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

   希望中國外交恢復到理性

2014-01-1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b318ef0101gnxx.html

84歲的資中筠，是著名的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博士生導師。她最近對中國的反腐、法治、外交和社會啟蒙分別表達了自己看法和期待，很值得大家分享和思考：以下為其發言節選：

“我覺得中國現在還有一個危險，就是外交領域。現在有一個不大正常的現象，軍人對外交發言權太大，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外交是非常複雜、細緻和敏感的事務。我也不太贊成群眾性地都來干預外交，就像五四運動的時候，火燒趙家樓那樣是不行的。

為什麼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終目的是避免戰爭，讓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通過談判來解決，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來解決，避免用武力解決問題。而現在，中國動不動就煽起整個民族的情緒，把武力解決看得很輕易。這一代人實際沒有經歷過戰爭，不知道戰爭的殘酷。至於中國的邊界領土爭端也是很複雜的事，民眾受媒體煽動，並不知道全部實情。有人說毛澤東在的話不會讓人欺負我們。但其實，毛澤東送掉了很多領土他們不知道。

    我希望中國在外交上能夠恢復到理性，讓職業外交官有發言權。現在的職業外交官沒有發言權，什麼話也不敢講，看上層的臉色行事，連匯報真實情況都不敢。我在這個領域工作過，所以覺得這個問題相當嚴重。假如是中國外交出問題的話，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偶然的擦槍走火，有關國家都為各自強烈的民族情緒所左右，這很危險。毛澤東從朝鮮戰爭之後，在外交上至少並沒有走冒險主義的道路，到60年代是把自己孤立，天天宣傳備戰，但是沒有敢主動向外冒險，還打開了中美關係，這是應該肯定的。

    現在中國虛驕之氣非常強大。我希望中國別自以為國家強大了，要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發生冒險主義，至少最高決策者還要保持一點清醒的頭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期許。

    最後，我覺得希望在民間。如果說希望領導人或者上層能有向前突破的舉動，我不抱希望。但我發現，實際上這些年來民間的思想非常活躍，思想已經多元化了。現在有一個撕裂現象，就是極左和極右都出現了，但真正比較理智的聲音，或者是說我稱之為“正能量”的聲音，像我們現在在這討論的一些思想，實際上正在傳播開來。

    如果說啟蒙，這些年來在一般的至少認字的民眾裡面，思想的啟蒙還是很明顯的。舉個我自己的例子，幾年前我寫的東西，常有人認為是大逆不道或者驚世駭俗，現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見，包括政府裡面的工作人員，明白的人多起來了。那麼假如要是出現類似蘇俄的那種變革，也不會出現幾千萬黨員站出來維護舊權力，不見得大家都會出來保衛原來的貪腐政權和原來的專制。

    現在在體制內覺悟的人也越來越多了。這個啟蒙是不是還得繼續下去？當然還要繼續，因為啟蒙的另一面――一部分民眾的狂熱還在，還是非常愚昧的。還是脫離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維。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與原來真實的歷史人物和事實已經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啟蒙還是任重而道遠我們還應該繼續努力，讓理性的聲音得到傳播。儘管言論空間正在緊縮，好在現在的互聯網和微信的傳播力是是很難完全控制的。”

 (另一篇）

資中筠：中國力量被誇大 利令智昏肉食者鄙

2013年12月14日

    資中筠認為，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濟增長令人矚目，但中國的力量被誇大了。被外國誇大，也被中國自己誇大。在媒體煽動下，民眾也產生了虛驕之氣。比起別的國家，中國的發展並不是很突出。如果中國歷史上不走那麼多彎路，早就比現在更強了。

    資中筠說，她想送在位者兩句話：一句是“利令智昏”，另一句是“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這兩句都是貶義的，但當權者平衡各種利益，就會對真正的問題看不清。不考慮長遠利益，只考慮狹隘短視的利益。我建議在位者和民間要互動，從民間吸取了令頭腦清醒的意見。

                   資中筠：

     中國模式不可持續 美再差也遠超任何老二

       環顧全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面臨新的轉折點。

          就全人類而言，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人與自然的關係。自有文明史以來，人以他的智慧進行科學創新，不斷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服務於自己的福祉。與此同時卻製造出高效的毀滅自己的手段，同時破壞自己的生存環境。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科學發展與人類命運的關係――如同永動機一樣無法停止的科技新發明是繼續造福人類還是帶來禍害，直至走向毀滅。這取決於人類的良知、智慧、遠見和對自己的掌控能力。這個問題太大，需要自然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以及政治家們的共同探討，我去年在一次會上曾經就這個題目作過探討，現在不可能在這裡展開。

