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和科學

科學產自歐洲，來自日本。即：作為現代文明兩大基石之一的科學思想，根源在西方；“科學”一詞，卻是由日語轉譯而來。中日一水之隔，日本又一向被認為是中國文化圈之“中流砥柱”，可是，對“科”之理解，卻大異其質。原因是，日本歷史上，沒有科舉制度。日本人，也不知道“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顏如玉”之奧秘。

說中國讀書人是書呆子，乃大錯特錯。實際上，古代讀書人，都很實際。他們知道，書讀好了，一切應有盡有。在這個意義上，說儒家學者，都是貪財好色之徒，並不為過。可是，道學家們，卻一再宣稱什麼“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可笑。

“科”的本意，也很人性，決不搞什麼“高大全”，也不來什麼不食人間煙火。

“科”者，一“斗”“禾”，口糧是也；不過，“科”決不僅限於口糧，否則，人們都種地去了。“科”的實惠還包括：受人尊重、免受小民百姓一樣的懲罰以及稅收方面的優惠。

“科”甲——即使最低級的生員，也享有小老百姓沒有的特權，中了舉人和進士的高級“知識分子”，就更不必說了。科甲科甲，“科”，就是一件“刀槍不入”的鎧甲。據梁仲禮先生所撰《中國紳士研究》P28頁所寫：道光元年（1821年），河南一知縣對某一生員用刑，擊手掌20下，結果生員聚眾大鬧公庭，將頂戴置於地下，棄考官於不顧，揚長而去。

這種行為，草民百姓，豈敢。即使在今天，也算大無畏了。

科舉——有了功名的人，被社會“舉”起來了，都是“人上人”，是受人尊敬的。為了顯示其地位和榮耀，平民百姓稱所有官吏為“大老爺”；稱沒有官銜的舉人、貢生和秀才，為“老爺”。在祭祀、處理公共事務中，只有他們才有發言權，其他人等，不得擅議。

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五個層次，由低到高，逐級上升。一種職業能滿足五種需求的，非科舉莫屬。畢其功於一役，何苦而不為呢？對此，《儒林外史》作了最精彩的注釋：“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總以文章舉業為主。人生世上，除了這個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不要說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館、作幕，都不是個了局。只是有本事中了舉人進士，即刻就榮宗耀祖。”

這是第十五回馬二先生說的。

人生的願望，不僅全能實現，而且，立竿見影。誰說好事多磨的？那是中舉之前；之後，就呼風喚雨了。

范進中舉的故事，人所盡知；再說一個現實的例子，加固證明。

陳獨秀是考過秀才的。17歲那年，他參加本縣的童試，一舉得了第一名。這是最初級的考試，距離中舉人點進士，差得遠呢。即便如此，本鄉本土的鄉親們，已經另眼相看了。“我們這一門姓陳的，在懷寧本是一個小戶人家，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親時才有一個秀才，叔叔又中了舉，現在看我們弟兄又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許多神話，說我們家的祖墳如何如何好風水……不一而足。最有趣的是，幾家富戶，竟看上了我這沒有父親的窮孩子，爭先恐後地托人向我母親問我可曾定親。”

陳獨秀恨透了科舉，可是因為他母親喜歡，也不得不隨大流，去考試。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那一時代的社會，科舉不僅僅是一種虛榮，實已支配了一般人的實際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做了大官，才能發大財；發了財才能買田置地，做地主，蓋大屋，欺壓鄉農，榮耀祖宗。”

陳獨秀所在的時代，重視科舉，並不為過。不過，讓陳獨秀感到悲哀的是，時下，公務員考試，是名副其實的“天下第一考”。有的職位，錄取率是千分之一。這麼高的比率，即使在科舉盛行的明清，也沒出現過。清代乾隆年間，舉人的錄取比例在80到40之間，大省80，小省40。

甚至，在號稱“象牙塔”的大學校園，一個副處長職位，也有教授、副教授十餘名，排隊競爭。要是上面沒人，下面不做工作，都競選不上。

可見，在中國，“科”學根深蒂固，科學則萎靡不振。當然，這不是中國人的錯，而是日本人之淺薄——小鬼子不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沒頭腦地把西方的“Seience”翻譯成“科學”。中國人，更懶，“拿來主義”。事實上，西方之科學和日本之科學，與中國之“科”學，迥異。

中國之“科”學，都在為稻粱謀，是為人的；西方和日本之科學，是面向自然的。迄今，中國並沒有產生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因此，我建議，別再用“科學”玷污“Seience”了，找一個意義更單純的名詞對應，或許更好。

這篇短文，從“5.3”寫到“5.4”了——91年前的今天，中國人第一次認識了“德先生”和“賽先生”，不可否認，兩位先生的到來，給中國和中國人民帶來了福音。但是，我們也不得不說，兩位先生的實踐，遠沒有最後完成。中國的“科”學，遠沒有進步到科學。

沒想到，今天是“五四”青年節，既然趕上了，就以此作為節日禮物吧。

2010年5月4日，北京家中

凌晨1：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