“忽悠”到了主办权，以至于今日不得不难堪的主动提出放弃主办权。不管从任何角度看，越南政府，包括在申办时就已担任总理的阮晋勇，其决策和行动的后果只能用失职来形容，而其当初的动机更只能用好大贪功来解释了。

　　越南为什么开不起亚运会

　　按越南原本为亚运会编制的预算，最初对支出需求的预计仅约1.5亿美元。很显然，这个数字和越南对亚运会的筹备计划一样完全不靠谱。而经过几番调整和重估，在宣布弃权前，预算被调高到3亿美元，而经济学家给出的估计数是至少5亿美元。

　　当然，如果真能只花5亿美元就举办一次成功的亚运会，仍不失为一个很节俭的预算，但这恐怕是完全不现实的。且不说根据近十多年来的国际经验，大型运动会在开幕5年前时预计的支出，无一例外的远远小于最后的实际结算。承办国际大赛经验极其丰富的伦敦，2008年奥运的直接支出是原计划的接近五倍，从24亿英磅变成了110亿英磅，这还不包括英国政府另行承担的超过120亿英磅的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和安保费用。而举办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的印度则把预算超支了四倍，花掉了60亿美元后还差点把整个大赛办砸。很难想象完全缺乏经验的越南能够比它们花得更少却做得更好。

　　更重要的是，越南相关的支出预测，都只包括了直接的场馆建设和赛事一般运作费用，而要成功举办亚运会这样级别的大型国际综合盛会，在全地区以及全世界面前提升而不是损害主办国的形象，大幅修缮或者新建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对于河内这样原来基建就很薄弱的城市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只怕真会如弃权公告中所坦白担心的：“一旦不能成功举办，将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升越象形象产生相反的效果。”但在未来四五年内，将河内基建水准提升到与之前几届亚运会的举办地，釜山、多哈、广州或者仁川相比，哪怕是勉强相比的程度，对于去年人均GDP不到2000美元，经济总规模也仅有1700亿左右的越南来说，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奢侈。

　　而且，尽管越南经常被称为是东南亚的新小龙，世界上最具潜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近年来更时常被国内外的主流媒体宣称，已经承接了中国沿海大量的产业转移，成为中国工业的有力竞争者，甚至很快就会青出于蓝。但实际上，越南这几年来一直处于严重的经济萧条甚至是危机之中。早在2008年，越南经济就已经滑出了正轨，严重失控的通胀(年率超过了25%)，大幅的货币贬值(仅在08年就接近一半)，巨额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双双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以及急剧下跌的经济增长同时发生，一度到达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虽然之后越南努力挣扎挺过了最危险的时期，但至今为止仍然没能走出这轮经济萧条。尽管去年的各项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大多有了好转，但高通胀、低增长，国民对不断贬值的本币缺乏信心，财政赤字和外债积累过大的原有难题还是都没有解决，而金融系统坏账率高企不下(仅越南央行就承认整个系统内坏账高达10%以上)，和房地产市场全面冰封(包括越南最重要的胡志明和河内市)的打击却自2011年起又接踵而至。此外，在它申办亚运会的2010年，还爆发出船舶工业公司丑闻。在被迫对其进行重组中，越南政府不得不承担了高达45亿美元的亏损，超过越南当年GDP的3%，消化这一损失对于越南来说也绝不轻松。

　　在这种背景下却申办亚运会，只能表明从一开始，其高层决策时就完全没有认真考虑过自身的承担能力。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主动放弃亚运会主办权而不是强撑着最后却依旧出丑，也许确实是越南目前最好的选择。但这不能掩盖或者对冲越南领导层当初做出决定的错误。

　　“激进政改”没给越南民众带来实惠

　　其实越南糟糕的经济状况完全不是什么秘密，由于中越之间相邻的地缘关系和密切的经贸及文化往来，这个话题甚至谈不上什么冷门。之所以很多媒体和人士会无视事实，总是热衷于制造一个越南“形势大好”的虚假幻象，原因同样众所周知，无非是对所谓越南“深层次政治改革”的爱屋及乌罢了。

　　越南是中国的近邻，在国家体制也与中国比较相近。自从上世纪以来，越南在经济政策上大量借鉴中国经验，甚至由此产生了一个历久弥新的笑话：把中国有关经济改革的中央文件改个台头台尾，再把“改革”替换成“革新”，就可以直接作为越南的经济政策文件下发了。然而在政治改革领域，越南远比中国来的“激进”，尤其是近几年来多项党内外高级干部选举和任免程序的变化。对此，越南声称是在原理上的政策创新，给外界的直观感觉却是向“西方模式”积极靠拢。不论这些改变是不是真的某种自我“和平演变”，也不论其在越南国内的真实反响如何，至少在中国国内，很引起了一些人发出“越南已经在政治改革上远超中国”的羡慕之声。也因此，越南这个人均GDP还不到中国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荣幸地加入“世界高幸福国家”行列，诸如越南“国穷民富”、“政治日渐清明”，真正实现了“党政分开、依法执政”之类的神话也被不断发明创造出来。

