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峰：越南放棄亞運會，激進政改下的無奈

　　貪功和失職導致越南今天的難堪

　　雖然之前有過一些風聲傳言，但當4月17日總理阮晉勇突然在電視台上正式宣布：越南（河內市）放棄2019年第十八屆亞洲運動會主辦權時，仍然立即成為了轟動性國際新聞——獲得國際運動會主辦權後又主動棄權的案例相當少見，尤其是影響重大、深受關注的大型綜合性運動會。越南這次的舉動不僅創造了亞運會歷史上的一個新記錄，而且也是自1906年羅馬放棄主辦第四屆夏季運動會以來，國際體育史上遭遇的最大意外之一。

　　按照越南政府的公告，其放棄主辦亞運會的理由主要有兩個：一是“越南對於舉辦亞運會這樣的大型賽事並無經驗，也並沒有為此做好準備。申辦時，越南沒有做好保證賽事成功舉辦的具體計劃，而目前相關籌備計劃也沒能得到政府總理的批准。”二是“越南在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下滑中受到了巨大的影響，國家經濟水平仍處於困境。目前，越南的中央和地方預算有限，僅會用於更加緊急的任務中。”

　　在這種並沒有不可抗力因素的情況下放棄主辦權，不僅是對之前嚴肅承諾的違背，而且還等於公開承認，本國的經濟和財政狀況極為糟糕，由此將導致的負面影響會遠遠超出體育，或是單純的“國家榮譽”本身。如果不出所料，未來一段時間裡，還是會有許多評論稱讚越南放棄主辦亞運會是“務實”、“節儉”，在意的不是政府的面子而是人民的福祉(確實據一些調查，有八成的越南民眾反對主辦亞運)，甚至更多的聯想、影射也完全會在預料之中。至于越南如果真的“務實”、“節儉”、“響應人民的意見”，又為什麼會提出申辦，並在申辦成功一年多年後才宣布棄權，以及這次棄權對越南和越南民眾將造成的長期影響，恐怕那些評論者本來就毫不關心，當然也不會真正去分析。

　　2012年，越南獲得2019年亞運會舉辦權(資料圖)

　　實際上，越南奧委會是在2010年9月正式提出申辦十八屆亞運會，2012年9月越南政府批准了以河內市為主承辦城市的申請計劃書，最終亞奧理事會代表大會是在2012年11月將主辦權授予了越南。如果公告述說的是實話，那麼在至少兩年的預備申辦期內，越南居然對自己有沒有能力舉辦亞運會，連一次基本的內部評估都沒有認真做過。這種對國家大事如此漫不經心的態度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而在既沒有自我測試評價，也根本沒有具體的籌備計劃前，就批准申辦世界第二大綜合性運動會，並且還在報告中脫離實際，“忽悠”到了主辦權，以至於今日不得不難堪的主動提出放棄主辦權。不管從任何角度看，越南政府，包括在申辦時就已擔任總理的阮晉勇，其決策和行動的後果只能用失職來形容，而其當初的動機更只能用好大貪功來解釋了。

　　越南為什麼開不起亞運會

　　按越南原本為亞運會編制的預算，最初對支出需求的預計僅約1.5億美元。很顯然，這個數字和越南對亞運會的籌備計劃一樣完全不靠譜。而經過幾番調整和重估，在宣布棄權前，預算被調高到3億美元，而經濟學家給出的估計數是至少5億美元。

　　當然，如果真能只花5億美元就舉辦一次成功的亞運會，仍不失為一個很節儉的預算，但這恐怕是完全不現實的。且不說根據近十多年來的國際經驗，大型運動會在開幕5年前時預計的支出，無一例外的遠遠小於最後的實際結算。承辦國際大賽經驗極其豐富的倫敦，2008年奧運的直接支出是原計劃的接近五倍，從24億英磅變成了110億英磅，這還不包括英國政府另行承擔的超過120億英磅的城市基礎設施改造和安保費用。而舉辦2010年英聯邦運動會的印度則把預算超支了四倍，花掉了60億美元後還差點把整個大賽辦砸。很難想象完全缺乏經驗的越南能夠比它們花得更少卻做得更好。

