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余大郎在“罕見奇談”的導讀文章，感覺他長期扎在毫無政治智慧的海外民運圈中，對中國問題的基本認識還是十分走樣。因此雖然很有些政治靈感的他此前一度曾正確地識別了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最終卻不能同樣正確地去看待今日胡溫的政治選擇----因此我決心好好從政治上作一番戰略分析，開導一下余大郎和其他還不很明白的民主人士。。。且聽我慢慢道來----

象我們這些希望中國大陸儘快民主富強的人，眼下最擔心的倒還不是中共拒絕政改本身，而是大陸在政治上一潭死水的同時，其經濟環境等資源卻被貪官污吏們瓜分一空，同時社會道德淪喪、貧富懸殊迅速擴大----因為那樣一來的話，即使中國將來民主了，也只能是“一窮二白”，即使選了世界一流的民主政治家上台，面對一個爛攤子也只能“巧婦難為無米炊”。

所以，你說胡溫上台後，在政治上可能“向左轉”，甚至試圖“糅合毛鄧”。。。這種前景對民運來說可能更無希望，但就事論事對中國大陸來說卻未必是一件壞事----只要胡溫的“向左轉”，至少能夠扭轉一點貪官污吏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人民財產的局面，至少能讓社會矛盾舒緩一些，那麼他們改革也好、保守也好，其實歸根結底都是更好地幫中國人看守了自己已經不多的那點家底----而只要家底尚存，那麼將來中國就總是有希望的，看看俄羅斯這幾年的逐漸復興就清楚了。反而民主的到來從歷史角度看其實是一件遲早的事情，“磨刀不誤砍柴工”麼。

出國這麼多年，本人政治認識最大的變化就在於對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不那麼着急了----更確切地說則是因為我已經看破了紅塵：這件事情你急我急大家急，其實根本是沒用的，只有水到時方能自然渠成，我們這些人“郾苗”的實力尚沒有半點，又怎麼可能去“助長”民主呢？

但大陸遲遲不民主，卻存在着一個現實的危機，這就是你和很多人都反覆擔心的：“改革賽跑不過（暴民）革命”----問題是要防止革命的話，加速政改是一條路（注意這條路本身也是很危險的），暫時讓社會經濟、道德轉型步伐放慢甚至回頭，好讓政治這個上層建築不至於和經濟基礎、社會道德太過脫節。。。這難道不也是一條看得見的道路麼？難道我們這個社會就一定要從76年到現在不停“賽跑”，非要“跑步進入資本主義初級階段”不可麼？！

所以我現在看大陸政治問題的邏輯就是：既然大陸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已經嚴重脫節，繼續這種狀況下去一定會出大問題，那麼或者必須加速政治改革，或者必須減緩經濟改革，二者必居其一，但就是不能什麼都不做----江澤民統治期最大的弊端，也是本人對江澤民最不滿的地方，就在於他一邊頑固拒絕政改，一邊卻加速中國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進程，同時完全依賴“精英”，根本忽視普通民眾。。。這樣中國的社會矛盾就在他統治期間迅速擴大了，而整個社會的經濟資源卻在同時被迅速瓜分、侵蝕----如果胡溫還不改變這種情況的話，那麼中國大陸的危機確實已經不遠了，近期的“萬州暴亂事件”其實就是一個警號。

胡溫上台後，政治改革到目前為止仍然看不到有什麼起色，但他們至少已經充分認識到江澤民統治期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單方面加速所帶來的巨大弊端，並在努力予以糾正。。。如前所述，這雖然看上去是一條“倒退”“反改革”的道路，實際卻是避免中國社會大亂、民不聊生的兩種必然選擇之一----正因為如此，我對“胡溫新政”的看法才基本是正面的：畢竟他們可能幫未來的民主中國多保留一點家底。

是的，從民主人士的觀點看，胡溫如果真的讓中國社會走了回頭路，那麼似乎中國民主的希望就會更加渺茫。。。但即使胡溫把中國完全帶回前蘇聯或者中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種社會狀態（其實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了），難道就一定比今天中國的現實對未來的民主轉型更不利麼？----不要忘記，前蘇聯民主改革的相對順利，和當時蘇聯社會的國有經濟、道德基礎基本完整大有關係：一個連軍事政變高官都不敢明目張胆違反憲法、不敢斷然使用武力鎮壓民眾的社會，顯然要比如今道德淪喪的大陸中國容易過渡到民主得多。同樣，70年代末80年代初鄧小平改革剛剛開始前後的中國，實際比今天的中國大陸具備好得多的政治改革基礎。。。在社會財富已經大大增加的情況下，就算中國社會真的“走回頭路”到那樣的年代，難道就一定意味着中國民主希望的幻滅麼？

余大郎，其實你和絕大多數民運人士在認識中國問題上長期以來一直有一個不自覺的誤區：這就是過分迷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從而簡單地認為：只要大陸的經濟資本主義化到了一定階段，那麼由於“上層建築必須適應經濟基礎發展”，那麼中國的政治轉型也就會水到渠成。。。。可是二十年來中國的實踐，已經宣告了你們這種認識的失敗，因為你們恰恰忘記了：一個極右的專制政權（比如二戰後西班牙三十年的弗朗哥獨裁，還有七十年代的南美軍人政權等等，更不要說德意日法西斯政權了），實際是比一個初級民主社會更適應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的！----正因為這一點，中國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進行得越快，實際中國大陸的極權專制就會反有可能更加強化尤其是更加反動，甚至有走上二戰前德日意民族主義、軍國主義道路的極大危險。

