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余大郎在“罕见奇谈”的导读文章，感觉他长期扎在毫无政治智慧的海外民运圈中，对中国问题的基本认识还是十分走样。因此虽然很有些政治灵感的他此前一度曾正确地识别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最终却不能同样正确地去看待今日胡温的政治选择----因此我决心好好从政治上作一番战略分析，开导一下余大郎和其他还不很明白的民主人士。。。且听我慢慢道来----

象我们这些希望中国大陆尽快民主富强的人，眼下最担心的倒还不是中共拒绝政改本身，而是大陆在政治上一潭死水的同时，其经济环境等资源却被贪官污吏们瓜分一空，同时社会道德沦丧、贫富悬殊迅速扩大----因为那样一来的话，即使中国将来民主了，也只能是“一穷二白”，即使选了世界一流的民主政治家上台，面对一个烂摊子也只能“巧妇难为无米炊”。

所以，你说胡温上台后，在政治上可能“向左转”，甚至试图“糅合毛邓”。。。这种前景对民运来说可能更无希望，但就事论事对中国大陆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坏事----只要胡温的“向左转”，至少能够扭转一点贪官污吏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人民财产的局面，至少能让社会矛盾舒缓一些，那么他们改革也好、保守也好，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更好地帮中国人看守了自己已经不多的那点家底----而只要家底尚存，那么将来中国就总是有希望的，看看俄罗斯这几年的逐渐复兴就清楚了。反而民主的到来从历史角度看其实是一件迟早的事情，“磨刀不误砍柴工”么。

出国这么多年，本人政治认识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不那么着急了----更确切地说则是因为我已经看破了红尘：这件事情你急我急大家急，其实根本是没用的，只有水到时方能自然渠成，我们这些人“郾苗”的实力尚没有半点，又怎么可能去“助长”民主呢？

但大陆迟迟不民主，却存在着一个现实的危机，这就是你和很多人都反复担心的：“改革赛跑不过（暴民）革命”----问题是要防止革命的话，加速政改是一条路（注意这条路本身也是很危险的），暂时让社会经济、道德转型步伐放慢甚至回头，好让政治这个上层建筑不至于和经济基础、社会道德太过脱节。。。这难道不也是一条看得见的道路么？难道我们这个社会就一定要从76年到现在不停“赛跑”，非要“跑步进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不可么？！

所以我现在看大陆政治问题的逻辑就是：既然大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已经严重脱节，继续这种状况下去一定会出大问题，那么或者必须加速政治改革，或者必须减缓经济改革，二者必居其一，但就是不能什么都不做----江泽民统治期最大的弊端，也是本人对江泽民最不满的地方，就在于他一边顽固拒绝政改，一边却加速中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进程，同时完全依赖“精英”，根本忽视普通民众。。。这样中国的社会矛盾就在他统治期间迅速扩大了，而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却在同时被迅速瓜分、侵蚀----如果胡温还不改变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中国大陆的危机确实已经不远了，近期的“万州暴乱事件”其实就是一个警号。

胡温上台后，政治改革到目前为止仍然看不到有什么起色，但他们至少已经充分认识到江泽民统治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单方面加速所带来的巨大弊端，并在努力予以纠正。。。如前所述，这虽然看上去是一条“倒退”“反改革”的道路，实际却是避免中国社会大乱、民不聊生的两种必然选择之一----正因为如此，我对“胡温新政”的看法才基本是正面的：毕竟他们可能帮未来的民主中国多保留一点家底。

是的，从民主人士的观点看，胡温如果真的让中国社会走了回头路，那么似乎中国民主的希望就会更加渺茫。。。但即使胡温把中国完全带回前苏联或者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种社会状态（其实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难道就一定比今天中国的现实对未来的民主转型更不利么？----不要忘记，前苏联民主改革的相对顺利，和当时苏联社会的国有经济、道德基础基本完整大有关系：一个连军事政变高官都不敢明目张胆违反宪法、不敢断然使用武力镇压民众的社会，显然要比如今道德沦丧的大陆中国容易过渡到民主得多。同样，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改革刚刚开始前后的中国，实际比今天的中国大陆具备好得多的政治改革基础。。。在社会财富已经大大增加的情况下，就算中国社会真的“走回头路”到那样的年代，难道就一定意味着中国民主希望的幻灭么？

余大郎，其实你和绝大多数民运人士在认识中国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不自觉的误区：这就是过分迷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从而简单地认为：只要大陆的经济资本主义化到了一定阶段，那么由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那么中国的政治转型也就会水到渠成。。。。可是二十年来中国的实践，已经宣告了你们这种认识的失败，因为你们恰恰忘记了：一个极右的专制政权（比如二战后西班牙三十年的弗朗哥独裁，还有七十年代的南美军人政权等等，更不要说德意日法西斯政权了），实际是比一个初级民主社会更适应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正因为这一点，中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进行得越快，实际中国大陆的极权专制就会反有可能更加强化尤其是更加反动，甚至有走上二战前德日意民族主义、军国主义道路的极大危险。

