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與王開石先生商榷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正面或負面的看法，這不奇怪。最近共識網發表的關於林彪的兩篇文章：馬雙有的《彭德懷與林彪之死》和王開石的《林彪真的無人同情懷念嗎？》，筆者都看了。無論是馬雙有先生對林彪以負面為主的評價還是王開石先生對林彪以正面為主的評價，雙方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我個人以為，林彪作為一個政治人物而不是作為一個軍事人物，其在中國現代史上所起的作用，基本是負面的。這裡涉及到三個原則問題，在此提出和王開石先生商榷。

第一個原則：政治道德問題。是光明正大，仗義直言，還是口是心非，陽奉陰違？對政治家而言，這是兩種截然相反的政治道德。我們知道，無論是從中國皇權社會傳統政治道德的視角而言，還是從現代憲政民主社會政治道德的視角而言，對光明正大、仗義直言的政治家，基本上都會作出正面評價，而對那些口是心非、陰奉陰違的政治家，則基本都會作出負面評價。因為無論最高當權者是誰，作為向最高當局建言獻策的政治家，恪守前一種政治道德者所發揮的作用，於國、於民、於歷史進步，或多或少都是有利的，而後一種政治道德和政治家個人的卑劣品行或陰暗心理血肉相連，它在高層政治生活中發揮的作用，於國、於民、於歷史進步基本是負面的。

而彭德懷和林彪，恰是這兩種政治道德的典型代表。

其中的道理，我們不妨用彭德懷在五九年廬山會議上“上疏”的“萬言書”和林彪在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作一番對比。當然，這種對比只能將兩者中的“精闢之語”進行對比。

就在廬山會議接近尾聲的7月14日，彭德懷向毛澤東遞上了自己的“萬言書”。這實際上是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沒有一萬言，只有3000字左右。寫下這封信也可以說是偶然的。本來7月12日彭德懷打算就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毛澤東面談，交換一下意見，只是毛澤東正在睡覺，沒有談成，於是萌生寫信的念頭。信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肯定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二是“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在後一部分中，彭德懷指出：“1958年以來工作中的主要問題，特別是全民煉鋼浪費了一些人財物力，‘有失有得’，應該總結髮生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他進一步分析道：“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質的……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出現缺點錯誤，客觀原因是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沒有像處理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主觀原因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有不少問題。一是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他還說：“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要徹底克服，還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257至258頁）

在七千人大會上，林彪的講話中不僅有那個著名的“交學費”的例子，還講了如下一段驚人之語：“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當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黨內、黨外都是有得。無論‘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實際的，都不是馬克思主列寧主義。正確的東西，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着實際，不脫離實際。這同我們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勁不同，也和我們某些同志處處不振作、沒有什麼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們世界觀的最主要的一個部分，最主要的東西，就是唯物主義，就是尊重事實，就是從實際出發，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按條件辦事，按主觀和客觀條件辦事，就是不是單憑願望，而且要估計事情的結果，不僅僅根據需要，而且根據可能。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因此，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黨更需要團結，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這樣，我們黨才能夠從勝利走向勝利，從小的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我們的國家才能夠更加好起來，更加強起來。”

看了彭林兩人講話中的這個對比，不知網民們有何感想。對筆者個人而言，深感震撼。然而，王開石先生似乎對此不以為意，甚至頗為輕鬆：“林彪事件後，有很多人揭批林彪，指出林彪多次反對毛澤東，此時林彪七千人大會力挺毛澤東也不被人說起了。弔詭的是，林彪七千人大會力挺毛澤東後來又成了林彪一個不良行為了。就事論事，沒有林彪的力挺，毛澤東依然是毛澤東，地位不會有一絲動搖；或者說，林彪即使批毛澤東也沒有什麼用，只能是自取其辱。”