一個過渡到資本主義初級階段但極右化了的中國，不僅對普通老百姓而言更加難以忍受，而且對世界和平也是一種極大的威脅----這樣的國家將來想順利過渡到民主制度，其實反而會比前蘇聯或者毛澤東中國那樣的正宗社會主義社會更加困難、更加危險。所以我才主張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防止從六四鎮壓以來尤其是江澤民時代中國大陸的這種極右化轉型趨勢，即使不得不去違心地傾向一個決心“向左轉”的保守政權。

其實今天我們要認識清楚這一點並不難，但為什麼余大郎等海外民運人士卻長期以來一直不能充分認識到中國單方面經濟改革帶來政治極右化的巨大危險呢？----其實根本原因還在於今日民運（主要是海外民運）的主要組成人員，尤其是那些影響力較大的民運人士，本身就屬於今日中共極右派所依靠的“知識精英”範疇----他們其實除了希望中國政治上更民主之外，實際在希望大陸儘快過渡到資本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點上，同鄧小平、江澤民、朱?基這些典型中共極右派是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的----說白了海外民運主流同今日中共一樣，本質上也是很“極右”的。這決不是危言聳聽：看看最近趙紫陽八十五歲生日，海外民運中居然還是鮑彤、嚴家其這些人在那裡領頭高唱“趙紫陽是中國改革開放功臣”的論調，卻根本沒有意識到：一個缺少了政治改革的“改革開放”，其實不僅是中國社會目前巨大危機的根源，也是民運理想遲遲不能實現的主要原因！

談到這裡我正好回過頭分析一下余大郎在文章中所特別感到不滿的那種“中國離了共產黨還真的不行”之所謂“奴性”認識了----其實這種認識對眼下中國人反而再正常不過了：因為今日的中國社會除了“泛中共””（就是中共執政集團本身加上那些支持、依靠中共的社會力量，如民主黨派、知識精英等）之外，還真的連半股具備基本政治能力的政治力量（如果我們不計算法輪功這類宗教組織的話）也找不出來。在中國社會一些內亂中湧現出來的那些“百姓領頭人”，余大郎想必是不會太看重的，事實上這些人用來“革命”可以，用來“改革”則顯然不妥。。。

那麼除了“泛中共”之外，估計余大郎唯一在目前寄予厚望的也就是民運了----可民運（主要是海外民運）眼下究竟是一個什麼狀況呢？我前面已經分析過了：他們中大部分其實根本屬於今日中共同樣欣賞倚重的“知識精英”階層（所以中共才屢屢對這些海外名人伸出橄欖枝，卻對普通百姓中膽敢挑戰中共的下手決不留情），而且十多年來他們的“精英”意識不減反增（不僅對清水君劉荻等不出名草根民主人士缺乏關懷，而且甚至連每次簽名都非要把自己的好聽頭銜列上不可，名人意識已經到了俗不可耐的地步）。。。因此實際早就不能再代表如今大陸民主改革的最大呼籲和支持階層：中下階層百姓了。試想，一個根本失去了群眾基礎（看看每次數十位“民主精英”帶頭背書，民主傳媒開足馬力炒作的“援蔣”“援趙”最後實際簽名人數就一目了然）的“精英民主運動”，還可能在大陸人民中有半點號召力麼？又有可能成為可能取代中共或至少制約、挑戰中共的強有力政治力量麼？！

其實和鄧江朱可能有很大不同、更在乎中下階層普通百姓支持的胡錦濤溫家寶上台，幾乎肯定會發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共會更不把海外民運當一回事，甚至連“一股暖流”那樣的橄欖枝也懶得搖了----道理很簡單：一個不再屬於“精英政權”、也自覺不自覺對“改革開放”開始重新審視了的“新政中共”，自然在感情上就會和海外民運那些當年積極參與“改革開放”的精英們日漸疏離。。。一旦他們最後看明白了：你海外民運也就那麼點本事能量，六十多位名人大佬，合起來居然連一封語法上稍微通順點的公開簽名信都寫不好。。。胡溫中共自然就會從此根本懶得去跟海外民運打交道，只需要把他們和國內“草根民運”一視同仁就可以了。

怪不得余大郎這次回國歸來，就馬上嚷嚷要中止什麼“對話嘗試”進程，因為對方根本就對和海外民運“對話嘗試”再無興趣（這也和海外民運當初在擁胡倒江問題上一直含糊其辭不無關係）了麼！^-^----反而胡溫倒是很有可能準備着手解決法輪功的問題：畢竟人家不僅代表了中國普通老百姓、值得胡溫收買，而且人家過去幾年來一直很聰明地把江澤民和胡錦濤溫家寶區別對待，審時度勢的政治智慧根本非一會高喊“胡錦濤江澤民一丘之貉”，一會又集體宣稱“胡溫是改革開放大業繼承人”的海外民運可比。

總之，胡溫上台，或者加速政改，或者在政改按兵不動的同時糾正鄧江朱時代經濟上迅速資本主義化帶來的種種弊端。。。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對今天的中國社會不無好處、對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不無好處、對未來中國的和平民主轉型不無好處----唯一需要真正警惕胡溫的，不是他們“向左轉”，而是他們只說不做，或者輕描淡寫、淺嘗輒止。。。最後讓中國社會繼續沿着鄧江朱堅持了二十年的政治改革停步、經濟改革快上極右資本主義化道路走下去----那樣的話，“改革”可是註定要跟不上“革命”的步伐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