　　可惜在这个网络信息时代，任何编造的神话都长久不了。因为工作、商务或是旅行等原因访越的国人每年就数以万计，两国边境口岸上边民穿梭不息。指望多编些段子就可以掩盖住越南的实际国情，无异于掩耳盗铃。于是我们知道：

　　越南两大城市胡志明市、河内市的房价竟然比北京上海还高，其它大量物价也相当接近，而越收入最高的胡志明市工薪水平仅相当于中国的二三线城市;

　　农地号称已经实际私有化，但农民需要自建住宅的基地却平均需要支付约4万元人民币的费用，而越南农民2012年平均收入才约600美元(不到4000元人民币);

　　至于腐败，论大老虎，前文所提到的越南船舶工业公司丑闻对越南造成的损失之重，甚至超过了雷曼破产案对美国的打击程度(国际评级机构因此直接调低了越南国家信用评级)，另一起越南远洋船业公司丑闻又导致越南超过12亿美元的损失，又是接近越南GDP1%的重创;论苍蝇，很多人都有在越南海关遭到公开索贿的经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显然不可能代表着更加清明的政治;

　　而越南民众“虽然物质上不富裕精神上却普遍幸福”的论调，更被越南频频传出的骚乱乃至暴乱的消息打得粉碎。除了各城市越来越常见的劳资矛盾演化的暴力冲突之外，虽然外界对越南农村地区的冲突所知较少，但从少数泄露的典型事件看，往往规模更大敌对性也更强。在2001年、2004年和2011年，在中部和北部地区越南政府甚至不得不出动了大批军队，才暂时镇压了抗议。

　　(左起)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国会主席阮富仲和国家主席阮明哲

　　也请越南走在前面

　　事实上，越南现在面临的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不仅“激进政改”解决不了，反而受其影响而更加恶化。包括已经持续数年之久的这轮经济萧条，有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但很大程度上也是“激进政改”在经济上产生的后果。

　　对越南近年时政有所观察者基本都认识到，由于长期缺乏领导核心，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在意识形态上又不断摇摆妥协，越南高层已经半固定化的分化成了几个以地域背景为主的派系，互相争权夺利，还美其名曰是所谓“权利制衡”。近年以现总书记阮富仲和总理阮晋勇为代表，更已经发展到几乎公开相互攻击的地步。除了没有直接分裂以维持执政地位外，他们之间还能剩下多少共同见解已经很成疑问。

　　这种同床异梦的联合体，实际上和西方为了凑足票数上台才联合的多党联合已经相差无几，其施政眼光和执行力自然也会大打折扣。为了给自己的派系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对于能在短期内即时获益但对长期发展有害的民粹政策，越南整个领导层对之的抵抗力都越来越低。各派也越来越倾向于把自己打扮成最“拥护民意”的代表，至于这种“民意”是民众长期期盼的凝聚，还是一时的激动或者被诱导而成，就没多少人在意了。

　　正是因此，在2007年之前，不顾国内外各种机构、智库、学者的一再警告，和大量已经清晰无误的先兆迹象，越南从中央到地方，上下都放任明显已经过热的经济不管，谁都不愿意做率先踩刹车的恶人，唯恐自己在“民意”中失分。直到最后形势已经快不可收拾时才手忙脚忙地试图挽救，但此时时机已逝，整个经济遂元气大伤。

　　这次放弃主办亚运会事件的迹象亦似近之。即使当时阮晋勇政府是一时自大，或是在经济危机和船舶工业公司丑闻连续打击下急于拿出一件亮丽的政绩，才会提出申办亚运。那号称能对政府进行制衡的“另三驾马车”以及国会当时又在想什么，做什么呢?似乎只有到了申办成功，木已成舟后，越南国会中的许多议员们才突然发现民众不支持主办的态度了。

　　当然，各国有各国的国情，选择什么道路是各国人民自己的权利，外人也不应该多插嘴。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为越南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成功政策，对于越南迅速找到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摆脱极端贫困状态，跃升为在世界上也颇受瞩目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可谓倾力相助。而如果现在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越南能在“政改”领域实实在在地深入探索，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能给中国一些经验教训，双方之间的互动往来也不失为一件历史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