　　更重要的是，越南相關的支出預測，都只包括了直接的場館建設和賽事一般運作費用，而要成功舉辦亞運會這樣級別的大型國際綜合盛會，在全地區以及全世界面前提升而不是損害主辦國的形象，大幅修繕或者新建基礎設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對於河內這樣原來基建就很薄弱的城市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否則只怕真會如棄權公告中所坦白擔心的：“一旦不能成功舉辦，將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升越象形象產生相反的效果。”但在未來四五年內，將河內基建水準提升到與之前幾屆亞運會的舉辦地，釜山、多哈、廣州或者仁川相比，哪怕是勉強相比的程度，對於去年人均GDP不到2000美元，經濟總規模也僅有1700億左右的越南來說，卻是根本負擔不起的奢侈。

　　而且，儘管越南經常被稱為是東南亞的新小龍，世界上最具潛力的新興經濟體之一，近年來更時常被國內外的主流媒體宣稱，已經承接了中國沿海大量的產業轉移，成為中國工業的有力競爭者，甚至很快就會青出於藍。但實際上，越南這幾年來一直處於嚴重的經濟蕭條甚至是危機之中。早在2008年，越南經濟就已經滑出了正軌，嚴重失控的通脹(年率超過了25%)，大幅的貨幣貶值(僅在08年就接近一半)，巨額的財政和貿易雙赤字(雙雙創下歷史最高記錄)，以及急劇下跌的經濟增長同時發生，一度到達了經濟崩潰的邊緣。

　　雖然之後越南努力掙扎挺過了最危險的時期，但至今為止仍然沒能走出這輪經濟蕭條。儘管去年的各項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大多有了好轉，但高通脹、低增長，國民對不斷貶值的本幣缺乏信心，財政赤字和外債積累過大的原有難題還是都沒有解決，而金融系統壞賬率高企不下(僅越南央行就承認整個系統內壞賬高達10%以上)，和房地產市場全面冰封(包括越南最重要的胡志明和河內市)的打擊卻自2011年起又接踵而至。此外，在它申辦亞運會的2010年，還爆發出船舶工業公司醜聞。在被迫對其進行重組中，越南政府不得不承擔了高達45億美元的虧損，超過越南當年GDP的3%，消化這一損失對于越南來說也絕不輕鬆。

　　在這種背景下卻申辦亞運會，只能表明從一開始，其高層決策時就完全沒有認真考慮過自身的承擔能力。從經濟角度來說，現在主動放棄亞運會主辦權而不是強撐着最後卻依舊出醜，也許確實是越南目前最好的選擇。但這不能掩蓋或者對沖越南領導層當初做出決定的錯誤。

　　“激進政改”沒給越南民眾帶來實惠

　　其實越南糟糕的經濟狀況完全不是什麼秘密，由於中越之間相鄰的地緣關係和密切的經貿及文化往來，這個話題甚至談不上什麼冷門。之所以很多媒體和人士會無視事實，總是熱衷於製造一個越南“形勢大好”的虛假幻象，原因同樣眾所周知，無非是對所謂越南“深層次政治改革”的愛屋及烏罷了。

　　越南是中國的近鄰，在國家體制也與中國比較相近。自從上世紀以來，越南在經濟政策上大量借鑑中國經驗，甚至由此產生了一個歷久彌新的笑話：把中國有關經濟改革的中央文件改個台頭台尾，再把“改革”替換成“革新”，就可以直接作為越南的經濟政策文件下發了。然而在政治改革領域，越南遠比中國來的“激進”，尤其是近幾年來多項黨內外高級幹部選舉和任免程序的變化。對此，越南聲稱是在原理上的政策創新，給外界的直觀感覺卻是向“西方模式”積極靠攏。不論這些改變是不是真的某種自我“和平演變”，也不論其在越南國內的真實反響如何，至少在中國國內，很引起了一些人發出“越南已經在政治改革上遠超中國”的羨慕之聲。也因此，越南這個人均GDP還不到中國三分之一的發展中國家榮幸地加入“世界高幸福國家”行列，諸如越南“國窮民富”、“政治日漸清明”，真正實現了“黨政分開、依法執政”之類的神話也被不斷發明創造出來。

　　可惜在這個網絡信息時代，任何編造的神話都長久不了。因為工作、商務或是旅行等原因訪越的國人每年就數以萬計，兩國邊境口岸上邊民穿梭不息。指望多編些段子就可以掩蓋住越南的實際國情，無異於掩耳盜鈴。於是我們知道：