    另一個領域是每天媒體都在追蹤報道、我們日常關注的，世界各個地區的危機和動盪。這一輪的危機不同於以往，而是帶有本質性的新的拐點。由於發展的不平衡，不同國家和不同地區所面臨的問題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來有效的內部體制和現存的國際格局已不能應付新的社會訴求和層出不窮的新問題。實際上，這一新拐點可以從上世紀80年代末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算起。那一次變化可以說是新的一波民主化浪潮，是蘇東向美歐靠攏，徹底打破二戰後的雅爾塔格局。現在美、歐又面臨新的轉折，但是在不同的起點上，好像波浪一樣，那一波在後面，這一波是在前面。當前可以列出的重要的熱點有：歐洲、中東、非洲、美國和中國，還有全球化模式的本身。我認為中東、非洲的動盪可以說是上個世紀東歐民主化那一波的延續，不過還要經過曲折而漫長甚至痛苦的道路，不過方向是一致的。至於歐洲，歐盟的出現是一個偉大的創新，如果這一關危機能成功地化解，那麼一百年後回頭看，歐洲又對制度創新做出了新的貢獻。原來民族國家的形成就是從歐洲開始的，現在民族國家發展的一定程度，又可以聯合起來。如果成功，是帶有劃時代意義的。但是如果這次危機過不去，可以算是一次失敗的嘗試，但是仍然留下了可供參考的寶貴經驗。所有這些問題當然不可能在今天有限的時間中窮盡。我現在只能重點探討中國和美國各自所面臨的門檻，以及如何跨過這一門檻對今後的中美關係的影響。

    中美自一個多世紀以來有衝突也有合作，實際上合作多於衝突。真正兵戎相見只有兩次，一次是八國聯軍；一次是朝鮮戰爭。第一次美國不是主角，是被裹進來的；第二次雙方都不是發動者。冷戰期間的敵對，是兩個陣營的敵對，陣營解體了，就有了關係正常化的條件。迄今為止，兩國沒有不可調和的根本利害衝突，也沒有領土爭端。但是摩擦不斷。這還在正常範圍。但是今後這種格局就面臨新的變化。今後中美關係在具體事件上的外交運作固然重要，而決定性的、長遠的因素在於各自國內如何邁過這道坎。

    1. 美國

根據我對美國歷史的解讀，美國從立國到如今二百年中，除了南北戰爭之外，一直在進行漸進的改革，其制度的活力就在於有效的糾錯機制，可以避免在不少其他國家引起社會動盪和暴力革命的、不可補救的社會危機。在某些歷史拐點，當社會矛盾尖銳化到一定程度，代議制框架內政治鐘擺的左右搖擺的調整機制顯示乏力時，就有體制外的全社會各種力量直接參與，表現為群眾運動或強大的輿論力量，推動更加根本性的改革。這也是在美國民主政體框架之內的，並非反常之事。

     第一個拐點：20世紀初的“進步時代”。（多數人都把三十年代小羅斯福“新政”作為轉折點，我傾向於更早，老羅斯福執政的“進步時代”）。這是一場全社會各種力量參與而促成的全面改革：解決對資本和市場的規範問題、遏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弱肉強食、淨化吏治，遏制腐敗、健全民主法治，進一步落實憲法精神，並改進憲法的不足。這場改革對以後整個二十世紀美國繁榮富強的意義再強調也不為過。如果沒有它，小羅斯福的“新政”也不可能實現。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進步主義時代的吏治改革有效地遏制了腐敗。以後從“新政”開始，美國行政部門的職能不斷加強，條件就是政府有公信力，如果人們懷疑政府部門可以以權謀私的話是絕不會同意這樣擴大職權的。

     第二個拐點：六十年代的群眾運動。其重大意義是實現進一步向平等方向的、深入的社會改革：促進種族、性別平等，落實了黑人的權利，大面積擴大社會保障，奠定美國式的福利國家，縮小貧富差距（到七十年代中期貧富差距最小，以後又逐步擴大）。

