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濱，可以去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叢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樣，回家——回台灣那個家。

但是我決定去北京；我想用一個月的時間粗淺地體驗一下那既是祖國又是外國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輛單車，行囊里塞着一本《萬曆十五年》，就可以親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這個因“生氣”而出了名的中國人就一再給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氣；第一，你一個人帶着兩個稚齡的孩子，沒有那個力氣。第二，那是別人的地方，你沒有充分的發言權。第三，如果你尋找的是乾淨、秩序、效率、禮貌和諧，那你就該留在歐洲——到北京，你顯然有別的需求，不是嗎？

是的，我不生氣。

到了北京機場，孩子和我夾在涌動的人潮里——因為是德航班機，乘客多半是德國人。人潮擠過檢疫口，坐在關口的公務人員，一個穿着制服的中年婦女，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厲的聲音高亢地說，“就是你！”

手指穿過人群指着我：“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

我乖乖地擠過去，牽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來了。她說話的這種聲調、這種氣勢，好像一條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沒注意到，一旁七歲多的安安，臉都白了。

“證件！”女人不多浪費一個宇。

遞上證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氣的球，鬆緩下來，她沒想到我是個“台灣同胞”，不是個她可以頤指氣使的自己人。

我們對看一眼。一言不發地，我拉着孩子繼續往前走。檢查護照的關口列着一條一條的隊伍，我們開始排隊等待。飛了十多個小時，三歲半的飛飛倦怠地倚着母親的腿。安安扯扯母親的手臂，我這才注意到他憂愁的臉龐。“怎麼啦安安？”

他垂着眼瞼，看着自己的腳尖：“媽媽，剛剛那個女人為什麼那樣對你說話？我好怕。”

哦——我覺得事態有點兒嚴重。這個在德國成長但是和我講中文的孩子，一輩子還沒聽過那樣凌厲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摟過來，儘量放輕鬆地說，“她並沒有什麼惡意，可能因為人太多，她緊張了，所以那樣說話。”

“在德國沒有人那樣說話，對不對，媽媽？”安安抬起頭來，“就是工作緊張也沒有人那樣對人說話，對不對？”

隨着隊伍挪動，我說：“不對，安安，這不是中國人和德國人的不同。你記得嗎？以前還有東德的時候，東德邊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樣凶的……”

“可是西德人沒有那樣的，”孩子邊思考邊說，“台灣人也沒有那樣的。”

哦！孩子，你碰觸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快要輪到我們的時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後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說：

“媽媽，那麼我們為什麼一定要來北京呢？”

我想了想，親了一下他的頭髮：“因為北京也是媽媽的一種家吧。”

到停車場，得穿過馬路，一輛大型麵包車和行人搶路，“吱”的一聲緊急煞車，差點撞着孩子的手臂。來接機的德國朋友怒氣沖沖地對司機——一個戴着墨鏡、穿着時髦的年輕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沒看見嗎？”

時髦女郎眉毛一挑，滿臉不屑，也大聲地回答：“沒看見。”

走吧走吧，不要生氣！你的車子停在哪裡？

行李非常沉，朋友艱難地推着，我緊緊牽着孩子的手，然後就聽到那如刀片的聲音——

“餵——你——過來過來——”

又是我嗎？

“就是你——怎麼不聽呢？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

真是衝着我來的！又是一個年輕的女人。

“推車不能過去！回來回來！”

孩子緊緊地抓着我的手。

“為什麼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給我回來！”

“您要我帶着兩個孩子，用手拎着三隻大皮箱走過去？”

我開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問題！”女人乾脆地說。

“我會把車再推回來——”

“誰相信哪！”她打斷我，“誰都這麼說！”

“你為什麼對人這麼不信任——”我提高了聲音，朋友來拉我，走吧走吧，不要生氣！把推車還她。

好，不怪她！許多機場都不讓推車進入停車場的、而且我的難題確實不是她的問題，走吧走吧！

我們連推帶拉、舉步維艱地終於把行李和孩子帶到了車邊。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場，走着逛着，看攤子擺出來的蔬菜水果，聽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語音。上海來的表姐指着一樣蔬菜：

“同志，這叫什麼菜呀？”

同志，是個穿着汗衫的年輕男人，頭也不抬地瞄我們一眼，冷冷地說：

“哪兒來的？這個菜都不認識！”

“我們上海沒這個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頭，冷笑着：

“上海人就不是中國人啦？”

我再仔細看着這個年輕的男人——他為什麼一肚子氣？

日壇市場可熱鬧了。孩子們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國倒爺、看北京的臉譜。

“同志，這個多少錢？”表姐的聲音。

“稱呼誰呀？誰是同志呀？”一個着汗衫的年輕胖子挑釁地問。

這表姐，就因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負嗎？

“那該怎麼稱呼呢？”表姐細聲細氣地。

“學了再來！”胖子說，“學會了再開口！”

我放開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說：

“請您現在就告訴我，該怎麼稱呼您？”

胖子有點兒吃驚，逞強地說：

“學了再來。”

“我現在就跟您學習，您請說。”我固執地站着。

旁邊已經圍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熱鬧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該說什麼好，半晌，眼睛注視別的地方，說：

“你晚上來，我教你。”

旁邊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彎下腰，和胖子平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還不夠資格。”

牽回孩子的手，繼續往前走，想想，又回頭對胖子說：

“這樣子對待外地人，您真丟北京人的臉！”

然後又是一個明亮的早晨，我興高采烈地對安安說：

“跟我去市場嗎？”

好一會兒沒聲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着什麼，猶豫了半晌，皺着眉說：

“我很想去，可是，”他結結巴巴地，“媽媽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不吵架？”

吵架？我驚愕地看着他，沒想到這兩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纖弱的臉龐，“媽媽只有在不公平的時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安安滿腹委屈地說，“不公平也不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