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三次挨整

我在摘編“紀登奎與毛澤東”的帖子時，注意到毛澤東第一次和紀登奎談話時說到自己挨過三次整。毛澤東說他“挨整”肯定是在中共內部；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好像在網上沒看到過很具體描述。現在在網上查了一下，覺得大概是這樣的：

1927年九月，中共發動“秋收起義”，毛澤東任起義軍書記。起義很快受挫後，毛認識到攻打長沙完全是以卵擊石，因而選擇了撤退。部隊在三灣進行改編後，到井岡山與山大王王佐、袁文才取得聯繫並進行了相當誠懇和大方的公關交往後，毛澤東的部隊在井岡山建立了根據地，有了一個可以依託、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基點。在此之後，七百人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打下了井岡山周圍的寧岡、茶陵、遂川等鎮，並建立起第一個小小的工農政權。可是，毛澤東的作法被當時的中共中央認為是逃跑和軟弱，因為其沒有貫徹原擬定的秋收起義會攻長沙的計劃和目標。於是，他的中央正治局候補委員被免，並因周魯傳言的扭曲而成為“無黨人士”的師長。這或許是毛澤東所說的他第一次在黨內挨整。

毛第二次在黨內挨整的資料很多。那是陳毅的主張。實際上毛澤東和朱德都挨整，不過毛澤東因此“養病”去了。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等率領南昌起義保存下來的部隊轉到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師，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

1928年12月，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平江起義的紅五軍一部也來到井岡山。對此，蔣介石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會剿”。1929年1月4日，紅四軍黨代表、前委書記毛澤東主持召開會議，研究粉碎國民黨軍隊進攻的對策。

此前，毛澤東與朱德在許多問題上就各有主張，毛澤東認為，井岡山地勢險峻，易守難攻，主張敵來則集中對付敵人，敵去則分兵發動群眾。朱德則認為，井岡山在軍事上缺乏迴旋的餘地，紅軍應該遠道進行大規模游擊戰爭。為此，毛澤東與朱德常爭論。最後，陳毅提出了“圍魏救趙”的辦法，決定一部分軍隊留守井岡山，一部分軍隊出擊贛南，引開部分敵軍對井岡山的圍攻。

1929年1月14日黎明，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3600餘人離開井岡山，因為沿途沒有黨組織，部隊在給養、宿營上都有很多困難。不少人認為應該把部隊分成兩個單位，但毛澤東不同意分兵，認為分兵活動容易遭敵人各個擊破。為此，毛澤東、朱德二人有分歧。

當時紅四軍最高權力機構是前敵委員會，簡稱“前委”，由毛澤東擔任書記。面對部隊中因分兵引起的不滿情緒，毛澤東以前委書記的名義提出，由朱德任書記的紅四軍軍委暫時停止辦公，軍委機關改為政治部，並由紅四軍黨代表毛澤東兼政治部主任一職。就這樣，“前委書記、黨代表、政治部主任都由毛澤東兼任，權力集中到了毛澤東一人手裡”。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會上，代表們對毛澤東、朱德二人提出的意見最多。陳毅公開對二人開火，他對毛澤東的指責最為嚴厲。會後選舉時，毛澤東、朱德都落選了，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會上對毛澤東、朱德間的爭論做出的處理是，毛澤東身為黨代表、前委書記，應負較大責任，給予嚴重警告處分，給予朱德以書面警告。會後，氣憤難平的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到蛟洋去養病。

1929年7月29日，國民黨對閩西根據地發起進攻，陳毅、朱德連夜趕到毛澤東住地商討策略。陳毅請毛澤東回紅四軍主持前委工作，但遭到毛澤東的拒絕。

按中央的要求，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的工作，朱德臨時代理前委書記。

1929年8月26日，陳毅抵達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了紅四軍的現狀和朱、毛間的爭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當討論到紅四軍的組織問題時，李立三問陳毅，你覺得毛澤東如何？陳毅說，在紅四軍中個個都怕他，我認為他干前委書記最合適。周恩來也認為，一個黨一個軍隊需要有一個核心人物，在紅四軍中，毛澤東就是最好的人選。

