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遠血案發生之後，我內心很沉痛，想寫東西又不能動筆，因為我不想寫譴責的字句，雖然自己已出離憤怒，但譴責解決不了問題。我想通過經濟的分析，找到答案和方案。我一直在努力尋找包括全能神在內的邪教以及地下教堂的數據，但幾無所獲，這讓我脊柱發涼，因為中國表面上是個無神論立國的國家，但這個國家在歷史上卻屢屢陷入宗教引爆的浩劫，遠有黃巾軍，近有太平天國。這樣一個國家卻沒有建立一個反映宗教信徒結構狀況的大數據庫，這和一個地震頻發的國家卻沒有建立一套地震監控預測和應急機制一樣，很危險很脆弱。

根據基督教傳教機構Asia Harvest早在2002年的估計，全能神彼時便有百萬為計的信徒，時至今日又是一個什麼數目，想想都讓人不寒而慄。中國現在講究金融安全，食品安全，領土安全等等，唯獨缺這一味宗教安全。宗教安全是指一個國家信仰凝聚和傳播的安全和整個宗教體系的穩定。以此為定義，說中國政府對宗教安全的局面失去掌控雖乍聽有言過其實之嫌，但亦離現實不遠。

以全能神為代表的邪教在中國發展迅猛說明中國已經無法再假裝自己是個無神論立國的國家，這種假裝猶如皇帝的新裝。宗教安全的實現不可能通過假裝無神論是主流的掩耳盜鈴方式來實現。我在【昆明暴襲事件啟示錄】一文中提出：“在三個代表思想的指引下，共產黨是否也可以代表擁護中國統一的維族穆斯林呢？是否也可以成為追求中國夢的宗教信徒的信仰平台？黨可以詮釋人民利益，為什麼不可以詮釋古蘭經，放下無神論的窠臼，積極的參與到人民的宗教生活當中，出幾位享譽世界伊斯蘭大學者呢？”現在看來，新疆原教旨主義盛行和漢地邪教猖獗的嚴峻形勢表明中國那種宗教鴕鳥政策已不可持續，執政黨必須從無神論的神壇上走下來，走進普羅大眾的宗教生活當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宗教安全的挑戰應當倚重宗教專家甚至是宗教大學者，只靠精通黨務的政客是遠遠不夠的。

信仰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而宗教是滿足人類這種需求的最基本手段。借用經濟學的思考方式，我們可以把宗教看作是滿足人們信仰需求的產品。長期以來，中國的這個宗教信仰市場實行的都是計劃經濟，供求都要接受政府嚴格的控制，這就導致一個問題，一個無神論的政府居然成為了全國宗教信仰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壟斷者，那麼這樣一種壟斷市場能提供高質量的宗教信仰產品嗎?計劃經濟到頭來就會把消費者逼向黑市，而宗教信仰產品的黑市是什麼呢？那就是漢地的地下教會，邪教，還有新疆的傳播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經文學校。

講到黑市，這裡不能不提前蘇聯的黑市，這個黑市發展驚人，最終導致計劃經濟的崩潰，並為蘇共的貪腐官員提供了海量的貪腐資本，同時又催生了極為強大的俄羅斯黑手黨，貪腐官員和黑手黨篡奪了蘇聯的海量財富，掏空了蘇共，導致了蘇聯的解體。鄧小平偉大的改革使中共在經濟領域避免了蘇式悲劇，但是在宗教信仰市場卻依然推行嚴格調控的計劃經濟，這就催生了巨大的宗教信仰產品的黑市，而全能神就是這個黑市的一部分。

要實現宗教安全，就必須在宗教信仰產品領域實現市場經濟。我們看到實體經濟里，一旦市場經濟完善起來，許許多多的黑市就自行消失了。由此不難看出，宗教信仰產品的市場經濟是對邪教最致命的一擊。但在實現宗教信仰產品的市場經濟之前，執政黨有必要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教義和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創造出一個符合中國國情的完善的宗教理論體系，也就是說中國要湧現出一大批民族主義的世界級基督教及伊斯蘭學者，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牢牢抓住對聖經和古蘭經的詮釋權，獲得宗教主權，並向外輸出宗教影響。歐洲的宗教改革把西方文明推向了世界之巔，中華文明缺乏這樣一場宗教改革，這一課得補。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成為一個有高度宗教自由和宗教主權的政教分離的現代化強國，永遠不用擔心宗教安全失控和受梵蒂岡和麥加的暗中掣肘。

其實要實現宗教安全和不受梵蒂岡和麥加的暗中操縱，最好的辦法就是大力復興佛教，因為中國已牢牢掌握着世界佛教文明的制高點，完全不用仰視他人。遺憾的是，中國佛教在組織結構，傳教機制方面都遠遠落後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已經在管理科學和信息技術的武裝下成為了極為高效的現代化組織，而佛教在這些方面還停留在封建社會。也許有人會講像少林寺這樣的佛教聖地經營得不是很成功嗎？恰恰相反，這正是最大的失敗。宗教的目的不在於謀利潤，而在於滿足人民的信仰需要。如果中國佛教在謀利的商業化路上越走越遠，在信仰傳播上不求上進，中國的信仰市場早晚會被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占領。根據中國宗教問題專家楊鳳崗的數據，到2025年，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基督教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依附於基督教語境的邪教如全能神等也會水漲船高，在歐美已成氣候的一些大的邪教也有了更大入侵空間。

中國要實現宗教安全，必須實現信仰市場的市場經濟，大力復興佛教並對之進行現代化的脫胎換骨式宗教改革，同時要培養出一大批民族主義的世界級基督教及伊斯蘭學者以確保宗教主權。
原文發表於聯合早報

作者：公民經濟學家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