我以為，王開石先生的這段話隨意性很大，至少有兩點值得推敲。第一，我們知道，毛澤東和其同僚的關係，是一種“君臣關係”，這種“君臣關係”和中國皇權社會的“君臣關係”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因此，即便從傳統政治道德的眼光來看，如何“挺毛”，如何“反毛”，是有是非之別，善惡之分，忠奸之辨的。像魏徵那樣仗義直言，犯顏直諫，也是在當面反對皇帝，私下裡不過表達了對皇帝的一片忠心，但此舉對社稷民生都有極大的好處，而像趙高那樣對皇帝百般投其所好，阿諛奉承，表面上是在“挺皇帝”，暗地裡卻指鹿為馬，殘害忠良，爭權奪利，上下其手，皇帝被他賣了還為他數錢，像這種表面“挺皇帝”、暗中“賣皇帝”的勾當實在是禍國殃民的淵藪。不錯，林彪曾多次當面頂撞毛澤東，直抒已見，勇氣可嘉。但我所說的是在關乎國計民生百姓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上，林彪卻反其道而行之，像趙高那樣對毛澤東進行了無恥的、令人肉麻的吹捧。試問，三面紅旗為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主要責任是誰？三面紅旗是誰打出來的？餓死了幾千萬人，還不是“路線錯誤”？上文中林彪的那一番肉麻吹捧，把毛澤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其意何在？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對毛澤東的這番吹捧，當真對毛澤東用更大的錯誤掩蓋前一個錯誤的禍國殃民之舉，沒有一絲影響和推波助瀾的作用嗎？這正是我們要推敲的第二個問題。

第二，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對於三面紅旗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是否心中有數呢？有數，儘管不可能百分之百有數，但百分之五十的有數，還是可能的。他也開始退卻，也開始採取補救措施。然而，這種退卻和補救是有底線的。這個底線就是：其一，三面紅旗是正確的，出現的問題只是操作中的一些差錯或“缺點”，成績和錯誤相比，只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最多是七個指頭和三個指頭的關係；其二，作為實踐三面紅旗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是絕對正確的，絕對不允許將三面紅旗實踐中的問題，扯到路線錯誤上來。為什麼毛澤東特別忌諱說他的路線有問題？因為中共黨內高層權力鬥爭歷來就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則，舉凡黨的一把手犯了路線錯誤，就得下台，就得讓位置。陳獨秀作為中共的第一任一把手，不就因為犯了“路線錯誤”而交了權，還弄得灰頭土臉，身敗名裂了嗎？而毛澤東長久高居黨內領袖之位，其合法的理由不正是他一直是黨內正確路線的代表嗎？然而，毛澤東深知，三面紅旗引發的社會災難如此嚴重，往輕里說是工作方法的失誤，往重里說是主客觀相脫離，而黨內任何一次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哪一次不是因為“主客觀相脫離”？因此，三面紅旗引發的災難就是左傾路線錯誤造成的惡果，這一點是無法否認的。問題是他毛澤東已經高居全黨一把手位置，他估量沒人敢捅破這一層窗戶紙。可他沒想到，偏偏彭德懷捅破了這層窗戶紙。彭德懷的信對毛澤東究竟意味着什麼呢？第一，把“三面紅旗”實施中所犯錯誤的性質嚴重化了。信中指責這些“左”的錯誤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而比例失調又影響了各方面的階級關係，具有“政治性質”，言下之意，這樣性質的錯誤已經遠遠不是所謂“誇大了些”、“指標定高了些”這些無關痛癢的說辭所能遮掩的，而是違背了客觀規律，破壞了階級關係，而這種性質的錯誤無疑和思想路線出現了問題緊密關聯的；第二，在總結“經驗教訓”問題上，彭德懷所要追究的“根源”遠遠超出了毛澤東所能忍受的限度。信中要求追究“主觀”原因，並直言不諱地指責這個主觀原因就是不實事求是，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就是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的主觀主義。實質上，這些指責是在揭露理論路線的制定者和重大部署的決策者的世界觀出了問題，思想方法出了問題，接着才是工作方法出了問題。而思想方法出了問題，違背了客觀規律，那麼制定出來的政治路線就必然出問題，必然產生“左”的或“右”的錯誤。第三，信中毫無顧忌地指責毛澤東自1958年11月開始的一路糾“左”、一路退卻根本不夠，認為毛澤東的“亡羊補牢”遠沒有到位，還斷言糾“左”還要花大力氣。那麼，彭德懷認為糾“左”究竟應糾到什麼程度？毛澤東的退卻究竟應退到什麼位置？毫無疑問，“三面紅旗及其指導思想是正確的，成績和缺點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或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這是毛澤東必須堅守的底線，毛澤東的退卻已經退到了這條底線，如果彭德懷對毛澤東退卻的限度仍不滿意，那麼彭德懷無疑就在挑明，他認為毛澤東堅守的那條底線仍然是“左”的，還必須繼續退。這樣，就等於說毛澤東關於“三面紅旗”的整條政治路線都是錯誤的，是一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彭德懷放出的這三箭，箭箭擊中毛澤東的要害，儘管彭德懷對這三箭的殺傷力並不知情。毛澤東忍無可忍了，他必須反擊，而且必須一擊必勝。

