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學者薛涌因批茅于軾被《南都》封殺:"我有話要說"

 　　最近，笑蜀先生在網上發表一篇文章，《“炮打茅于軾”之社會病理分析》，對包括我在內的批評茅于軾的人士進行了批判。我因為批評茅于軾的稿件被《南方都市報》封殺，宣布與該報斷絕合作關係。我為此還給該報編輯寫信，希望他們用“拿得到桌面上的理由”來反駁我。可惜，至今未見有關文字。據我所知，笑蜀是《南方周末》主管言論的編輯。我推想，他的文章多少代表了南方報業集團“啟蒙”編輯層的若干理念。因此，就他的文章之謬誤進行討論，對言論自由、媒體的公信度、公共辯論的遊戲規則等等問題，都甚有意義。

首先需要指出，笑蜀的文章幾次批評我，卻不點我的名字。這是公共辯論的一個非常壞的習慣。每個人必須對自己的言論負責，並承擔自己的言論所引起的批評。茅于軾不能例外，我也不能例外。批評別人應該指名道姓。這並不是人身攻擊，而是給讀者提供精確的信息。承受不了別人指名道姓的批評的人，最好退出公共討論。我批評茅于軾的文章經常被退稿，勉強刊登出來也常被刪掉名字。甚至一位朋友告訴我，一些“主流”精英們開會，經常引用我的話作為批判的對象，但也不點名。點一下薛涌的名字那麼可怕嗎?我希望南方集團的編輯們，應該率先改變這樣的傳統。如果連一篇博客文章批評人都無法點名，還指望什麼公正的討論?

另外一點是，笑蜀批評茅于軾的批判者們，第一條理由竟是“被看作意見領袖的茅先生，最大貢獻其實不是言論，而是扎紮實實做事。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扶貧性的小額貸款”。這等於沒有辯論就先轉移話題。我們討論的正是他的“言論”，不是他如何“扎紮實實做事”。這是可以另文討論的問題。我從來沒有批判過茅于軾的小額貸款的事業。相反，對這方面，我對他的貢獻非常尊重，和笑蜀對茅的評價並不矛盾。我和許多批判茅于軾的人，批判的是他“保護富人”的言論。一個人不管道德多麼崇高，不管他作了多少好事，也必須對自己的言論負責。“保護富人”的言論，毒害了我們的社會倫理。任何有責任的人，都應該對之進行回應。

下面是我要談的重點：專欄作家和媒體合作，應該有什麼樣的遊戲規則?中國是否應該引進名副其實的專欄制度?“正確的思想”是不是就就可以破壞規矩?這裡涉及到一個根本的問題：中國社會的進步，是應該靠“啟蒙”，還是應該靠憲政?從笑蜀的文章看，他和南方集團的許多編輯，仍然是受八十年代啟蒙傳統的塑造，沒有照察出這一傳統本身的問題。我即將出版的《學而時習之：論語研究之一》，也是試圖清理八十年代的思想謬誤，以憲政來批評“啟蒙”。在這本書面世之前，不妨以《南都》事件和笑蜀的文章為例，看看“啟蒙”是如何桎梏了我們編輯們的思想。

我最初提出和《南都》以專欄制度進行合作，一是仿照自由社會的報業規矩，二是基於憲政精神。象《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有聲譽的媒體，雇用許多專欄作家。以《紐約時報》為例，專欄作家一般一周發表兩篇文章。報社和專欄作家簽了合同後，就不斃專欄作家的稿子。《紐約時報》每天都發兩篇專欄，只有在幾年前破例斃過一篇，弄得如同醜聞，非常被動。可見這套制度是多麼嚴格。我自己在《紐約時報》發表過一篇文章，是作為投稿。因為我英文表達不夠精熟，當然需要改動。但編輯跟我商量修改時的第一個原則就是：“要保證我沒有讓你說任何你不想說的話。”

我提出以專欄制度和《南都》合作，主要原因就是發現在給包括《南都》在內的媒體寫作時，有個普遍的問題：編輯實際上是想讓你說他們想說的話，而不是你自己想說的話。美國這種制度，則保證了專欄作家說編輯部不想說的話的權利。特別是《紐約時報》作為自由派媒體，一直聘請保守派的專欄作家，其大部分言論當然是編輯部所不同意甚至反感的。但是，專欄制度保證了這些人的言論自由，也維持了報紙的聲譽。

