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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首先指明，“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屬於國家體制之爭。在反對-堅持“設國家主席”的爭吵及其全部內涵與外延中，沒有絲毫真正意義上的革命的內容存於其中，也沒有絲毫反革命的內容存於其中。林彪頑固堅持“設國家主席”、以及八月的廬山作為和“九一三”結局是其硜執性格與林氏犬儒主義的生存法則發生碰撞的結果。
正文 ：
通觀“林彪事件”的全過程，人們不難發現，反對-堅持設國家主席、反對-堅持“天才論”是毛澤東和林彪之間曾經發生過公開爭執的僅有的兩個話題。前者事關林彪“接班人”身份能否在國家政府層面得到相應性的體現；後者事關林彪思想資源的政治學評價。“設國家主席”和“天才論”這兩個話題看似無中生有地出現並引發激烈爭吵，且最終演變成為所謂的反黨的“政治綱領”和“理論綱領”，與廢黜-確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緊密相關。毛林關係的破裂就是在這兩個話題的爭吵聲中逐漸趨向公開化。
本文將就林彪為什麼要堅持“設國家主席”，以及這個話題的爭吵對整個“林彪事件”的影響做一個簡要的分析和討論。
一、堅持-反對“設國家主席”是國家體制之爭嗎？
“九一三事件”爆發前一個月，為了解決林彪問題，毛澤東開始南巡。在途經武漢、長沙、南昌時，毛澤東和地方黨、政、軍要員進行了談話。在每次談話中，毛澤東都提及“設國家主席”和“天才論”的話題，且每次都說林彪在廬山會議上滋事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稱‘天才’”[[1]]。
“九一三事件”爆發後，中共中央將毛澤東的上述說法進行了修飾，在“綱領”前前綴了修飾詞“反黨”。在正式下達的中央文件中，中共稱林彪的反黨政治綱領是“設國家主席”，反黨理論綱領是“天才(論)”[[2]]。
官方的定性在當時就很令人費解。林彪擁護毛澤東做國家主席怎麼和“反黨”扯在了一起？林彪說毛澤東是“天才”雖然可以被指責為“唯心主義先驗論”，但無論如何不屬於反革命言論，被指控為“反黨理論綱領”依據何在？很顯然，在官方的定性文字中，問題的嚴重性和事實的呈現度是不對稱的。此不對稱是因官方陳述中的故意缺失而造成的。
近三十年來，林彪擁躉和林彪“死黨”為林彪進行了全面的辯解。林彪的“反黨政治綱領”當然是他們最為關注的問題。林彪擁躉和林彪“死黨”對官方把林彪堅持
“設國家主席”定性為“反黨政治綱領”大不以為然，且意識到官方說法存在着明顯的不自洽。於是，林擁和“死黨”們針對官方的不自洽說法研製出了一個“破壞（改變）-維護國家體制”之說，為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的主張做辯護，其具體表述如下：
林彪“死黨”邱會作說：“毛（澤東）為了不讓林彪當國家主席，竟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破壞國家原有的體制，也不讓林（彪）當。其實，林（彪）並不想要國家主席這個虛職，但林希望維護國家體制。”[[3]]
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書中說毛澤東建議“不設國家主席”的做法是要“改變國家體制”。王年一還引證的法學家張友漁關於“國家主席的設置是符合我國各族人民的習慣和願望”的說法[[4]]用以旁證林彪關於“設國家主席，與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的說法是合理的。王年一還寫作《“設國家主席”問題論析》[[5]]的長文，進一步兜售他的林彪要維護“國家體制”的活法。
林彪擁躉和林彪“死黨”對“設國家主席”問題的解說和官方的說法的如下異同：
官方的表述是完全迴避提及映襯在“設國家主席”之爭背後的毛林關係開始惡化的政治背景。完全迴避提及和討論毛澤東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終極目標到底是什麼，而單純指責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是想要做國家主席。
林彪擁躉和林彪“死黨”的表述同樣無視“設國家主席”之爭背後的毛林關係開始惡化的政治背景。不但如此，他們還有意顛倒毛林關係惡化和發生“設國家主席”之爭之間的因果關係，並將兩者做因果倒置的解說。林擁和“死黨”企圖讓人們相信1970年廬山會議以至“九一三事件”的發生都是因為毛澤東要“破壞”和“改變”國家體制，而林彪為了維護國家體制所致。林擁和“死黨”們的用意很顯然：就是要把一個本無是非可辨的權謀之實施與反實施鑑定成一個所謂的“國家體制”問題之爭，並給出孰是孰非的裁決。
林彪擁躉和林彪“死黨”的“國家體制”說來源於林彪本人。林彪當年堅持“設國家主席”的一個理由就是“沒有國家主席，沒有一個頭（吳法憲回憶，林彪這裡說的是“元首”），這樣名不正，言不順。”[[6]]
僅就國家體制而言，“不設國家主席”是不是林彪所言的“名不正，言不順”呢？我們可以一起去看看世界各國的情況。
西方國家無元首的情況以瑞士為最典型。瑞士就是一個沒有“國家元首“的國家。瑞士實行的是以合議制的“委員會”為國家最高執行機關的政體形式。在“委員會”制下，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是“議行合一”的關係。這種制度源於古希臘的“十將軍會”和古羅馬的“三頭政治。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前期，如法國1793年的“公安委員會”也曾實行這種制度。用現今大陸時髦語言描述叫做“集體領導”制。但是西方國家的民主體制在文革期間以及文革前後對中國的借鑑意義幾乎為零。毛澤東的“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與瑞士模式當然風馬牛不相及。
那就看看當時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