毛澤東為什麼如此急迫地將彭德懷等人一棍打死？現在分析起來，恐怕有如下幾個原因。1、彭、黃、張、周均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幾個常委均沒有“倒戈”，仍站在他這一邊，彭在中央核心中沒有形成勢力。這樣，彭的力量和毛不成對比，完全可以在其羽毛未豐時運用高壓權勢將其一舉擊垮，速戰速決，不留後患。這是權力鬥爭中最好的結局；2、毛澤東心虛，不踏實，危機感強烈。毛澤東深知，彭德懷的信實際上代表了黨內一種普遍存在的情緒，而這種情緒直接產生於他兩年來思想路線的錯誤和重大決策的嚴重失誤。彭、黃、張、周在黨的高級會議上點燃了這種可怕的情緒，一旦任其蔓延，將對他在黨內的至高地位產生巨大的威脅。所以一方面要緊急滅火，另一方面要火速造勢。所謂造勢，就是先聲奪人，在全黨造成反右傾、保衛三面紅旗、保衛毛主席的強大聲勢，從而把黨內這種可怕的情緒淹沒掉，維護毛澤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3、果斷搬掉這個政治障礙，以實現他繼續“實驗”三面紅旗的決心。

王開石先生說：“沒有林彪的力挺，毛澤東依然是毛澤東，地位不會有一絲動搖；或者說，林彪即使批毛澤東也沒有什麼用，只能是自取其辱。”這話說得太輕率了。其實，早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一個小小的彭德懷和他的三個附和者，就讓毛澤東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他不得不用一個更大的錯誤來平息這場不大不小的“地震”，而到了兩年多後的七千人大會召開時，廬山會議之後全國性的反右傾運動所造成的更大的災難，鐵一般擺在全黨面前，他毛澤東的危機感更加強烈，儘管與會者仍沒有將三面紅旗錯誤提升到路線高度上批評，但黨內高中層對三面紅旗強烈的牴觸情緒，已經使毛澤東感到四面楚歌了。毫無疑問，劉少奇講話中引用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誅心之語，不僅代表了黨內大部分幹部的心聲，而且實質上就是為三面紅旗的路線性錯誤定了性。而此時，毛澤東只能一路退卻，他已經輸光了兩年多前在廬山會議上反擊彭德懷等人的資本。