隨後，陳毅回到閩西根據地，主持召開了前委會議，傳達了中央的指示精神，並說，我們要把毛澤東請回來，並向他承認錯誤。朱德聽後，立即表示同意。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毛澤東再度當選前委書記。

毛澤東第三次在黨內挨整是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解除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這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圍繞寧都會議和解除毛澤東軍權，台前幕後發生了許多事情。這次會議後，毛澤東被完全剝去軍權，離開軍隊，由周恩來取而代之，毛由此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兩年多時間。其主要責任者似乎是周恩來。

周恩來是在1931年12月間，由地下交通線秘密潛入江西，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他到江西之初，並沒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像海外廣為流傳的那樣一銜左傾中央之命整肅毛澤東。在當時的情況下，他要想整毛是很容易辦到的，因為手中既有貫徹國際路線的尚方寶劍，而毛的一貫右傾也是在上海中央乃至共產國際遠東局那裡都掛了號的。不過另一方面，周也沒有和毛一拍即合，打得火熱，而是與毛若即若離，敬而遠之。

應該說，用“相安無事”來形容毛、周兩人之間最初的共事是恰如其分的。這在相當程度上和周恩來善於求問存異，團結各種人一道工作分不開。平心而論，周並不喜歡毛澤東的山大王式的作風和喜歡抗上、標新立異的個性，因為這實在與周本人的為人，特別是投身革命後所接受的組織紀律觀念格格不入。實際上，還在他剛剛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時，就表現出對毛的這種看法和擔心，甚至提出：對毛的部隊要派人去視察，要堅決的改組。如毛的觀念不好，一定要撤換。

另一方面，周恩來又是中共黨內較早認識毛澤東軍事才略的人。還在擔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期間，他就曾多次在中央給各地的指示信中專門介紹朱、毛紅軍的游擊戰爭指導原則、軍事訓練以及黨的建設等方面的經驗，要求各地紅軍仿效。

1932年6月，蔣介石自任總司令，陸續調集部隊，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

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軍發起宜黃、樂安之戰，給予國民黨軍重創。宜黃、樂安戰役後，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即令紅軍北進。紅軍本來計劃北進，乘勝攻取南城。後來，發現南城有敵人３個師的兵力，已有作戰準備，且宜黃、樂安戰役後，蔣介石非常驚慌，唯恐紅軍乘勝北進，正由武漢、南昌、吉安等地調兵支援。鑑於此，毛澤東、朱德與在前線的周恩來商量後，當即改變原來部署，主動撤退到東韶、洛口一帶休整，尋找戰機。周恩來還致電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解釋紅軍改變計劃的原因。

後方要求前方堅決執行中共臨時中央的“積極進攻路線”，主動出擊，尋敵主力作戰，以粉碎國民黨軍隊對中共各塊根據地的圍剿。前方則從實際出發，避敵鋒芒，等待尋找戰機，然後再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敵軍。

但是，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根本不聽解釋，一再催促紅一方面軍繼續北進，威脅南昌，並且指責紅一方面軍“不宜在南豐、南城、宜黃間久待，這給群眾以十二分不好的影響”。9月23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蘇區中央局並告臨時中央，進一步闡述他們對目前行動方針的看法，反對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提出的北進的方針，堅持原定的休整方案。

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要求紅軍北進，毛澤東等命令紅軍在東韶、洛口一帶休整。矛盾變得公開化。蘇區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紅軍行動，立即在前方召開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目的很清楚：解決毛澤東等人拒不執行中央戰略方針的問題。

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全體會議，史稱“寧都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當時的臨時中央和在後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與在前方的蘇區中央局成員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的意見，是有嚴重分歧的。所以，在寧都會議上便出現前方中央局成員為一方，後方中央局成員為一方，其陣營分明的對立局面。最後後方中央局意見占了上風。毛失去軍權。他“養病”而去。會議既然是周恩來主持，他在最終決定上是很有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