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它存活過74年間就從來沒有設置過“國家主席”。蘇聯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最高蘇維埃的常設機構。蘇聯的最高蘇維埃、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相當於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常委會、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蘇聯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就是蘇聯的國家元首。但是，在斯大林時代和赫魯曉夫時代，作為黨的總書記的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從未出任過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這個相當於“國家元首”的職務。斯大林時代是由加里寧和什維爾尼克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赫魯曉夫時代則是由伏羅希洛夫和勃烈日涅夫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勃烈日涅夫時代持續十八年，前十三年是由米高揚和波德戈爾內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到了後五年，勃烈日涅夫才兼任了這個“國家元首”的職務。
蘇聯的國家體制在二戰後被挪用到東歐和北朝鮮。這些新型社會主義國家在1971年以前多是不設立國家主席或總統的國家。“社會主義陣營”中只有越南和中國設了“國家主席”。
北朝鮮在1972年以前從未設立國家主席的職位。作為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和總書記的金日成在政府內的任職是首相，相當於蘇聯的部長會議主席和中國的國務院總理。當年金日成的尊稱就是“金首相”。1972年12月，北朝鮮召開第五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一次會議，修改憲法，開始設立國家主席。金日成不再做首相，而是去做國家主席。而那時林彪已經死了好幾個月了，無法成為林彪維護國家體制的憑據。金日成之所以開設國家主席位置不是因為金日成覺得自家王朝的“體制”有什麼不合理而需要改造，而是因為金日成年事漸高，懶得再做首相的那些繁雜之事。
社會主義在歐洲的明燈阿爾巴尼亞與蘇聯、北朝鮮的情況很類似。阿爾巴尼亞共產黨1944年建國後，在恩維爾.霍查統治的41年間從未設立過國家主席。身為黨中央第一書記霍查只是在1954年以前出任過部長會議主席和兼任外交部長。在餘下的漫長的歲月里，霍查沒有出任任何的政府職務，但這並不妨礙他對阿爾巴尼亞的統治。
由此可見，無論是前蘇聯、還是曾經的阿爾巴尼亞、抑或是中國、朝鮮，所謂國家體制的核心體現只有一個，那就是堅持共產黨的一黨制。對於文革時期的中國還要加上一條，那就是確保毛澤東對黨和國家的絕對領導。只要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領導沒有改變就談不上國家體制的改變，“破壞國家體制”更是無稽之談！因此，用“改變和維護國家體制”來解說反對和堅持“設國家主席”之爭是林彪擁躉的牽強附會，對於搞清“設國家主席”問題的爭論的實質內容及其對“林彪事件”的影響沒有任何意義。
王海光先生稱以舒云為代表的“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派之言為“幫派史學”[[7]]是恰如其分的，只是有點太過政治化。筆者傾向將他（它）們稱之為“擁躉史學”。這一派的史學研究風格是：鮮腐不論、香臭不論、黑白不論、曲直不論，躉而擁之、擁而簇之。
總之，林彪擁躉和林彪“死黨”的“國家體制”說不可能說清楚毛林雙方當年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互不相讓、爭執不休，到底所為何事。在嚴肅討論關於“反對-堅持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時，林擁和“死黨”的“國家體制”說應該被排除在外。
在排除了所謂的“國家體制”說之後，可以開始對“林彪為什麼要堅持‘設國家主席’？”這個題目做一次認真的討論。
在本文的討論展開之前，有必要先強調一點：不論當年發生過怎樣激烈的爭吵，也不論這個爭吵後來曾經引發出了“九一三事件”那樣的驚天大案，在關於“設國家主席”問題的爭吵及其全部內涵與外延中，沒有絲毫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內容存於其中，當然也就沒有絲毫反革命的內容存於其中。
二、毛澤東的“三八建議”
邱會作曾說： “我看毛主席想開一個馬馬虎虎的人大，不想開一個認認真真的人大，……不設國家主席根本不是問題的實質”因為“……九大以後，毛主席對林彪就不感冒了，他是要找機會削弱和打擊林……”[[8]]
邱會作所言極是。由於林彪在“九大”中央委員選舉中操縱黃、吳、葉、李、邱對江青投了反對票，使毛澤東洞察了林彪的離心傾向。而同步發生的李必達事件則暴露了林彪及其嘍羅的朋黨跡象。於是，毛澤東一還一報，還以顏色，下令摘掉人民大會堂和武漢東湖賓館牆上的毛主席語錄牌，並當着林彪的面發出“王八蛋之罵”[[9]]。至此，毛林之間結下梁子，毛林交惡不可逆轉。
中蘇邊界的緊張局勢轉移了毛澤東的注意力，延緩了毛林關係破裂的進程。但是，周恩來和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談後，中蘇邊界緊張形勢開始緩解。於是，毛林關係的繼續惡化又重新轉換為中共高層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1970年春天，毛澤東建議召開四屆人大，並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這表明毛澤東就如何解決林彪問題已經有了成熟的構想。確如邱會作所說，毛是要找一個適當的機會削弱和打擊林彪。四屆人大正是這樣一個時機。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正式提議籌備召開四屆人大，並建議修改憲法，不設國家主席（下簡稱“三八建議”）。在政治局會議上汪東興傳達了毛的“三八建議”。但是，關於毛澤東的“三八建議”，官方和林彪“死黨”的表述不盡相同。
官方這樣表述毛澤東的“三八建議”：
當事人汪東興在回憶錄中說：“３月７日，毛主席要我馬上回北京傳達他的意見：在憲法中不寫設國家主席一節，堅決表示他不再當國家主席。８日，我回到北京，向周總理傳達了毛主席的意見。”[[10]]
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這樣寫到：“1970年3月8日，經過長期考慮後，毛澤東向中央提出召開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和修改憲法的建議，並建議不設國家主席。3月7日，在武漢的毛澤東要汪東興回北京向中央政治局轉達他的意見。”[[11]]
林彪“死黨”這樣記述毛澤東的“三八建議”：
李作鵬在回憶錄中說：“汪東興還傳達說，關於憲法修改中，要不要設國家主席問題，毛主席說：‘我的意見是不設國家主席，憲法中也不要國家主席這一節了，我也不擔任國家主席，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來當。’”[[12]]