和王開石先生說得相反，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的權位根本不是什麼沒有一絲動搖，而是岌岌可危，搖搖欲墜。而毛澤東面臨的強烈政治危機並不是指黨內有人公開跳出來反毛，它真正的可怕之處就在於：三面紅旗已經沒有任何繼續實施的可能，它必然被劉少奇周恩來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所取代，也就是說，作為黨內工作主戰場的經濟建設將拋棄毛澤東的三面紅旗路線，按照另一條路線行進，如果真是這樣，作為制定、實施三面紅旗路線的毛澤東，他還有什麼事情可做？他能不乖乖交出手中的權力嗎？能不大權旁落嗎？要知道，所謂黨內一把手的權力，是用來幹事的，而黨內最高權位所幹的事情無非兩件：制定路線，實施路線。因此，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惟一的翻盤機會，不是怎樣繼續堅持三面紅旗，而是如何炮製一條新的政治路線來取代黨內“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恢復經濟路線，並以實施這條政治路線來取代黨內經濟工作的主戰場。而要實現這樣的翻盤，毛澤東最需要的是什麼？是黨內鐵杆毛派的支持。在毛澤東眼中，林彪無疑就是黨內為數不多的“鐵杆毛派”，而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精彩的講話，就像一針強心劑，使坐困愁城毛澤東頓時神采飛揚，心花怒放。他當即表態：“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

事實上，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不僅給了毛澤東“翻盤”的底氣和信心，更重要的是，林彪成了毛澤東的旗手，林的講話像一杆大旗，將全黨對毛的個人崇拜重新召喚、聚焦在這杆大旗之下，成為毛澤東僅在西樓會議幾個月後就重提階級鬥爭問題、進而通過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進行全面“翻盤”的雄厚政治資本。可見，林彪這篇講話和其本人在毛澤東權力鬥爭棋盤上的歷史作用，是難以估量的。相比之下，如果在廬山會議上有多數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甚至常委為彭德懷挺身而出，仗義直言，而不僅僅是黃、張、周區區三人為彭辯護，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呢？或者在七千人大會上更多的常委、政治局委員以更加鮮明的方式提出三面紅旗的性質問題，毛澤東還會有以更大的錯誤掩蓋前一個錯誤的信心和底氣嗎？可惜，中共高層中具備“光明正大、仗義直言”政治品質的人太少了！這就是毛澤東之所以能一意孤行而暢通無阻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個原則：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王開石先生這樣說：“毛澤東說他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打敗了蔣介石，建立了新中國；一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兩件事，林彪均起了很大作用。沒有林彪在東北的從十萬到百萬的決定性勝利及南下作戰，新中國不知何時建立；沒有林彪堅持抓生產搞建設與“張江”幫對立而“犧牲”，文化大革命不知何時結束——雖然林彪曾支持過文化大革命。林彪輔助毛澤東建立新中國是功，林彪反對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功呢？”這是有兩層意思，其一，林彪支持過文革，是過。然而，林彪也反對過文革，表現在“堅持抓生產搞建設”和反對四人幫而犧牲，因而提前結束了文革，因而是功。比較起來，功大於過，功抵銷了過。王先生的這種看法很有代表性，不僅代表了當前學界中“挺林派”的看法，而且很多普通網民對其也有共鳴。而這個問題之所以牽涉到原則，其一是其中有政治是非，其二是關繫到歷史真相。

我們知道，毛澤東之所以能成功地發動文革，其中起決定性的籌碼，就是全國性狂熱的個人崇拜。但掀起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最大“功臣”是誰？是林彪。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林彪鼓吹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不是一朝即興，而是多年積累。早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林彪就對毛澤東投桃報李，開始製造對毛的個人崇拜。而林彪的鼓吹，不僅有精闢的語言，極致的方式，而且能夠與日常工作融為一體，因而產生了獨到的感染力和號召力。請看，林彪曾多次號召：“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學到手！”“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現在的馬列主義就是我們毛澤東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現時代的頂峰。”不久，林彪又提出了“四個第一”，即所謂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為此，毛澤東“龍心大悅”。1963年11月16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等人的一封信中，充分肯定了林彪的工作，講到林彪提出的“四個第一”時，又一次說：“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毛澤東的這一讚揚為林彪推行“個人崇拜”提供了助力。1964年2月，毛澤東在接見活動中再次讚揚林彪：“四個第一好。我們在以前也未想到什麼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創造，是個發現。”