當然，還有結束越戰，對外縮短戰線，緩和在冷戰中的軍備競賽，間接促成了中美關係正常化。

現在面臨第三個拐點：這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發生的，我姑且舉三點新的因素，再加以闡釋：

1）所謂“世界領袖”的負擔沉重不堪。

2）出現了“虛擬經濟”，離實體經濟越來越遠。

3）全球化帶來的利益在國內分配嚴重不均，加劇社會不平等。

當然，這幾點不足以囊括所有的新因素，限於時間不能盡述。以下對這幾點略加闡釋。

1）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它以“世界領袖”自居，世界任何角落發生的任何事件，它都以之為己任，要加以干涉，不論正當還是不正當。美國一貫致力於維護它的“世界領導”地位，現在更是特別要確保其唯一的超級大國地位，警惕任何潛在的挑戰。“領導”一詞本身是中性的。幾年以前，在一次中美學者對話會上，我曾提出過“良性領導”和“惡性領導”之說。前者引起尊重，後者引起恐懼和反感。例如 20世紀絕大部分劃時代的科技發明 創造都發生在美國。這樣，客觀上美國引領了人類社 會的進步。它也曾以它的經濟繁榮和超強國力對二戰 後很多國家的重建帶頭做出了貢獻。這就是“良性領導”。另一方面，當“領導”意味着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以犧牲別國人民的利益來追求自己的自私利益，特別是持續不斷地擴大已經壓倒全球的軍火庫，從而帶頭加速全球軍備競賽，這個詞含義就是負面的。今天的問題是，美國越來越訴諸軍事手段和武力干涉而不是經濟和文化手段來確保它的“領導”。這與二戰後的早期很不相同。那時美國的影響主要來自它內部的榜樣效應和對外的經濟援助。當然，那時已經開始進行軍事擴張。1955年艾森豪威爾總統離任前的演說中就提出了著名的關於“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對美國政治影響的警告。今天，這一力量已經發展到如此規模，全世界看着美國在對外事務中行事更無忌憚，更傾向於用高壓和武力，自己陷入一個又一個泥沼。不論這一軀體有多強壯，它能負擔這樣的重擔多久？

另一個問題是美歐聯盟還能維持多久？顯然，北約的主力是美國。美國國防部長批評歐洲不承擔應有的義務的講話，說明美國擔負“北約”的“領導”責任也日益艱難。對於歐元面臨的危機，美國是否有能力或是有意願給予幫助，或者更願意看到它失敗？

總之，美國需要在不斷擴張的霸權思維軌道上剎車，停下來進行反思，使自己適應變化了的世界，學習做一個正常的國家。但是現在似乎還看不到美國決策者有這樣的跡象。

2）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本不是新事。在美國二百多年的歷史中已經發生過多次循環：金融泡沫引起經濟危機然後又走向復甦、繁榮。每次復甦都與新的發明和創立新的產業相聯繫。這樣，美國經濟和社會在一輪又一輪循環中螺旋上升。當前的新現象是出現了所謂“虛擬經濟”，這是華爾街的那些智力超群的人士玩的遊戲，他們發明了各種令普通人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和複雜的衍生品，離實體經濟越來越遠。現在的問題是，下一個能觸發經濟復甦的新實體產業是什麼？

我們能否期待清潔能源以及與環保相關聯的產業起到這一作用？

3）過去幾十年中全球化促進了全世界經濟的發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和美國，都從中獲益。但是由於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到廉價勞動力市場，大量的利潤進入了資本的口袋，犧牲的是勞工的利益。像美國這樣發達國家，工薪階層通過多年鬥爭爭取來的談判權大大削弱了。因此，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以來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即使在繁榮的年代也不例外。這當然引起社會嚴重不滿，導致我們看到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這場運動雖然表面上聲勢浩大，遍及全國，但是遠不如上世紀六十年代深入而廣泛，主流媒體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對權勢集團的威脅似乎也不那麼大。目前政府財政赤字如此高，又面臨嚴重經濟衰退，外加各種政治因素，政府周旋的餘地也很狹窄。例如在上世紀60年代肯尼迪―約翰遜政府借群眾運動之勢推動了一些改革的立法，而到目前為止，“占領”運動尚未起到足以推動實質性改革的作用。