邱會作在回憶錄中說：“接着汪東興還是說主席的指示：‘……國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見是不要。如果大家認為一定要，我是不當這個國家主席的，那麼誰來當呢，只有林彪同志來當。’”[[13]]
從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一個問題：在官方的表述中，毛澤東在“三八建議”中只是建議“不設國家主席”。而在林彪“死黨”的回憶中，毛澤東在給出“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後，留下一句活話：“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來當”。
筆者傾向相信林彪“死黨”的記述的“三八建議”，即毛澤東在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同時，又提出“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來當”。
“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來當”是虛擬語句，給林彪的遐想留下充分的空間，另事態的發展充滿了懸念。正是有了這種虛實兼顧、言不由衷的表達，才可以解釋林彪後來做出的一系列反饋性言行。所謂的“設國家家主席”之爭均由此虛擬語句引發而來。
這裡還應該強調一點：吳法憲在《訪問吳法憲談話記錄》和《吳法憲回憶錄》中，關於毛澤東“三八建議”的表述也不盡相同：
吳法憲在《訪問吳法憲談話記錄》中這樣說：“70年3月8日，主席在武漢派汪東興回京傳達準備召開四屆人大的意見。……國家機構究竟設不設國家主席要考慮，要設國家主席由誰當好，現在看來要設主席只有林彪來當，但我的意見是不設為好。”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書中曾引用吳法憲的這個說法[[14]]。
吳法憲在《吳法憲回憶錄》中又說：“最後，汪東興還特別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是否設國家主席的意見。毛澤東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設國家主席，我的意見是不設。如果大家認為要設的話，那麼由誰來當這個國家主席？我毛澤東是不當了。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的話，也只有林彪同志來當。’”[[15]]
在吳法憲的兩次回憶中，毛澤東“三八建議“的基本內容雖然是一致的，但是關於“不設國家主席”和“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來當”的表述次序卻有先後之不同。一般而言，兩個意圖截然相反的建議同時出現在一個表達中時，其表述次序的不同有時可能是在表達建議者的某種傾向性。對於聞者而言，則會產生效果截然相反的不同理解。
吳法憲在《訪問吳法憲談話記錄》中關於毛澤東“三八建議”的陳述，給人的第一感覺是：毛澤東似乎更傾向讓林彪在四屆人大上出任國家主席。否則黃、吳、李、邱們也不會在汪東興傳達完“三八建議”後，樂得屁顛顛兒地跟着汪東興到汪家去吃白薯[[16]][[17]]。
黃、吳、李、邱興高采烈是有道理的，“大鍋里有飯，小鍋里好辦”[[18]]是林彪“死黨”們用來形容他們和林彪之間的關係時常說的話。據說，如果四屆人大如期召開黃永勝將出任第一副總理，李作鵬和邱會作均出任副總理，吳法憲則要做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
李鴻章當年入京時曾作《入都》詩一首，詩中有“一萬年來誰著史，八千里外覓封侯”的豪放句。一百多年後，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自中共“九大”獲得豐厚的名利回報之後，又企盼在“國家權力再分配”之時再有豐碩的斬獲。爾等言志的方式就是吃白薯[[20]]。但是黃吳李邱們高興得有點早了，歷史的進程證明,入相封侯不過是一場白薯夢。
毛澤東的“三八建議”確實撥撩了林彪的心緒，煩亂了心緒，卻又想入菲菲。林彪最初關於要“設國家主席”的表態與毛澤東“三八建議”中虛實兼顧、言不由衷的表述有直接關係。但是，到了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將陳伯達打翻在地，毛林也近乎撕破臉皮。那時的毛澤東不再說“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來當”的這樣的虛擬語句了，而是直截了當地說“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毛澤東還對林彪說：“我勸你也不要當國家主席！”[[21]]至此，毛澤東自己不做國家主席，也不讓林彪做國家主席的意圖才完整地袒露出來。
林彪擁躉丁凱文曾經把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譽為“八月抗爭”[[22]]。林彪確實在8月的廬山會議上對毛“抗爭”了一下，但是，早在3月間毛澤東剛剛提出既包含“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來當”又包含“不設國家主席”內容的“三八建議”時，林彪最初舉動卻不是抗爭，而是試探。
三、林彪的“四一一表述”
儘管毛澤東在“三八建議”中虛擬允諾“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來當”，但是“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畢竟也正式提了出來。這兩個相互矛盾的提議並存在
“三八建議”中，確實讓林彪琢磨不透毛澤東的用意。為了進一步摸清毛的真實意圖，在政治局會議已經接受了毛澤東的“三八建議”之後，林彪心有不甘，指使葉群和秘書打出兩個電話：
第一個電話是由葉群打給黃永勝和吳法憲。葉群說：“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23]]。
第二個電話是由林彪讓秘書打給毛澤東的秘書，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毛澤東得秘書通報後，立刻讓秘書回復林彪：“向林彪同志問好”。
毛澤東所問非所答的回覆使林彪試探摸底的目的落空。於是林彪決定通過正式途徑逼毛澤東就是否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明確表態。
4月11日，林彪正式向政治局提出自己的三條意見（簡稱“四一一表述”），即，
一、建議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合適；