我當然不是不理解國情、要生搬硬套國外的制度。我和編輯商量好：如果我的稿件被“上面”槍斃，這不算編輯部違約。我只要求編輯部本身不要根據自己的好惡來決定稿件的使用。象《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都有自己的社論版，每天發表代表自己立場的社論。編輯部的意見，要通過這種形式表達，而不能通過干預專欄作家的具體稿件內容來實現。

這一制度安排，本質上是一種憲政式的安排。比如，對於一件事情，大家各有自己的看法，意見甚至對立。比如，《南都》及笑蜀先生則認為，人有“免於對於精神暴力的恐懼的[自由]，…但在以自由派自居的某些鬥士來說，毫不理會人的這種心理需求，毫無對人的尊重”。我則認為，茅于軾和他所支持的任志強的言論，才是對沒有發言權的弱勢階層的“精神暴力”。他們本身作為公共人物，則有義務承擔別人激烈攻擊的責任。如果一批評就成了“精神暴力”，還有什麼言論自由可言。笑蜀和《南都》的問題在於，他們知道網上和整個公共輿論都是極端反對茅于軾的言論的。但他們把大多數的意見幾乎等同於非理性和“精神暴力”，而少數人對大多數侮辱性的言論則不是“精神暴力”，需要他們這些境界比別人高的編輯進行言論控制。他們把少數有特權、受到重重保護、並掌握着巨大話語資源的人的“心理需要”看得比沉默的大多數的“心理需要”要重要。這裡的一個基本預設，就是“啟蒙主義”的“理性”。他們認為：有一種絕對真理，可以被人通過理性來掌握。而他們這些坐在辦公室里的編輯，是掌握着這種真理的，有權決定那種意見對社會有好處，哪種已經對社會有害，進而有權充任言論警察。殊不知，這種“啟蒙”的“理性”，恰恰是現代專制主義的基本思想預設想。

憲政的原則完全不同：沒有人具有掌握真理的特權。甚至真理是永遠無法掌握的。那麼，大家有了針鋒相對的意見和利益後應該怎麼辦呢?那就是立憲。立憲就是制訂一套大家都同意的程序。大家的意見和利益，也必須通過這種程序來競爭。專欄制度，就是這麼一種程序。這是民主社會的基礎。舉個極端的例子，布什是個很糟糕的總統。數千美軍因為他的政策而喪命。但是，不管他多麼糟糕，他是通過正當程序選出來的總統。這種程序，又是大家事先都承認的。你不能因為對結果不喜歡，就改變程序。所以，即使布什讓美國國難當頭，他出現在公共場合時，人們還是要起立，樂隊還是要奏向三軍統帥致敬的音樂。你必須耐心等到下一次選舉，通過正當程序把他換掉。你不能發動軍事政變，把不喜歡的總統斃掉。其實，美國內戰期間，深受士兵擁戴的麥克萊倫將軍就有機會攻占白宮，取代林肯總統。但是，不管他和林肯的意見多麼水火不相容，他拒絕兵變，一定要等着選舉。最後雖然自己在選舉中被林肯輕易擊敗，卻保護了美國的民主。

我的稿件雖然還遠不是這麼重要，從程序的角度看則是一回事。你編輯不喜歡我的稿件，甚至仇恨我的稿件，這都很正當。但是，解決的辦法是通過正當的程序來辯論，而不是破壞程序本身。畢竟，這一程序是我和編輯部反覆磋商後雙方同意的。可悲的是，這樣的程序才確立幾個月，編輯部一看見自己不喜歡的結果，就要把程序破壞掉。這樣還能搞民主嗎?

笑蜀的文章和《南都》的行為所隱含的潛規則就是如此：當你跟他們說民主選舉的好處時，他們完全同意。但是，一旦看到選舉產生的領袖不對自己的胃口，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把那位領袖“槍斃”，就象槍斃我的稿件一樣。笑蜀和《南都》，都屬於中國最優秀的編輯群體。連他們都如此，中國還可能有民主嗎?