上述諸多問題反過來足以腐蝕美國的民主。美國人民引以自豪、如此珍視的民主制度似乎有異化的危險。資本大亨的貪婪，加上“軍工複合體”，加上權勢的傲慢，再加上短視的黨派爭鬥和狹隘的集團利益可能綁架美國人民的真正利益。本人一直對美國有一個論點：對內行民主，對外行霸權可以並行不悖。但是現在，霸權正在發展而民主有異化的危險。美國的軍事開支2010年達7500億，而對最貧困國家的援助只有150億。美國獨家占領阿富汗，一手扶植起現政權，而每年用於軍費開支是1000億，而用於發展的援助只有10-20億。這是很說明問題的。

所以說，美國面臨新拐點，需要對自己在世界作用中的定位進行反思，美國制度中的糾錯機制是否還能發揮作用，尚待觀察。

（二）中國方面

中國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美國和歐洲面臨的問題帶有後現代性質，而中國尚未完成全面現代化。歐美發生了危機，制度表現出種種缺陷，不能因此說明中國制度完美，不需要改革。中華民族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就開始轉型，經歷了曲折而痛苦的歷程，有時甚至倒退。且不說早期的歷史。最近的一次拐點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啟了我們稱之為“改革開放”的時期。近三十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和顯著成就有目共睹，所累積的嚴重問題也不容迴避。現在中國也面臨了新的拐點。我也姑且舉三點重要的因素：

1）當前發展模式不可持續。

2）腐敗叢生難以遏制。

3）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社會矛盾尖銳化。

    以下簡單加以解釋：

    這幾點在很多國家都存在，但是在中國目前的轉型期，有其特殊的嚴重性。

    1）方今人們談論很多的促成經濟快速增長的“中國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它是基於高能耗（最新數據，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第一能源消耗國）、資源浪費、嚴重污染環境，加上低工資和人權保障的缺失。在經濟結構方面，一大部分GDP是來自房地產投機而不是高科技創新。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是賣地。再者，有利於出口導向產業的國際環境正在急劇發生變化。所有這些問題呼喚對現有的發展模式進行實質性的改革。

    2）腐敗哪個國家都有。不過當前中國的腐敗是瀰漫性的，幾乎覆蓋所有領域，特別是本應是淨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領域。

    現存的法律和政治機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有一種“中國特色”的腐敗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就是基於等級制的特權，各級掌權者合法地、不受監督地大量消費“公款”按“級別”提供各種享受。這種現象不但沒有隨着全社會經濟增長而減少，反而更加劇。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中國國有大企業的CEO從他們的美國同行那裡學習到給自己付高得驚人的收入，卻沒有引進對普通工薪收入者的基本社會保障（儘管美國人對此還不滿意）。所有這些造成嚴重的財富分配不公，高度的社會不公正和普遍的道德下降。另外，與美國不同的是，美國的大企業是私人資本，而中國最大的企業都是國有壟斷。土地都是國有。美國人抱怨，美國的大財團綁架了政府和全民的利益，那麼中國各級政府本身就是大財團，是最大的利益集團，一身而二任，既是資方，又是仲裁方，其悖謬是可想而知的。政治體制之所以非改不可，而又難以起步，都源於此。

3）中國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而這些年來全社會財富大幅度增長。由於外資比例很高，高額利潤實際上落入跨國資本的口袋。也就是說，養肥了華爾街大亨的不僅有美國勞動者，還有中國勞動者的血汗。留在中國的那一塊蛋糕，絕大部分為占中國人口極少數的權錢結合的暴富集團所吞食，廣大普通勞動者只分到極小的一塊。但是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由於過去的物資極度匱乏造成極端貧困，即使那極小的一塊，也足以顯著地改善多數工薪階層的生活。到目前為止，情況還能過得去。既然既得利益者不準備讓出一些份額來，那麼只有不斷加速把蛋糕做大才能使那一小塊分給老百姓的蛋糕也有所增長，此所以明知需要放慢腳步，做些調整，也不敢這樣做，於是造成一味保GDP的增長模式。但是不可能長期如此。大家都看到，國際市場正在縮水，中國急需轉變外向型經濟，而中國人的普遍購買力不足以填補足夠的內需。另外，年輕一代進入就業市場的大軍，包括大學畢業生，不可能接受他們的前輩所忍受的艱苦條件，而機會卻沒有那麼幸運。