　　越南兩大城市胡志明市、河內市的房價竟然比北京上海還高，其它大量物價也相當接近，而越收入最高的胡志明市工薪水平僅相當於中國的二三線城市;

　　農地號稱已經實際私有化，但農民需要自建住宅的基地卻平均需要支付約4萬元人民幣的費用，而越南農民2012年平均收入才約600美元(不到4000元人民幣);

　　至於腐敗，論大老虎，前文所提到的越南船舶工業公司醜聞對越南造成的損失之重，甚至超過了雷曼破產案對美國的打擊程度(國際評級機構因此直接調低了越南國家信用評級)，另一起越南遠洋船業公司醜聞又導致越南超過12億美元的損失，又是接近越南GDP1%的重創;論蒼蠅，很多人都有在越南海關遭到公開索賄的經歷，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顯然不可能代表着更加清明的政治;

　　而越南民眾“雖然物質上不富裕精神上卻普遍幸福”的論調，更被越南頻頻傳出的騷亂乃至暴亂的消息打得粉碎。除了各城市越來越常見的勞資矛盾演化的暴力衝突之外，雖然外界對越南農村地區的衝突所知較少，但從少數泄露的典型事件看，往往規模更大敵對性也更強。在2001年、2004年和2011年，在中部和北部地區越南政府甚至不得不出動了大批軍隊，才暫時鎮壓了抗議。

　　(左起)越南政府總理阮晉勇、國會主席阮富仲和國家主席阮明哲

　　也請越南走在前面

　　事實上，越南現在面臨的很多經濟和社會問題，不僅“激進政改”解決不了，反而受其影響而更加惡化。包括已經持續數年之久的這輪經濟蕭條，有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但很大程度上也是“激進政改”在經濟上產生的後果。

　　對越南近年時政有所觀察者基本都認識到，由於長期缺乏領導核心，民主集中制名存實亡，在意識形態上又不斷搖擺妥協，越南高層已經半固定化的分化成了幾個以地域背景為主的派系，互相爭權奪利，還美其名曰是所謂“權利制衡”。近年以現總書記阮富仲和總理阮晉勇為代表，更已經發展到幾乎公開相互攻擊的地步。除了沒有直接分裂以維持執政地位外，他們之間還能剩下多少共同見解已經很成疑問。

　　這種同床異夢的聯合體，實際上和西方為了湊足票數上台才聯合的多黨聯合已經相差無幾，其施政眼光和執行力自然也會大打折扣。為了給自己的派系爭取到更多的支持，對於能在短期內即時獲益但對長期發展有害的民粹政策，越南整個領導層對之的抵抗力都越來越低。各派也越來越傾向於把自己打扮成最“擁護民意”的代表，至於這種“民意”是民眾長期期盼的凝聚，還是一時的激動或者被誘導而成，就沒多少人在意了。

　　正是因此，在2007年之前，不顧國內外各種機構、智庫、學者的一再警告，和大量已經清晰無誤的先兆跡象，越南從中央到地方，上下都放任明顯已經過熱的經濟不管，誰都不願意做率先踩剎車的惡人，唯恐自己在“民意”中失分。直到最後形勢已經快不可收拾時才手忙腳忙地試圖挽救，但此時時機已逝，整個經濟遂元氣大傷。

　　這次放棄主辦亞運會事件的跡象亦似近之。即使當時阮晉勇政府是一時自大，或是在經濟危機和船舶工業公司醜聞連續打擊下急於拿出一件亮麗的政績，才會提出申辦亞運。那號稱能對政府進行制衡的“另三駕馬車”以及國會當時又在想什麼，做什麼呢?似乎只有到了申辦成功，木已成舟後，越南國會中的許多議員們才突然發現民眾不支持主辦的態度了。

　　當然，各國有各國的國情，選擇什麼道路是各國人民自己的權利，外人也不應該多插嘴。而且從歷史上看，中國為越南提供了大量寶貴的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和成功政策，對于越南迅速找到正確的經濟發展模式，擺脫極端貧困狀態，躍升為在世界上也頗受矚目的新興經濟體之一可謂傾力相助。而如果現在及未來的一段時間內，越南能在“政改”領域實實在在地深入探索，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都能給中國一些經驗教訓，雙方之間的互動往來也不失為一件歷史美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