有人說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實質上，林彪才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真正的旗手。而旗手的作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在這個問題上，一些“挺林派”們因為林彪當慣了甩手掌柜，並一再推辭當毛澤東的接班人，便斷言林彪在文革中是所謂觀潮派，逍遙派，殊不知林彪在文革中實質上是毛澤東的一面精神旗幟，沒有這面精神旗幟，毛澤東的文革幾乎就像失去靈魂一樣蒼白。而文革的活力，文革的張力，文革那摧枯拉朽、雷霆萬鈞的造勢，離得開林彪對毛澤東那鮮活獨到、誇張到極致且不容置疑的吹捧語言嗎？這就是毛澤東為什麼迫不及待且幾乎是霸王硬上弓地將林彪這個“觀潮派”“逍遙派”請上二把手位置的真正原因。可見，林彪在文革中發揮的“正能量”，超過了政治局常委或文革小組中的任何一個人，而且這種“正能量”非林彪本人莫屬，黨內任何政治高手，都是無法製造出來的。

因此，如果說文革是毛澤東一個比三面紅旗更大的罪錯，那麼，林彪在其中承擔的政治責任可以說超過了周恩來、江青和康生。就是說，雖然林彪在文革中所做的具體事情很少，但以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獨到的政治方式，所釋放出來的政治能量是極其巨大的。這才是文革歷史真相和本質的一部分。至於林彪反對文化大革命的“功”，據說是“堅持抓生產搞建設”，不知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之間的內訌，究竟有多少是圍繞“抓生產搞建設”展開的？除了由林彪主持、陳伯達執筆的九大政治報告中着重提到了經濟建設，而這個報告又被毛澤東否決外，林江之間幾次大的衝突恐怕很少是圍繞這個主題的吧。而那個政治報告之所以被毛澤東否決，除了經濟建設提得過多外，恐怕還有一個因素，就是陳伯達起草報告一拖再拖，弄得毛澤東不耐煩了吧。而且這個報告沒出籠就胎死腹中，還沒有和張春橋起草的報告照面呢，談何“鬥爭”呢？為此，就引出評價林彪的第三個原則。

第三個原則：林彪集團的政治性質，究竟是屬於“毛主席司令部”麾下的文革派陣營，還是屬於對抗文革的“反文革”陣營?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之間的摩擦和衝突,究竟是屬於同一政治陣營內部的派系鬥爭、權力鬥爭和利益之爭，還是屬於對文革政治逆流的正義抗爭？或者是將文革危害降到最低限度的政治努力？對林彪集團的政治定性，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來不得半點含糊。政治定性錯了，歷史真相和歷史本質的黑白就被顛倒了。實質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只要舉出林彪事件中那個最基本、最關鍵的歷史事實，就足夠了。

王開石先生說：“林彪以自己死不檢討的方式堅持自己的正確觀點，又有誰能做到呢？毛澤東之下，僅僅一個林彪而已！憑這一點，還有誰有資格批評林彪呢？即使耿直如彭德懷，也還是要檢討自己錯了的，更不用說一些其他的人了。憑這一點，林彪的曲意逢迎、吹捧毛澤東的行為難道不可以一筆勾銷嗎？”

這段話，真是糊塗之至。借問，“林彪以死不檢討的方式堅持的那個正確觀點”，又是什麼？難道不是1970年廬山會議上他重彈的那個“老調”——天才論嗎？不就是他首創的四個副詞嗎？這可是他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全部政治資本。而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之間最大規模的政治鬥爭，或最關鍵的政治鬥爭圍繞的主題，不就是這個“天才論”和“四個副詞”嗎？

