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三次挨整

我在摘编“纪登奎与毛泽东”的帖子时，注意到毛泽东第一次和纪登奎谈话时说到自己挨过三次整。毛泽东说他“挨整”肯定是在中共内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好像在网上没看到过很具体描述。现在在网上查了一下，觉得大概是这样的：

1927年九月，中共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任起义军书记。起义很快受挫后，毛认识到攻打长沙完全是以卵击石，因而选择了撤退。部队在三湾进行改编后，到井冈山与山大王王佐、袁文才取得联系并进行了相当诚恳和大方的公关交往后，毛泽东的部队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有了一个可以依托、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基点。在此之后，七百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打下了井冈山周围的宁冈、茶陵、遂川等镇，并建立起第一个小小的工农政权。可是，毛泽东的作法被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是逃跑和软弱，因为其没有贯彻原拟定的秋收起义会攻长沙的计划和目标。于是，他的中央正治局候补委员被免，并因周鲁传言的扭曲而成为“无党人士”的师长。这或许是毛泽东所说的他第一次在党内挨整。

毛第二次在党内挨整的资料很多。那是陈毅的主张。实际上毛泽东和朱德都挨整，不过毛泽东因此“养病”去了。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一部也来到井冈山。对此，蒋介石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会剿”。1929年1月4日，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研究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对策。

此前，毛泽东与朱德在许多问题上就各有主张，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主张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朱德则认为，井冈山在军事上缺乏回旋的余地，红军应该远道进行大规模游击战争。为此，毛泽东与朱德常争论。最后，陈毅提出了“围魏救赵”的办法，决定一部分军队留守井冈山，一部分军队出击赣南，引开部分敌军对井冈山的围攻。

1929年1月14日黎明，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因为沿途没有党组织，部队在给养、宿营上都有很多困难。不少人认为应该把部队分成两个单位，但毛泽东不同意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为此，毛泽东、朱德二人有分歧。

当时红四军最高权力机构是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由毛泽东担任书记。面对部队中因分兵引起的不满情绪，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提出，由朱德任书记的红四军军委暂时停止办公，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并由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兼政治部主任一职。就这样，“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由毛泽东兼任，权力集中到了毛泽东一人手里”。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代表们对毛泽东、朱德二人提出的意见最多。陈毅公开对二人开火，他对毛泽东的指责最为严厉。会后选举时，毛泽东、朱德都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上对毛泽东、朱德间的争论做出的处理是，毛泽东身为党代表、前委书记，应负较大责任，给予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以书面警告。会后，气愤难平的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去养病。

1929年7月29日，国民党对闽西根据地发起进攻，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住地商讨策略。陈毅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但遭到毛泽东的拒绝。

按中央的要求，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

1929年8月26日，陈毅抵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现状和朱、毛间的争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红四军的组织问题时，李立三问陈毅，你觉得毛泽东如何？陈毅说，在红四军中个个都怕他，我认为他干前委书记最合适。周恩来也认为，一个党一个军队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在红四军中，毛泽东就是最好的人选。

随后，陈毅回到闽西根据地，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并说，我们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并向他承认错误。朱德听后，立即表示同意。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再度当选前委书记。

毛泽东第三次在党内挨整是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这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围绕宁都会议和解除毛泽东军权，台前幕后发生了许多事情。这次会议后，毛泽东被完全剥去军权，离开军队，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毛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其主要责任者似乎是周恩来。

周恩来是在1931年12月间，由地下交通线秘密潜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到江西之初，并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像海外广为流传的那样一衔左倾中央之命整肃毛泽东。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要想整毛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手中既有贯彻国际路线的尚方宝剑，而毛的一贯右倾也是在上海中央乃至共产国际远东局那里都挂了号的。不过另一方面，周也没有和毛一拍即合，打得火热，而是与毛若即若离，敬而远之。

应该说，用“相安无事”来形容毛、周两人之间最初的共事是恰如其分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和周恩来善于求问存异，团结各种人一道工作分不开。平心而论，周并不喜欢毛泽东的山大王式的作风和喜欢抗上、标新立异的个性，因为这实在与周本人的为人，特别是投身革命后所接受的组织纪律观念格格不入。实际上，还在他刚刚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时，就表现出对毛的这种看法和担心，甚至提出：对毛的部队要派人去视察，要坚决的改组。如毛的观念不好，一定要撤换。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是中共党内较早认识毛泽东军事才略的人。还在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期间，他就曾多次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专门介绍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军事训练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经验，要求各地红军仿效。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发起宜黄、乐安之战，给予国民党军重创。宜黄、乐安战役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即令红军北进。红军本来计划北进，乘胜攻取南城。后来，发现南城有敌人３个师的兵力，已有作战准备，且宜黄、乐安战役后，蒋介石非常惊慌，唯恐红军乘胜北进，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支援。鉴于此，毛泽东、朱德与在前线的周恩来商量后，当即改变原来部署，主动撤退到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还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解释红军改变计划的原因。

后方要求前方坚决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主动出击，寻敌主力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共各块根据地的围剿。前方则从实际出发，避敌锋芒，等待寻找战机，然后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

但是，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本不听解释，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威胁南昌，并且指责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临时中央，进一步阐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反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的北进的方针，坚持原定的休整方案。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北进，毛泽东等命令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矛盾变得公开化。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目的很清楚：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意见，是有严重分歧的。所以，在宁都会议上便出现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其阵营分明的对立局面。最后后方中央局意见占了上风。毛失去军权。他“养病”而去。会议既然是周恩来主持，他在最终决定上是很有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