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美式民主的優越性

　　最近終於完成的江胡和平交接，開闢了中共歷史甚至世界共運史上極不尋常的先例。不管人們如何看待中國大陸現行政治制度，這一發展畢竟代表了顯著的進步。

　　與此同時，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卻出現了“民主的倒退”。從各種情況看，俄國和中國正在從相反的兩個方向向類似的政治制度靠攏。這一趨向對未來國際地緣政治的影響，是個有趣的題目。

　　胡錦濤和平接班，令許多人對遷延已久的政治改革產生了新的期許，對此筆者頗有同感。民主相對於專制的優越，是個毋庸置疑的命題。問題是不少人將這一命題絕對化，卻不免與歷史和現實矛盾。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近來甚囂塵上的“印度超過中國”論。去年出差華盛頓，在書店買了最新一期《外交政策》雜誌作旅途讀物，其中便赫然有一篇旅美中印人士合著的雄文，洋洋灑灑地就此大做文章，推銷印度人民黨近年發展經濟的“政績”，其根本論據無非是印度民主制度的“結構性優勢”非中國可比，所以必然後來居上。全文幾乎都是基於意識形態的推理，甚至可說是一廂情願。

　　基於同樣的一廂情願思路，在今年印度國大黨捲土重來的大選前夕，南開大學某位國際政治學者還在新德里宣稱：“國大黨的衰落，必然使印度人民黨繼續坐大，至少未來１０年的印度政局仍將是印度人民黨的天下。　”

　　筆者無意否認印度相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優點，特別是決策過程的參與度和透明度，都是中國學習的榜樣。但是我們切不能因此無視印度民主制度無法克服的“結構性劣勢”，涉及外交、民族、社會、人口四大問題，無法一一詳論。印度的“結構性腐敗”並不亞於目前的中國，而內部的民族宗教矛盾以及無法根除的種姓制度更是遠超中國的巨大發展障礙。甚至有論客把印度經濟發展的瓶頸－－基礎結構建設相對於中國的落後，歸咎於印度的民主制度。

　　再如在印度大片地區，至今存在非常活躍的毛派武裝造反組織，獲得廣泛民眾支持，並且迫使新上台的國大黨左翼聯合政府作出重要的妥協姿態。這決不是經濟即將“起飛”的社會跡象。印度教和印度國內１.４億回教徒日益緊張的關係之外，近來與回教基本無關的阿薩姆地區恐怖大爆炸，更體現了印度的“結構性劣勢”。

　　如果以印度和中國來比較民主和專制制度的優劣有“蘋果比橘子”之嫌，那麼不妨看一下非洲和亞洲的兩個“小美國”的現狀。

　　非洲的“小美國”是利比里亞，由美國釋放回非洲的黑奴後代建立並長期統治，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第一個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從國旗開始，一切制度都照搬美國，曾經是非洲最美國化的政治實體。如今在長年殘酷內戰之後，成為一個標準的“失敗國家”，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包括公開的“人相食”現象。

　　亞洲的“小美國”，自然是美國前殖民地菲律賓，實行的是山姆大叔留下的正宗美式民主。二次大戰結束後，菲律賓正式獨立，其“優越”的美式民主制度，良好的教育和其他基礎結構，以及大筆美援和美軍基地的經濟收益，都絕非其他新興的亞洲國家可比。１９５０年代，菲律賓是亞洲最具活力的經濟，被世界銀行讚譽為未來的經濟強人。

　　這個“亞洲第一民主國家”和“未來經濟強人”，近日卻被英語《亞洲時報》奉為新的“亞洲病夫”。按菲律賓比索計算，其人均國內產值（ＧＤＰ）自從１９８０年以來基本毫無增長，按美元計算反而在下降，公共債務超過全年國內產值的７０％，赤貧人口超過４０％，３８％的家庭沒有固定建築住屋，２１％的家庭沒有電力，三分之一人口靠每天不到一美元的收入生存，等等，等等。一個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如今卻以輸出“賓妹”聞名於世，並成為菲律賓的重要外匯來源。

　　將實行美式民主又主要信奉基督教的菲律賓，與同一地區實際採納亞洲“家長式專制”或“儒家權威制度”的非基督教國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相比，更可以看出民主制度（以及基督教文明）的局限。

　　筆者重申無意否認民主制度相對於專制制度的優越性，只不過這一優越性，不時也需要“實踐的檢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