二、關於副主席問題，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
三、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位[[24]]
林彪在“四一一表述”中沒有像林彪擁躉王年一所說的那樣為了維護“國家體制”和毛澤東掰扯所謂“國家體制”問題。林彪的做法是：迴避毛澤東要通過修憲，在憲法中刪除“國家主席”的章節這個大前提，直接建議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實際上是在用這種表述間接否決了毛澤東在“三八建議”中提出的在憲法中刪除“國家主席”的章節的建議。
“接班人”身份理應在即將召開的新人大上得到相應的體現。毛澤東“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是與林彪的“心理狀態不適合”。林彪所謂“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合適”之說不過是一個毫無憑據的藉口。
動輒拿“人民”說事是共產黨語話系統的一大特徵。1975年1月，張春橋在四屆人大上做《關於修改憲法的報告》。針對林彪的“設國家主席（與）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的說法，張春橋專門說了這樣一段話：“由於不設國家主席，草案對一九五四年憲法關於國家機構的規定，做了相應的修改。這些規定，必將有利於加強黨對國家機構的一元化領導，符合全國人民的願望”。
林彪說“（設國家主席與）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張春橋卻說“（不設國家主席）符合全國人民的願望”。林張二人誰說得有理呢？其實，林彪和張春橋兩人說的都是屁話。設或不設國家主席，與“人民的心理狀態”或“願望”有何干係？至於林彪所說“與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則更是不着邊際。丹麥人民、抑或是納米比亞人民怎會介意毛澤東做或者不做中國的國家主席。
但是張春橋說了一句實話。即，不設國家主席“有利於加強黨對國家機構的一元化領導”。毛澤東曾經就“不設國家主席”問題有過六次表態，其中第四次表態時說：
“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毛澤東的說法只是一種意表，且表達簡單粗暴，沒有邏輯性，難以服人。張春橋用“加強黨對國家機構的一元化領導” 的說法從加強黨的領導（實際上是毛澤東的領導）的角度完美地詮釋了毛對“不設國家主席”所做的粗糙的解釋，且完全符合文革時段的政治邏輯和理論邏輯。而對
“不設國家主席”的“最高指示”的詮釋權原本應該是屬於“接班人”林彪的。林彪對毛澤東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提出異議引起的最嚴重的後果就是主動放棄了一貫屬於林彪的對“最高指示”的“詮釋權”。張春橋的可惡之處正在於此。張春橋被林彪團伙恨之入骨是有些道理的。當然，這是另外的話題，容當另文詳敘。
林彪的第三條意見很值得品味。因為林彪只是強調“自己不宜擔任副國家主席的職位”，而沒有強調“絕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位”。林彪強調自已“不適合擔任國家副主席”的表述與毛澤東“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來當”的表述相呼應，有內在的相關性，是林彪心存僥倖的流露。林彪拒絕說出“絕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位”這句話為自己將來或許可能出任國家主席職務留足了後路。李作鵬似乎也意識到了林彪只拒絕“國家副主席”的職務的表態大有問題，所以在《回憶錄》中杜撰了林彪的主張“是自己既不擔任國家主席，也不擔任國家副主席”[[25]]，為林彪擦屁股。
儘管林彪在“四一一表述”中一反以往附庸尾隨毛澤東，跟在毛澤東後面花圈簽字之常態，豪不掩飾地表明了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的立場和態度。但是，林彪的“四一一表述”的表述形式卻和毛澤東的“三八建議”頗有異曲同工之處，同是虛實兼顧、同是言不由衷。
筆者曾經指出， “林彪事件”存在着一個詭異的特徵，是以往歷次所謂“路線鬥爭”都不曾具有的。心照不宣的心理暗示使毛林雙方從來沒有在事關政治路線的重大問題上發生過正面的衝突。言不由衷的堅守與反對使毛林雙方各自的表述自始至終都處在一種旁顧而言它的狀態中。無論是關於“天才論”的爭執，還是關於設國家主席的爭執都是一些表向之爭，而實質性的圖謀則被包裝和隱藏起來[[26]]。“林彪事件”的這個特徵表明，“林彪事件”研究不應該被毛林言論的文字表象表述所局限，而忽略了這些表達所蘊含的由衷之意。
林彪在他虛實兼顧、言不由衷的“四一一表述”中寄託着對某種可能出現的結局之期盼。
首先，林彪對毛澤東“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就由林彪同志來做”這句話可能心存幻想。林彪希望在他的堅持下，毛澤東會將“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就由林彪同志來做”的虛擬承諾兌換成一個直接承諾，最終不但同意設置國家主席，還親自建議讓林彪出面擔任國家主席這個職位。“九大”開幕時，毛澤東就曾在開幕式上提議讓林彪做大會主席主席團主席。但是此一時彼一時。林彪心裡也清楚，由於自己一年前操縱黃、吳、葉、李、邱的選票在九大中央委員選舉時惡搞江青，已經把毛澤東徹底得罪了。毛澤東是否情願向他送出如此大禮已大成問題。
於是，退而求其次，林彪想確保“國家主席”章節能夠保留在新憲法中。只要“國家主席”章節不從新憲法中被刪除，國家主席的位子就非林彪莫屬。因為周恩來和朱德在新人大中均各有所得，黨內還會有什麼人有資格出來和林彪競爭
“國家主席”之席位呢。林彪的如意算盤應該更多地落在了這個可能發生的結局上。
應該承認，從長遠的利益着想，相對於“接班人”的身份，坐或不坐國家主席的位子確實不算什麼。如果毛林關係和諧，這個國家主席的位子坐或不坐本根本不是問題。但是，問題的關鍵在於，毛林在“九大”期間已經出現裂痕，。林彪雖然假裝沒事人，但心中不會不擔心自己的“接班人”身份有可能被毛變更。而毛澤東的“三八建議”中，已流露杯葛林彪的意圖。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如能坐上國家主席的位子和確保“接班人”的身份之間就有了一種微妙的聯繫。黨章已經寫明了林彪的“接班人”的身份，如果再能就任國家主席，“接班人”身份就打了雙保險。
當然，上述判斷僅僅是一種推測。但是這種推測以毛林關係已經出現裂痕為依據，是有道理的。至少較之林彪擁躉的“國家體制”說更趨向合理。