可見，民主自由的社會，遠不象我們想象得那麼容易。九一一時，被劫持的飛機上的乘客死到臨頭，還要投票決定是否反抗，使許多國人大為感動。中國的英雄們的行為模式則完全不同：情況十完火急，沒有功夫討論投票，真正的勇士向前衝，膽小如鼠的靠邊站!你不能說這不是英雄，也不能說他們全無道理。但是，這不是民主。民主憲政，不是一紙憲法能確立的。還需要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積累尊重程序的習慣。我觀察我在美國長大的小女，她七歲半時，拿幾個洋娃娃玩，就玩選誰不選誰的遊戲。我們的編輯當然不是這樣長大的，也沒有長期在民主社會生活的習慣，對他們不能求全責備。但是，如果他們不意識到自己的局限，還以為自己掌握了絕對真理，那就有些可怕了。

舉了例子，笑蜀的文章曾如此義正詞嚴的質問和譴責：“讓人不能不好奇的是，鬥士們哪來那麼強的動力妄斷他人?哪來那麼強的智力自負和道德自負?在我看來，原因大致不外兩點。其一是名利驅動。炮打茅先生成為一個事件之後，某當事人不就迫不及待地打越洋電話，要求國內某門戶網站藉機炒作他的博客嗎?其大義凜然的背後，隱藏的原來是一種經典的娛樂精神。”這一段充分說明，啟蒙心態帶來的傲慢，已經使一些人是非顛倒，竟認為他們的“正確思想”可以超越一切法治、商業合同、和社會的基本遊戲規則。

笑蜀所提出的“越洋電話”之事，我已經撰文澄清，相信他寫文章前也看過。我確實給新浪和博客中國的編輯打過越洋電話，希望他們推薦一下我的文章。這個“越洋電話”成了許多人攻擊我的口實。我不妨簡略分析一下這些人的可笑。

第一，所謂“越洋電話”，實在是個日常使用的通訊手段，沒有任何值得大驚小怪之出。在美國給中國“打越洋電話”，費用包括在一個月二十幾塊的電話費中，其實就是免費電話。我的“越洋電話”，比國內的電話還便宜方便。事實上，笑蜀問一下他在《南都》的同事就知道，我平時為了稿件的一點細節，乃至要確認稿件是否收到，都要打“越洋電話”。刻意拿此事炒作，連我的名字也不敢點，恐怕說明笑蜀先生說不出一點正當的理由。

第二，博客是個網絡共同體，知識產權是屬於所有參與者的。其操作的方式，也應該有一個由博主共同參與的更民主的方式。比如，誰的文章應該上首頁，應該有個程序。各博主也有權提出要求，雖然這種要求不一定得到滿足。比如，一些美女半裸的廣告，經常不經邀請就出現在我的新浪博客中，難道我就不能要求新浪推薦一些我的文章嗎?事實上，我要求新浪推薦我的某篇文章並非第一次。這次的文章不能上紙媒，所以向他們提出推薦的要求。新浪則並未完全滿足我的要求，只把我的文章放在首頁幾個小時。對此，我從來沒有提出異議。因為我們畢竟還沒有制定一個誰應該根據什麼標準上首頁的程序(這個程序應該由博主和讀者參與才最有正當性，過去“世紀中國”有讀者留言推動的滾動式推頂文章的方式，似乎是目前為止最公平的方式)。但博主提出要求，則是天賦權利。如果把這個也視為炒作而加以批判，只能說明你太不尊重個人權利了。