一个过渡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但极右化了的中国，不仅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更加难以忍受，而且对世界和平也是一种极大的威胁----这样的国家将来想顺利过渡到民主制度，其实反而会比前苏联或者毛泽东中国那样的正宗社会主义社会更加困难、更加危险。所以我才主张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从六四镇压以来尤其是江泽民时代中国大陆的这种极右化转型趋势，即使不得不去违心地倾向一个决心“向左转”的保守政权。

其实今天我们要认识清楚这一点并不难，但为什么余大郎等海外民运人士却长期以来一直不能充分认识到中国单方面经济改革带来政治极右化的巨大危险呢？----其实根本原因还在于今日民运（主要是海外民运）的主要组成人员，尤其是那些影响力较大的民运人士，本身就属于今日中共极右派所依靠的“知识精英”范畴----他们其实除了希望中国政治上更民主之外，实际在希望大陆尽快过渡到资本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点上，同邓小平、江泽民、朱?基这些典型中共极右派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说白了海外民运主流同今日中共一样，本质上也是很“极右”的。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看看最近赵紫阳八十五岁生日，海外民运中居然还是鲍彤、严家其这些人在那里领头高唱“赵紫阳是中国改革开放功臣”的论调，却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缺少了政治改革的“改革开放”，其实不仅是中国社会目前巨大危机的根源，也是民运理想迟迟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

谈到这里我正好回过头分析一下余大郎在文章中所特别感到不满的那种“中国离了共产党还真的不行”之所谓“奴性”认识了----其实这种认识对眼下中国人反而再正常不过了：因为今日的中国社会除了“泛中共””（就是中共执政集团本身加上那些支持、依靠中共的社会力量，如民主党派、知识精英等）之外，还真的连半股具备基本政治能力的政治力量（如果我们不计算法轮功这类宗教组织的话）也找不出来。在中国社会一些内乱中涌现出来的那些“百姓领头人”，余大郎想必是不会太看重的，事实上这些人用来“革命”可以，用来“改革”则显然不妥。。。

那么除了“泛中共”之外，估计余大郎唯一在目前寄予厚望的也就是民运了----可民运（主要是海外民运）眼下究竟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我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他们中大部分其实根本属于今日中共同样欣赏倚重的“知识精英”阶层（所以中共才屡屡对这些海外名人伸出橄榄枝，却对普通百姓中胆敢挑战中共的下手决不留情），而且十多年来他们的“精英”意识不减反增（不仅对清水君刘荻等不出名草根民主人士缺乏关怀，而且甚至连每次签名都非要把自己的好听头衔列上不可，名人意识已经到了俗不可耐的地步）。。。因此实际早就不能再代表如今大陆民主改革的最大呼吁和支持阶层：中下阶层百姓了。试想，一个根本失去了群众基础（看看每次数十位“民主精英”带头背书，民主传媒开足马力炒作的“援蒋”“援赵”最后实际签名人数就一目了然）的“精英民主运动”，还可能在大陆人民中有半点号召力么？又有可能成为可能取代中共或至少制约、挑战中共的强有力政治力量么？！

其实和邓江朱可能有很大不同、更在乎中下阶层普通百姓支持的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几乎肯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共会更不把海外民运当一回事，甚至连“一股暖流”那样的橄榄枝也懒得摇了----道理很简单：一个不再属于“精英政权”、也自觉不自觉对“改革开放”开始重新审视了的“新政中共”，自然在感情上就会和海外民运那些当年积极参与“改革开放”的精英们日渐疏离。。。一旦他们最后看明白了：你海外民运也就那么点本事能量，六十多位名人大佬，合起来居然连一封语法上稍微通顺点的公开签名信都写不好。。。胡温中共自然就会从此根本懒得去跟海外民运打交道，只需要把他们和国内“草根民运”一视同仁就可以了。

怪不得余大郎这次回国归来，就马上嚷嚷要中止什么“对话尝试”进程，因为对方根本就对和海外民运“对话尝试”再无兴趣（这也和海外民运当初在拥胡倒江问题上一直含糊其辞不无关系）了么！^-^----反而胡温倒是很有可能准备着手解决法轮功的问题：毕竟人家不仅代表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值得胡温收买，而且人家过去几年来一直很聪明地把江泽民和胡锦涛温家宝区别对待，审时度势的政治智慧根本非一会高喊“胡锦涛江泽民一丘之貉”，一会又集体宣称“胡温是改革开放大业继承人”的海外民运可比。

总之，胡温上台，或者加速政改，或者在政改按兵不动的同时纠正邓江朱时代经济上迅速资本主义化带来的种种弊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不无好处、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不无好处、对未来中国的和平民主转型不无好处----唯一需要真正警惕胡温的，不是他们“向左转”，而是他们只说不做，或者轻描淡写、浅尝辄止。。。最后让中国社会继续沿着邓江朱坚持了二十年的政治改革停步、经济改革快上极右资本主义化道路走下去----那样的话，“改革”可是注定要跟不上“革命”的步伐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