林彪的“四一一表述”與4月11日夜間11點30分由林彪的秘書打電話政治局值班室。但僅僅時隔十多小時，毛澤東就以“我不不能再做此事，此議不妥”回絕了林彪。毛澤東回復之神速顯示了毛澤東“不設國家主席”的決心。
4月25日，回京之前，毛澤東攜張春橋來到蘇州林彪官邸，直接提議要張春橋做林彪的“接班人”，向林彪傳達“歇菜”信息。毛澤東以“薦張”之舉動回復了林彪的“四一一表述”，據說毛走後，林彪和葉群抱頭痛哭[[27]]。
四、
“不設國家主席就是不給林彪留位子”
“九大”黨章上已經寫明林彪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國家主席位置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排位僅僅低於黨的主席，與林彪享有的二號首長位置的身份非常匹配。出任國家主席這個位置對林彪而言名正言順，簡直是再適合不過了。身體雖然不好，但接接國書、吃吃國宴這些事對林彪來說風光體面，又不操勞，還是做得來的。
但是，事態的發展證明，與“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相比，毛澤東所謂的“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來當”只是一句純粹的虛擬語句，真實的意圖就是“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就愣是要將這個非林莫屬的位置取締掉。杯葛林彪的用意顯而易見。
中國共產黨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是它的常設機關。雖然憲法沒有明文規定，但是從邏輯上講，在不設國家主席的情況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實際上就是國家的最高首長。毛澤東會允許林彪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嗎？好像不可能。因為朱德老元帥已經占據了這個只有像他這樣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資格出任的位置。即使朱德不能出任此職位，還有一位“一大”代表、原國家副主席董必武可被毛澤東當做障礙物用來橫亙在林彪的面前。
國務院總理是政府的最高權利職位。在不設國家主席的情況下，林彪有可能擔任這個職務嗎？無論是身體狀況還是辦事能力，這個日理萬機的職位都是林彪無法勝任的。國務院總理之位非周恩來莫屬。由於林彪在黨內的排行老二，位居周恩來之前，所以，新一屆政府中，林彪不便像第三屆人大周恩來組閣時那樣，屈居周恩來之下，只出任副總理併兼任國防部長。因為這樣的人事安排，對於林彪而言實在是不大成體統。為了維護“接班人”和“副帥”的尊嚴，林彪唯一的出路就是從新一屆政府組閣人員名單中消失。如此一來，不但原有的副總理的位子要讓出來，連國防部長的頭銜也被順理成章地剝奪了。
於是，留給林彪的位置就只剩下政協主席這個位置了。毛澤東在世時，曾出任第一屆政協主席，後來讓位給周恩來，自己只做名譽主席，而政協主席的位置則一直由與民主黨派有着良好關係的周恩來總理兼任。林彪在民主人士面前沒有毛周那樣的威望，這個位子是否能坐得上去也很難說。最重要的是，林彪本人可能根本就不稀罕這個周恩來坐上去就顯得堂而皇之，而他林彪坐上去就會顯得膩膩歪歪的座位。關鍵的問題還在於毛澤東似乎並沒有想讓新的政協會議與四屆人大同步召開的打算。以後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28]]。
無論毛澤東出於何種考慮，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一經提出並一再被堅持，顯而易見的一個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擺在了林彪、林彪家族和林彪“團伙”的面前：“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同志往哪裡擺？”
據吳法憲揭發，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葉群。多少年後，吳法憲翻供，說受審查時，迫於壓力，“說了違心的話”[[29]]。林案中疑點多多，許多問題確實需要重新認定。但是，“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同志往哪裡擺？”這個問題提得樸實而直白，一語道破了毛澤東的用心。林彪“死黨”
在“九一三事件”三十年後仍然不敢承認當年曾有過這樣一個直白的提問，可見“反黨政治綱領”的罪名確實壓垮了他們的人格，扭曲了他們的心智，使他們喪失了用常人的敘事邏輯去正常敘述歷史的本能。
奇怪的是，林彪擁躉居然也不約而同地跑出來考證“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同志往哪裡擺？”這句話不是葉群或吳法憲說的，是汪東興說的。此等考證與其說是執着，不如說是荒唐。不管是誰說的，林彪擁躉沒有勇氣說承認“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同志往哪裡擺？”這句話說到了點子上。
只有邱會作似乎顯得比較坦誠。他在回憶錄中專辟一小節，標題就是“不設國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給林彪留位子”[[30]]——這就是毛澤東“不設國家主席”建議的實質。
如果認真考察毛澤東在文革中對政府機構人員的使用情況，人們不難發現一個現象：凡是單純在政治上表現極“左”的人士，很難在毛澤東布局的政府機構人選中獲得他們所期望得到的位置。毛澤東深知要正常運轉一個有八億人口的大國的國家機構，還是要依靠周恩來、李先念、余秋里、紀登奎、華國鋒這類在外交、經濟、工業、農業等領域有着相對豐富實踐經驗的幹部。四屆人大召開時，江青、姚文元均未在政府機構任職；周恩來死後，毛澤東寧肯讓憨厚的政治局委員華國鋒出任國務院總理的職位，也沒有讓政治局常委張春橋如願，似乎都是出於這樣的考慮。
林彪自1958年進入中共高層後，完全是以一個空頭政治家的形象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其班底人物吳、李、邱之流多則都是政治委員出身。林彪鼓吹“突出政治要落實到思想革命化上”[[31]]的政治口號除了可以幫助毛澤東強化極左的政治路線以外，對於國家的實際運作並無任何實際意義。劉少奇已經打倒，文化革命即將結束。將林彪及其“死黨”排除在四屆人大的政府機構之外應該是一個較為理智的人事安排。
當然，對林彪及其班底的理國治國能力的質疑還不是毛澤東“不設國家主席就是不給林彪留位子”的主要原因。政治上對林彪不信任是毛澤東提出“不設國家主席”建議的最重要原因。
