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整人的真面目

【多維歷史】劉瀾濤，原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文革中，劉瀾濤因“六十一人集團”冤案受到迫害，他的夫人不堪折磨被迫害致死。據《也談劉瀾濤的人情味》作者景元在文中披露，劉瀾濤雖然在文革中遭受不幸，但在受迫害之前也曾對彭德懷、習仲勛、胡耀邦痛下殺手。

1980年6月10日，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劉瀾濤在全國政協機關黨組會上發言

2002年，吳江在《炎黃春秋》第九期上以“劉瀾濤晚年的人情味”為題發表文章。

吳江是老前輩，是我等思想解放的老師，但“我愛老師，我更愛真理”。談到劉瀾濤的人情昧，我只能說，吳江老師太善良了。

首先要指出，劉瀾濤的整人決不只是吳江老師提到的在他任職西北局期間這兩件事。劉瀾濤整人也決非是因“中央交辦的都一絲不苟的去辦”產生的。從大的問題講，1959年廬山會議，劉突擊編印《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用機關槍和迫擊炮向着廬山會議的‘右派朋友’乒乒乓乓地發射了一大堆連珠炮彈”，就是他自己“發大熱心，起大志願弄出來的。”廬山會議初期劉瀾濤並不在會上，看到彭德懷元帥寫給毛澤東主席的信他也沒看出什麼，但他一摸清廬山會議變成要整彭德懷，立即連夜突擊，搞出這樣的材料，這不是“中央交辦”。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劉瀾濤緊跟康生，對習仲勛無端猖狂攻擊，也不是“與‘立’此案無關係”，他率先將“彭、高、習”聯繫起來，將西北地區大躍進的錯誤歸之於“彭、高、習反黨集團”，給彭德懷、習仲勛抹�，可是积极到“很（核|�”。因为胡耀邦缔I鞅本侄雲湔�人作法捣N疲�刘澜涛等整弃v�耀搬帍娚是“往擞[鎿�”，胡耀扳^雋稅舜渭焯侄疾恍校�整的胡耀扳b腦嗖》噶恕⑸踔良夯氐獎本┗共環毆�，这都不是“中央皆掛”�

就說“中央交辦”，林彪在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奉命追究“軍事俱樂部”，也沒有在工作關係，歷史關係上搞“株連”，如劉瀾濤那樣搞什麼“西北集團”，在這類問題上任何公正的人都應承認林彪比劉瀾濤“厚道”的多。至於李克農在中央交辦的潘漢年案中能舉出“六條反證”，為以後潘案的平反提出依據，與劉瀾濤相比那更有天壤之區別。李克農才真是對“中央交辦的都一絲不苟地去辦”。劉瀾濤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西北局第一書記，不是一般的低級別管管文件收發的“秘書”，他對上對下，更應實事求是，實話實說，對上級負責，同時、同樣也要對下級負責，更是對自已負責，像他這樣級別的幹部出了錯，歸之為“中央交辦的都一絲不苟地去辦”，戓者似某些人物傳記所寫的那樣歸之於“由於對領袖的無比崇敬和信任，堅定的站在領袖一邊。”那不僅於理不通，更使人們在評價政治人物、歷史人物時失去了最基夲的標準。

不錯，“文革”後劉瀾濤確實“道過歉”，可當時西北的老幹部都知道，劉的“道歉”是在胡耀邦的強大壓力下被迫做的。對廬山會議上他攻擊彭德懷，製造人禍，他做過檢討嗎？他的檢討在那裡呢？至於他當政時傷害過的“下級”，也從未聽說他主動認錯、主動去道謙戓幫助解決一點遺留問題的。由於劉的這種態度，當年緊跟劉瀾濤製造冤案的個別人至今仍一口咬定他們是在“反左”呢。

至於劉瀾濤與他人的私交人情，我也有一例，趙壽山將軍的女兒與劉的夫人曾是同學（延安女子大學），因而同劉家相熟，可說是曾長期交往。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國內大饑荒，某天劉突然打電話要請趙將軍之女到飯店吃飯。趙將軍之女說：現在群眾生活這樣困難，我等去飯店吃飯，怎吃得下去，對你影響也不好，還是別去吧。於以謝絕。但令趙將軍之女沒想倒的是夲以為是熟人之間的一件合乎情理的小事，不想卻引起劉的不滿，過了一段時間在某個會議上趙將軍之女見到劉，主動向劉打招乎，劉卻拉下臉來根夲不理，自此兩家形同阡陌，劉的人情味如何也見一斑吧。

坦率講，似劉這種，戰爭年代無戰功，和平時期少良策，從延安整風、華北座談會開始，造神，整人，職務得以快升，對下級拉個臉以示深沉之人，有權門庭若市，無權門可羅雀，是很正常現象，當然，如果有人能告訴我，上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受委屈時劉瀾濤堅定的站在胡耀邦一邊（就似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那樣），論私是恩將恩報，論公是為國為民，那晚年劉瀾濤是真覺悟了，是真有人情味了，那我列舉上述事例真是我“小心眼”，是我對人“耿耿於懷”，我應對自巳的無知和魯莽向劉瀾濤前輩道謙，否則，免談，胡耀邦的善良換來的是什麼？！吳江老師對此應比我更清楚。

