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就是不按规矩办事，贪污北京西客站的工程款是腐败，走人行道不看红灯，被交警捉住了，死皮赖脸的硬不接受惩罚也是腐败；挪用社保基金是腐败，违章占道经营也是腐败。从心理学上讲，按着设定的规则行事，讲真话是人的第一反应，是最直接的反应，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不按规矩办事的呢，是因为关系。如果权力的掌握者对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关系，那一定会按着这种第一反应来行事，腐败就没有了。

我们的社会处在一个腐败的环境中，每遇到一件事情，我们想的不是通过正常的途径去解决，而是想各种办法，找到关系和门路。而正因为如此，权力的掌握者也会不正当地利用权力，来通过关系换来利益。我们的社会就是处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腐败导致了各种行为成本增加，这种增加又促进了腐败，本来一天能办下来的营业执照，要托半年，着急做生意，就只好去托关系，走不正当渠道，腐败就是这样循环的。

腐败的环境中很少有人是受益者，即便有人得到了很多钱。王宝森，陈良宇，都得到了很多钱，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但他们不是受益者，官做到了他们这个份上，物质的东西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了，最大的目的就是能够有个好名声，甚至在历史上有一笔记录。那么他们在贪钱的时候，非常清楚地知道和它们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但他们还是要去贪钱，因为他们要取得更好的名声，就要把官做的更大，把事情做的更好。那么他就要行使自己的权力，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能够给予或取消利益，但在一个腐败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权力不能靠正常的途径行使下去，就只好靠利益驱动。而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也需要钱。所以说他们没有在腐败的环境中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是受益者。而那些基层官吏，从再下层的官吏或普通人那儿刮来的钱，大多数还是给了自己的上层了。如果想挣钱的话，靠它们的能力，在正常的环境中，他们也能挣那么多，下层官吏也不是受益者。

腐败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一个设计一亿的桥梁，被人贪了两千万，然后建成的不是打了八折的桥梁，而是一个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的废物。腐败也决不是我们想象的别人贪点就贪点，反正物质丰富了，他们贪的很多，但我自己也有口吃的。从历史上看，王朝的灭亡无不伴随着腐败，由于腐败，整个社会体系离心离德，没有凝聚力，面对外来的侵略的时候，没有任何抵抗力。汉民族遭受到几次大的外来侵略，蒙古人入侵，满清入侵，日本入侵，每一次入侵民族都没有汉民族的人口多，蒙古和满清也没有当时的汉民族技术先进。而汉民族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腐败，人们不想再去保护现在的朝廷，而外来入侵后都进行的了大规模的屠杀，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南京大屠杀，最终受伤害的还是整个民族。三国的东吴，凭借长江天险自保了很多年，但到了最后一个皇帝时，朝廷腐败之极，派出去打仗兵说如果有人来灭了皇帝，他们决不肯帮忙抵抗，想象一下，这样的政权，还能指望长久吗?不能简单的说人心所向就决定了政权，社会实力大多数时候不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但如果完全背弃了人民，政权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

腐败的直接原因是关系，根治腐败的直接方式也应该是破除关系。但有人的地方就有关系，这不能根除。不要总去指责腐败者的道德是多么的败坏，基本上换了任何一个人在那个位子，都会那么做的。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关系不停的更换，不让形成固定的关系网。庞大的关系网不是一天形成的，一个市委书记，不可能在刚上台的那一天就有人来走门路，套关系，那时候还没有人和他熟，每人敢冒然行事。那么就可以在会形成腐败的关系网的形成之前，将这市委书记换掉，彻底的换掉，然他不再产生任何影响。所以这种更换不能是由上级任命的，否则，任命的人没变，被任命的人换了也没有意义。可以实现这种更换的只有全民大选，让所有的人来决定，而不是一小部分人。

即便有一个全力的掌握者是我们从文学人物中看到的那种好人，但我们没有理由再假设他周围的人全都是这种好人，也不能假设他没有任何缺点，那么时间长了每个人的缺点都有可能暴露出来，这就给了腐败以机会。所以要更换，常换常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就是这个道理，而更换的时间就是在导致腐败的关系网形成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