    不言而喻，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加劇會導致不滿情緒的蔓延，從而威脅社會的穩定。問題是如何應對各種不平之鳴，防止社會動盪？是進一步加緊對各個領域的控制，犧牲國民基本的自由權利，從而製造更大的冤屈，還是向法治和民主的方向改革治理方式？體制內外多數正直和明智的中國人都意識到目前的形勢呼喚早已滯後的結構性的、政治和社會改革。但是阻力還相當大，現在主要不是源於意識形態因素，而是來自既得利益。十三億中國人的命運取決於如何跨過這道坎，變惡性循環為良性循環。

    那麼，中美各自面臨的十字路口與今後的兩國關係有什麼關聯？

    總的說來，如果中美兩國各自能夠直面新的問題和挑戰，成功地跨過新門檻，進入一個良性循環的新階段，當然對兩國自身有好處，同時也有助於兩國之間建立較好的關係。一般說來，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在自身繁榮而有自信的時候，可望比較理性、慷慨和包容地對待外部世界。如果目前的困境延續下去，以下的情況就會發生，或者正在發生：

    由於中美之間經濟相互依賴已經很深，美國經濟衰退肯定對中國經濟有傷害，而且已經造成傷害。在目前的社會矛盾中，美國的特權精英階層不與國內的弱勢群體協商妥協，做出合理的讓步，從而達到美國社會的改良，卻傾向於以鄰為壑，把困難轉嫁到別的國家，中國首當其衝。保護主義――特別是專門針對中國的，我稱之為“選擇性保護主義”正在抬頭，其後果將是雙輸的局面。在美國的國內政治中，中國是最方便的替罪羊，所謂“中國威脅”之說甚囂塵上。

    這樣，反過來刺激中國廣大階層的極端國族主義情緒和對美國的反感。再者，一個缺乏自信的美國更傾向於通過軍事手段來確保它在國際上的霸權地位，其惡果是可以想見的。

    在中方，國族主義，或稱之為“愛國主義”，在目前似乎是填補精神真空的唯一的共同價值。把這一意識推向極致，也可以成為那些否認普世價值和拒絕政治改革的人的一個方便的藉口。在社會不穩定的危險日益上升時，所謂“境外敵對勢力”搞“和平演變”，企圖顛覆政權的老調又將重彈，不論其含義如何。加之目前美國的政黨政治民主模式暴露出來缺陷，使它不再像過去那樣對中國人有吸引力。儘管民主有缺陷不等於專制更好，但是從一般輿論來說，肯定會增加對民主改革的疑慮。因此，美國的民主制度的退化或改進，對中國的民主改革會相應產生負面或正面的影響。

    最壞的圖景是：中美之間對抗性關係升級，中國被拖入與美國的軍備競賽，揮霍儘自己有限的經濟資源，同時發出錯誤的信號，在國際上助長所謂“中國威脅”之說。這樣，中國就會不知不覺間被拖入一個惡性循環，指向危險莫測的終點。中美兩個核大國之間發生武裝衝突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不會願意看到這樣一種圖景的實現。

我們能夠希望的最好的情況是：兩國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都能找到辦法跨過當前的坎，實現對各自人民都有利的改革，同時創造兩國積極合作的條件。在我看來，不論“中國崛起”被怎樣宣揚，有一點是客觀事實：不論美國目前遇到多大的困難，相對於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深刻危機，它還是比較容易克服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美國還將是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國力的最強大的國家――無論是硬實力或軟實力都是如此。它也仍占據世界財富的最大份額――不論是虛擬還是實體經濟，不論是軍用還是民用資源。因此，對全球發展起決定性影響的還要看美國如何使用它的超強力量。也就是扮演“良性領導”還是“惡性領導”的角色。不論怎樣，在方今的世界上，各國之間的利害關係錯綜複雜，互相依賴性日益加深。

    今後幾十年間，中美關係更將是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任何以鄰為壑、幸災樂禍的政策都是短視的，終將自傷。不過政治家們往往為利益所左右，所謂“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就是這個緣故。我們只能祝願他們不至於“利令智昏”，造成不可挽回的生靈塗炭的惡果。

     我從來不認為書生之論能對決策起多大影響。我們能做的是面向公眾，促進理性的理解，消除偏見，從而營造一個多少是良性的輿論環境，轉而對決策集團產生些微積極影響。我稱之為“漣漪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