附：吳江《劉瀾濤晚年的人情味》，原載於《炎黃春秋》2002年第9期。

人的生活離不開友誼，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誼是不容易的。友誼需要忠誠去播種，用熱情去灌溉，用原則去培養，用諒解去護理。

以此贈與吳江同志共勉

以上所錄馬克思名言，是劉瀾濤離世前三年贈送給我的。此外，他還贈我一張他年輕時的照片，並精製的洮硯一方，從刻工看，至少是清代之物，上刻他曾書贈給我的《紅樓夢》中的兩句話：“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一個人，尤其是曾做過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人，當他行將走完一生艱難路程、結束兇險難測的戰鬥生活之際，渴望在同志間找到一種“真正的友誼”，把這種友誼看得非常重要，並要求彼此“共勉”，這在我還是第一次碰到。這裡透露出一個在特殊環境中奮鬥過來的人在回顧往事時所蘊蓄的心聲。

1948年5月，我調華北局工作，接手協助編華北局黨刊《建設》周刊。當時華北局的日常工作由劉瀾濤主持。我逐漸了解劉瀾濤是這樣一位領導人：他對上絕對服從，說一不二；工作上小心謹慎，嚴肅認真，絕不擅權，華北局的大政方針都取決於薄一波或請示黨中央，他決不自作主張。對下，則是只顧使喚，只談工作，督促完成，嚴格要求，從無個人之間的交流。我在他身邊工作六七年，除工作外，從無一次個人性交談，或問一問你的生活、經歷或碰到什麼問題等。舉例說，我是有家室的人，離開組織部時交出了住房，到他那裡編刊物卻有一段時間沒有住房，勉強擠在他秘書的一間辦公室里，他也不加過問，這件事我的妻子至今提起來還埋怨我。他對他的秘書班子也約束很嚴，一切循規蹈矩，無任何特殊照顧。

文革中，劉瀾濤屬於“六十一人集團”冤案重要人物之一受到迫害，他的夫人因不堪折磨被迫害致死。

劉瀾濤從1979年重返政壇，並重新進入中央委員會。然後，又由鄧小平提議，出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此時我因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而同他又有些工作上的接觸。這段接觸中深感他的工作態度認真如舊，但特別的是：他對幹部的謙遜態度大大增加了。後來他任兩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而後離休。我和劉瀾濤的長期貼身秘書接觸較多，他告訴我劉離休後的生活和心情：劉是一個放不下政治和國事的人，他離休初期常到外地各處看看，留心種種新問題，既有欣慰也有憂慮。後來身體不好，不常下去了，就希望能從別人口中聽到一些情況。但是，他發覺，願意跟他接觸和傾談的人是越來越少了，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他又沒有其他任何嗜好，因此孤寂感越來越困擾着他。

後來我了解到，劉在晚年對他的一生進行反思時，總是不能擺脫一種內疚心情：他在“左傾”猖獗時期也曾整過人，時間都在他任職西北局期間。兩次整人的情況不同：一次是在中央確定了“有人利用寫《劉志丹》小說反黨”的事件後，立了一個大案進行審查，其實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事，這個案子涉及到西北地區的許多老革命家。中央確定這個審查小組的負責人本來另有其人，劉不在內，但劉恰於此時出任西北局第一書記，因此中央就把這案子的具體審查任務交到他的手中。雖然劉與“立”此案無關係，但他仍按老習慣：凡是中央交辦的都一絲不苟地去辦。他接手這件案子開了多次批判會，因此傷害了一批西北地區的老同志。第二次是在“四清”初期，那時他完全接受並執行所謂“桃園經驗”那套東西，而另一位西北局負責人則對當時的做法表示不同意，兩人的分歧後來在劉瀾濤的主持下演變成一場批判，這一次又傷害了西北局的一些同志。

我們黨在進入50年代之後，黨內政治生活越來越不正常，整人的政治運動不斷，有整人的，有被整的；被整的也曾整人，整人的也會被整。“文化大革命”中劉瀾濤自己也身遭大難，被整得死去活來，家破人亡。“文革”的嚴重教訓使他不能不反思自己的過去。他向過去被自己錯誤批判過的同志做了誠懇的由衷的檢討並表示道歉，有的不止一次。多數同志表示諒解，但有的同志仍不免耿耿於懷，劉為此深感痛苦。

過去，他可能從未重視過個人之間的友誼，甚至連“個人”在他的觀念中恐怕也沒有地位。在他的頭腦中，“組織”和“鐵的紀律”是同一概念，而“個人”則和“個人主義”是同一個概念。而如今，他卻在尋求個人之間的友誼，認識到人和人之間離不開友誼，並直接鼓勵他身邊的人要多交朋友。這在他來說是多麼大的變化啊！這個變化究竟說明了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