確實如邱會作所說，毛澤東堅決堅持“不設國家主席”，就是在彰顯“不給林彪留位子”的鮮明用意。毛澤東就是要通過杯葛林彪，將毛林關係不再“親密”的信息傳達到全黨、全軍、全國，以至全世界。為達此目的，從1970年3月開始，直至8月的廬山會議，在短短的五個月的時間裡，毛澤東先後六次在正式場合明確宣布反對設國家主席。
五、林彪的“八月抗爭”
林彪的“四一一表述”換來的是極其明確的“不設國家主席”的表達和毛澤東的蘇州的“薦張”之行。“如果要設國家主席，就由林彪同志來做”的虛擬說法也從此不再出現。按理說，林彪應該從此罷手，任憑毛澤東作為，以不變應萬變才是上策。但是林彪在設與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違背了自己一向鼓吹的“對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主張，從一開始的“不理解的不執行”一直發展到“理解了的也不執行”，非但不執行，而且要實施丁凱文所謂的“八月抗爭”了。
林彪在明了了毛澤東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真實意圖後，仍然不放棄“設國家主席”的念頭。不願罷手的林彪只能動用自己的威信去影響和左右同是政治局委員的黃吳葉李邱，決心和毛澤東一試高低。
5月中旬，林彪繼續對吳法憲說，他主張設國家主席。林彪還要吳法憲和李作鵬在憲法工作小組會上，提出寫上“國家主席”一章。[[32]][[33]]
8月初，葉群對吳法憲說：“林彪的意見還是要堅持設國家主席，你們應該在憲法工作小組提議寫上這一章” [[34]]。
廬山會議前夕，林彪得知吳法憲和張張春橋發生爭吵後，讓葉群誇獎了吳法憲，並要其堅持兩條，“以毛澤東思想為國務院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和堅持設國家主席”[[35]]。
林彪下定決心要在廬山會議上點火，把“設國家主席”這鍋夾生飯放到廬山的大火上去燒煮，即使得不到一鍋白米飯，燒成黑炭也在所不惜。
有關資料顯示，林彪曾為是否發起“八月抗爭”舉棋不定。林彪最終選擇對毛澤東實施抗爭的決定與他和陳伯達的凌晨密談有關。正是林陳的凌晨密談讓林彪在隱忍和抗爭之間選擇了後者。
廬山會議的開幕式上，林彪率先發言。在歷時兩個小時的講話中，林彪詭異地隻字不提“設國家主席”這五個字。林彪知道如果繼續公開堅持“設國家主席”，將會被指責為對抗最高指示。但是，林彪卻在講話中用“元首”的概念替代
“國家主席”的概念，變相堅持“設國家主席”的主張。林彪還發明個一個政治詞語“無產階級專政元首”[[36]]。
在提交全會討論的四屆人大憲法草案中也出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這個詞語。即：“毛澤東主席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是全國全軍的最高統帥”。
稍許懂得一點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元首”（德語：Führer）本意是領袖或指路人。在納粹德國時期“元首”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名號。由於納粹德國時期大幅度使用的緣故，二戰至今，若在政治學或歷史學領域，一經提及“Führer”一詞，通常是指希特勒。
“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的提法從法理上講也有問題。
姑且不論“專政”一詞原有的臨時性涵義以及與“獨裁”行為的並行關係。單就本意而言，無論“無產階級專政”被賦予多少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仍然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專政。而“國家元首”是全民的代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領袖”的提法看似很革命，但是卻將“國家元首”的代表性從“全民”縮小到了“階級”。
“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的提法充滿國家社會主義的氣息。這個字詞如何能出現在憲法草案中是一件很值得考證的事情。也許是法西斯意識形態對林彪及其“死黨”思想的影響的不自覺的流露；也許和吳法憲、李作鵬的文化、歷史、理論常識的缺失有關。
張春橋是修改憲法小組的成員，“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一詞是否來自張春橋？
1975年1月，張春橋在四屆人大上做《修改憲法報告》。之後，新憲法被人大會議通過。原草案中帶有“林彪痕跡”的“總綱第二條”，即“毛澤東主席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是全國全軍的最高統帥。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是全國的副統帥”被整段地從憲法草案中刪除了。此刪除舉動似可證明“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一詞的發明專利權不屬於張春橋。
“林彪痕跡”從憲法中被徹底清除了。但是，毛澤東卻同意把帶有“張春橋痕跡”文字寫入憲法第十二條，即“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37]]”。經過和林彪集團的鬥爭，張春橋終於把自己的“痕跡”留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部憲法中，成為他的政治遺產憑後人指點和評說。
林彪發表關於擁護毛澤東做““無產階級專政元首”的講話的第二天早上，吳、李、邱三人來到林彪別墅。葉群開始給他們布置任務。葉群強調了三點：第一、要在各組表態擁護林彪講話，要宣讀
“馬恩列斯毛論天才的語錄”；第二、要堅持“設國家主席”，要用眼淚表示自己的無產階級感情。第三、發言中不要點張春橋和康生的名字，更不可摸“11樓”（江青）的“屁股”[[38]]。
於是，吳葉李邱四人和陳伯達一起出動，吳法憲在西南組，李作鵬和葉群在東南組，邱會作在西北組，陳伯達在華北組各自按照林彪的口徑發言了。他們在發言時是否留下眼淚已經無法考證。但是，他們的發言確實起到了淆混水的作用。
由於毛澤東反對“設國家主席”和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的建議都只是在政治局的範圍內進行過討論。所以普通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對此爭議一無所知。因此，在吳、葉、李、邱和陳伯達（還有汪東興）的煽動下，各大區討論小組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紛紛表態，建議在新憲法中恢復設國家主席一節，並支持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有的大組的中央委員甚至聯名簽名要求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林彪逼毛澤東就範，在憲法草案中保留“國家主席”章節的目的似乎要實現了。