第三，我在“博客中國”上的博客，是應該網站之邀開的，而且編輯工作是由該網站編輯代勞，我並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文章放在博客上。因此，我在和《南都》決裂後，打電話給編輯，提醒他們把這篇文章貼出來，並希望推薦。沒有想到，“博客中國”的主編馮一刀因工作之便了解到此事，便寫文章“泄露內幕“，把我試圖把文章貼到自己博客上的工作電話攻擊為大肆炒作。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美國，馮會立即被解職，我也可以起訴“博客中國”。因為“博客中國”自己公布了保證客戶隱私的條例。所以，此事發生後，“博客中國”的上方機構“博客網”主編立即向我寫信道歉，並解釋說馮一刀因為是從網易過來的員工，有着南方報業系的情結，反對推薦我的文章，並擅自透露了我的“越洋電話”。對此，“博客網”誠懇道歉，並表示“由此產生的一切道德責任我們將會主動承擔”。笑蜀和馮一刀同屬南方集團的圈內人士，對這些內幕不會不知道。但是，他居然把馮一刀為了保衛《南都》和茅于軾所製造出的醜聞，當成自己的道義和論據!由此可見，笑蜀先生不管對憲政的程序還是對商業的規則，都缺乏最起碼的尊重。這就是“啟蒙主義”最大的問題。他們認定自己完全掌握了真理，自己的目標是如此正確，乃至為了達到這種目標，可以破壞憲政和法律，甚至連市場經濟的商業規則也不尊重。在此，我不妨用他的話來反問他一下：你“哪來那麼強的智力自負和道德自負”?

走筆至此，我不禁要提醒讀者，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都有過不同程度的民主和選舉，比如泰國和巴基斯坦。但是，如果國民沒有尊重程序的習慣，只憑對結果的好惡決定自己的行為，有了民主也會丟掉。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私下裡也在議論：民主社會的交易成本實在太大，還是中國這種模式有效率。當你想拆遷誰的房子就拆遷誰的房子時，交易成本當然小了。但是，這種短期的便捷，只會帶來長期的危機。

這其實也是保護茅于軾的社會病理。一些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當前的中國經濟起飛是他們理論的成功。他們有大放厥辭的權利，他們有功勞和道德資格來信口開河。茅于軾的“就是要為富人說話”，也體現了這樣的心態。他們甚至認為，有些人的錢來得黑一點，也應該既往不咎，不黑就沒有改革。所以我總結說，中國的經濟成就，已經使主流經濟學家從當年少數敢說話、挑戰權力的人淪落成了既得利益集團。《南都》在這件事情上，也有類似的心態。他們覺得他們是中國媒體的領袖，媒體的進步是他們的成就，於是自己就有了當言論警察的資格。從笑蜀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他基本迴避了人們批判茅于軾“保護富人論”的具體觀點，不敢正視這種理論的荒謬。他無法面對我提出的基本事實：中國是亞洲貧富分化最大的國家，和尼泊爾並列。中國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厲害的三十幾個國家之一。所有發達國家，貧富分化都不如中國嚴重。比中國貧富分化嚴重的國家，都是一色的非州和拉美的窮國。茅于軾們怎麼能證明貧富分化是市場經濟的必然過程?不僅如此，中國的貧富分化正愈演愈烈，直追幾個非洲最黑的窮國。在這樣的過程中，如果社會還沒有“仇富”的情緒，那只能說明這個社會已經失去了基本的正義。笑蜀放着這些不談，滿篇在談茅于軾是好人、批評別人攻擊茅于軾不能沒有界限等等，轉移問題。這除了說明自己喪失了基本的道理外，還能說明什麼呢?

最後再說幾句多餘的話。《南都》此次破壞言論自由，損害了自己的聲譽，其惱怒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我們彼此衝突歸衝突，辯論歸辯論，最好保持彼此的基本尊重。如果作不到也沒有關係，至少不要失態。笑蜀此次說我對茅于軾的攻擊，屬於被“名利驅動”。類似的看法有關編輯也表達過。其實，這些人都在媒體圈內，應該知道這個基本常識：一個受“名利驅動”的人，不會和《南都》為一篇稿件而斷絕關係。我這篇文章，也只能發表在網上，不可能有紙媒那麼多的讀者，新浪這樣的主流網絡媒體，也幾乎肯定不會將之推薦到首頁。花一天功夫寫這些文字，是想幫助《南都》和笑蜀們反省：你們究竟錯在哪裡?主流經濟學家們已經失去了信譽。我希望中國的媒體不要步他們的後塵。

    原題：保護茅于軾的社會病理分析

    作者簡介：薛涌，旅美學者。先後就職於北京晚報、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1997年耶魯大學東亞研究碩士、同年進入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課程、現為波士頓Suffolk University歷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