我總是弄不明白這樣一個問題，一些挺林派的學者總是認定廬山會議上林彪發起倒張，完全是出於對江青集團干擾中央正常工作、肆意攻擊周恩來行為的制約。而當時中央工作“民心所向”的大局，自然是迅速結束文革，恢復生產生活秩序，注重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結束政治運動，重建法制，促成社會安定。然而，林彪倒張，果真是為了這個“大局”而和江青等人作鬥爭嗎？事情恐怕恰恰相反。

第一，眾所周知，九大以後，毛澤東翦除了心腹大患劉少奇勢力，已經開始考慮全面恢復社會生產生活正常秩序的問題。提出開四屆人大的問題，正是毛考慮這個問題採取的第一個步驟。因為只有首先恢復人大和各級政府，才談得上恢復被文革打亂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而九屆二中全會的原定議程，就是着重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注意到，九屆二中全會除討論修改憲法這項議程外，另外兩項議程都與這個“大局”密切相關，即討論國民經濟計劃和備戰問題。因此，如果林彪真是為了這個“大局”和文革極左派鬥爭，那麼他在廬山會議上的作為就應該是：其一，維護全會三項議程的順利進行；其二，在三項議程中提出自己結束文革恢復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主張和看法；其三，如果“文革極左派”們反對這個“大局”，便和其作堅決鬥爭。然而，林彪卻反其道而行之，偏偏提出了個“天才論”來和“文革極左派”較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我們知道，結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首要條件，就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大幅降溫。文化大革命初中期億萬民眾的狂熱，是燒毀一切社會秩序的烈火，而對毛的個人崇拜，則是燃起這把大火的火種。對九大以後的毛澤東而言，主動為個人崇拜降溫，除了針對林彪集團的一面以外，同樣有考慮恢復社會秩序的一面。因此，張春橋“堅決要求在憲法的條文上刪去文革以來中央文件中的‘標準政治用語’”，儘管有挑釁林彪的一面，但也是對個人崇拜降溫的一條重要措施，有利於“大局”的實現。因此，在這一點上，張春橋無錯，林彪在這一點上向張開刀，委實大錯特錯矣！

第三，九屆二中全會理應是中共結束文化大革命、恢復社會經濟政治秩序的重大轉折點，而林彪身為黨的副主席，在這個會議上拋出天才論，重新升溫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究竟意欲何為？難道想把歷史拉向倒退，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初中期億萬民眾對毛澤東個人的狂熱崇拜？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借用對毛的個人崇拜來搞掉江張等文革禍首。說這樣話的人真是太輕率了，要知道，在人們創造歷史的過程中，歷史的形成是只看行動和效果而不問動機的。而對於中國數千年的皇權專制歷史而言，由皇權核心層的“袞袞諸公”創造的政治編年史，則是這部歷史中的一條主線，決定着這一部歷史中每一個歷史階段的性質和走向。比如唐初的玄武門之變，就決定了大唐王朝數百年的榮辱興衰。因此，對於當時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的林彪而言，他同樣是創造現代中國政治編年史的重量級人物。而且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這樣面對中國歷史轉折的重要會議上，林彪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足可以改變甚至決定整個中國歷史的走向。而林在這個會議上拋出的“天才論”以及燃起的二百名中央委員的“激情”和“怒火”，大有重燃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狂熱之嫌，這種狂熱即便沒有“燒”向全國，在客觀上也的確起到了把歷史拉向倒退的效果。

說穿了，林彪之所以拒不檢討，是因為“天才論”、“四個副詞”是他製造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全部政治資本，這些政治資本一旦被毛澤東抽掉，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一切都完了，為了保護這一政治資本，他不惜在廬山會議上冒天下大不韙，和張春橋實質上和毛澤東決一死戰。而把林彪拒不檢討的動機美化成“堅持抓生產搞建設的正確觀點”，真是可笑之極！

實質上，民間對林彪的同情，大多都屬於對林彪“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可悲下場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