但是，毛澤東是不會任林彪擺布的。毛澤東終止了林彪導演的鬧劇，並說：“我只能當導演，不能當演員”[[39]]。對毛這句話的理解以前往往停留在字面上，而隱藏的內涵卻被忽略了。
從1969年4月到1970年8月，在短短的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內，在僅有的兩次中央會議上，林彪一暗一明、兩次尋釁毛澤東，不食後果不合邏輯。
林彪的死亡結局固然和毛澤東杯葛林彪的預謀有關。但是，毛澤東在1970年3月間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時候，到底想如何安排林彪的歸宿？杯葛林彪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要將林彪徹底置於死地，即使是廢黜了林彪的“接班人”的身份。但是，林彪的廬山作為，將毛林關係推入水火不容的冰炭之地。到了“九一三”之時，毛林關係已成死結，剩下的問題就只有你死我活了。
六、林氏犬儒主義者的一例病案
林彪自1958年登上中國政治舞台起，就言傳身教，身體力行了一種“個人崇拜”模式引領下的林氏犬儒主義。林氏犬儒主義的特徵就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惡而不惡惡。林彪提倡放棄人之所以為人的思考本能，要中國人對毛澤東的話“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像豬狗一樣沒有思維地苟活在這個世界上。
林式犬儒主義繼承了傳統犬儒主義的不知羞恥和玩世不恭。而與傳統犬儒主義的區別則在於林式犬儒主義宣揚的道德原則不是緣於對權利的蔑視而是對權利的依附和追捧。
林氏犬儒主義的本質是對人的生命和尊嚴的無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林彪將林氏犬儒主義的罔顧廉恥和是非無辯展現的淋漓盡致。由於全國出現持續三年的大饑荒，餓死饑民上千萬，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研討對策。這個大會被後人稱之為“變局”之會。劉少奇在大會上承認造成饑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的“人禍”說表明他的人性未泯。為了維護毛澤東，林彪卻睜着眼睛說瞎話，把連續三年的大災荒說成是因為有人“背離了毛澤東思想”，而毛的思想“總是八九不離十的”。林彪作為中共常委，必定了解全國範圍內出現的餓死人和人吃人的嚴酷情況。但是，林彪的良知和他的政治地位是成反比的。在無法否認餓死人的現象已經在全國普遍存在的情況下，林彪竟然用“交學費”這種提法將“三面紅旗”帶來的巨大災難一筆勾消。林彪的“交學費”論引起很多基層縣級幹部的反感，河南省魯山縣縣委書記楊國殿當時就認為“林彪在那裡講得天花亂墜，不實事求是啊”。針對林彪的“交學費”論，當時在基層工作的一位縣級幹部就在大會上發言予以堅決的反駁。據七千人大會簡報記載，這位縣級幹部明確指出：“拿人命作學費總是不好的。”[[40]]
在整個“林彪事件”中，林彪確有被毛澤東擠壓和欺凌的一面。林彪的冤屈不在於他違抗了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因而受到報復和打壓。林彪的冤屈在於他幫毛澤東幹了那麼多壞事卻最終像狗一樣被毛澤東遺棄了，而在即將被遺棄的時候，林彪表示了一下不很高興的心情，但仍然不被允許。
林氏犬儒主義原本是林彪可以用來安生立命的生活方式。如果林彪本人是一個徹底的、純粹的林氏犬儒主義者，當毛澤東提議不設國家主席的時候，當毛澤東蘇州“薦張”的時候，林彪就應該識相，立即表態贊同毛澤東的建議；並強烈要求立即廢除“九大”黨章上與自己“接班人”身份有關的全部文字，或者乾脆建議把張春橋接自己班的條款也寫入黨章，用裝瘋賣傻、做小伏低、一慫到底的姿態化解眼前的危機。林彪悲劇的出現在於他竟然是一個有限的林氏犬儒主義者，其內心深處居然還殘存着一點正常人固有的羞恥感。林彪只是號召全國人民要放棄思考，象一條狗一樣存活在這個世界上，而他自己卻卻要像人一樣存活在這個世界上。正如邱會作所說，當毛澤東“要讓林彪從他的胯下爬過去，林就是不從”[[41]]。在事關自身名、權、利存亡之際，林彪選擇背叛林氏犬儒主義的準則。
林彪在廬山會議上以及在“九一三事件”中選擇背離林氏犬儒主義的準則與毛澤東以死相拼並不是如林彪擁躉所說，要“以一死而拯救萬民，但求蒼生得太平”[[42]]，林彪在政治上的急劇衰亡以及悲慘的死亡結局僅與林彪的古怪性格有關。
應該如何描述林彪做人做事之不識時務、之不識好歹、之不知變通呢？似用“硜硜”二字形容最為貼切。孔子說，硜硜然小人哉。“硜硜”（讀音kēngkēng），釋為“一副淺薄且固執的樣子”。譯成英語即“shallow
and stubborn”。林彪就是一個做人不論善惡、不分黑白；做事不講規矩、不計後果，害人害己均無所顧忌的硜硜不貳之人，英文喚作“jerk”。林彪的硜鄙秉性在他的一生中有過三次突出的展現：
一次是在1948年。林彪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韙，效法奴隸社會的阿萊西亞戰役[[43]]，在長春發動可恥的餓殍之戰。林彪下令武裝阻攔城中饑民逃離長春城，四野圍城半年，致使城中和城鄉交界處十數萬百姓被活活餓死。
再一次就是1971年的“九一三”之夜。當256專機在山海關機場倉皇起飛的時候，林彪是否想過，黃、吳、李、邱這些人將會因自己的出逃落得罷官撤職、監禁判刑的下場嗎？林彪是否想過數萬四野舊部及親屬將因自己的出逃落得家破人亡、求救無門的境地嗎？他想都沒想，一溜煙就飛走了。
1970年廬山會議上，林彪不自量力地以揪斗張春橋為名，要對毛澤東行“清君側”也是一次硜硜之舉。
古人曰，彼之硜硜,何足師表。說的實在是太好了。
林彪堅決要“設國家主席”、廬山抗爭失敗和“九一三”結局是其硜執性格與林氏犬儒主義的生存法則發生碰撞的必然結果。林彪的精神世界是分裂的，他的人格也是分裂的。“林彪事件”不僅是中共黨史的研究課題，也是極權社會中極端人物精神分裂、人格分裂的一例病案，可供後人分析和研究之用。
結束語
林彪策動的、被毛澤東視為“八月逆流”[[44]]的“八月抗爭”失敗了。但是，“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句話還是從“九大”黨章中被順利地移植到新憲法草案中，並在廬山全會上得到通過。毛澤東甚至向林彪承諾“兩年以後交班”[[45]]。於是，林彪對自己未卜的前程再次產生幻覺。廬山會議閉幕那天，林彪見到了一身晦氣的陳伯達，林彪得意洋洋地對陳伯達說：“他（指毛澤東）放出來的魔鬼，未必還能再收得回去！”
林彪認定自己“接班人”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如同“一千零一夜”神話中那個從漁夫拾到的瓶子裡鑽出來的魔鬼。林彪的自喻確實很形象，只是關於終局的判斷過於自信了。
二十年後，陳伯達這樣評說：“林彪到底還是估計錯了！毛澤東既然能放得出來，就一定能再收得回去。這是林彪所絕對沒有估計到的。”[[46]]
毛林交惡猶如魔道相爭。孰魔孰道，觀摩者清。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高十尺，魔高萬丈！這就是林彪的宿命。
終稿於2013年12月28日 北京
[[1]] 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84、93、140頁。
[[2]] 《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傳達和討論《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中說：“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會議上，發表了突然襲擊，煽風點火，製造謠言，欺騙同志的講話。他在堅持“設國家主席”的反黨政治綱領的同時，又打出“天才”的反黨理論綱領，瘋狂叫囂堅持“個人天賦”這種“天才”觀點。”
[[3]] 《邱會作回憶錄 下卷》，第154頁。
[[4]]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人民出版社，第291-292頁。
[[5]] 王年一 何蜀《“設國家主席”問題論析》。
[[6]] 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20頁。
[[7]] 王海光《九·一三事件”謎團解析——評舒雲<“九·一三”十大謎團>》。
[[8]] 《邱會作回憶錄 下卷》，第191頁。
[[9]] 舒雲《為林彪元帥辯護》。為紀念林彪誕辰百年香港明鏡出版社2007年出版《百年林彪》書。舒云為此書撰文《為林彪元帥辯護》。
[[10]] 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16頁。
[[11]]《毛澤東傳 1949-1976 下卷》，第1565頁。
[[12]]《李作鵬回憶錄 下卷》，第652頁。
[[13]]《邱會作回憶錄 下卷》，第150頁。
[[1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81頁，注釋43：訪問吳法憲談話記錄，1983年11月18-25日。
[[15]]《吳法憲回憶錄 下卷》，第775頁。
[[16]]《吳法憲回憶錄 下卷》，第776頁。
[[17]]《邱會作回憶錄 下卷》，第150頁。
[[18]]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40頁。
[[19]]《邱會作回憶錄 下卷》，第235頁。
[[20]]李鴻章，24歲入翰林成為庶吉士，入京途中作《入都》十律，之一為“丈夫只手把吳鈎，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 八千里外覓封侯。定將捷足隨途驥，那有閒情逐水鷗! 笑指瀘溝橋畔月，幾人從此到瀛洲?
[[21]]《毛澤東傳 1949-1976 下卷》，第1576頁。
[[22]]丁凱文《再論1970年廬山會議及其影響》，收入《重審林彪罪案（下）》，第529頁。
[[23]]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16頁。
[[24]]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17頁。
[[25]]《李作鵬回憶錄 下卷》，第653頁。
[[26]]郎鈞《毛澤東-林彪反目成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林彪事件”的特徵與林彪政治遺產的歷史定位》。
[[27]]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76頁。
[[28]]1975年1月召開四屆人大時，並沒有同步召開第五屆政治協商會議。
[[29]]《吳法憲回憶錄 下卷》，第788頁。
[[30]]《邱會作回憶錄 下卷》，第150頁。
[[31]]1966年春天，為了落實林彪關於突出政治的指示，解放軍報連續發表社論論述“突出政治要落實到思想革命化上”。
[[32]]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92頁。
[[33]]《吳法憲回憶錄 下卷》，第777頁。
[[34]]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93頁。
[[35]]《吳法憲回憶錄 下卷》，第783頁。
[[36]]王年一 何蜀《“設國家主席”問題論析》。
[[37]]1975年1月13-17日北京召開。《紅旗》雜誌1975年第四期發表張春橋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對憲法第十二條規定：“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進行理論解釋。
[[38]]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 上冊》，明鏡出版社，第45頁。
[[39]]李文卿：《近看許世友1967-198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第200頁。
[[40]]張素華《變局 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第168-169頁。
[[41]]《邱會作回憶錄 下卷》，第236卷。
[[42]]王年一《林彪不惜一死粉碎文革》。
[[43]]阿萊西亞之戰發生於公元前52年的9月。凱撒指揮的羅馬共和國軍團攻打阿維爾尼人的阿萊西亞城。凱撒最大的軍事成就，至今為止被看作是圍攻戰和包圍的典範之一。凱撒不允許阿萊西亞城的居民逃離，用餓殍戰術贏得戰役的勝利。
[[44]]王年一何蜀、陳昭《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45]]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300頁。
[[46]]師東兵《陳伯達訪談錄》，百度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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