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科學解壓縮中國文化基礎上的《新理論》，始終不渝地堅信，中國文化是一種絕對科學、先進和優秀的加工文化。不僅可以讓被這種文化加工出來的中國人，變得聰明、智慧和能力超強；更可以為他們提供認識、解釋自己社會發生的一切現象或問題、甚至解決辦法的提示、啟發，而且放之四海皆準，沒有例外。只是因為內容太過豐富，已經超出一般人大腦記憶容量的極限。從而採用了現代電腦高科技才能實現的“壓縮技術”，成為獨一無二的“壓縮文化”。可惜的是，從古代的所謂聖賢讀書人開始，卻由於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緣故，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出於自私貪婪的天性，有意無意地予以“胡亂解壓縮”。更在“天性墮落的自由落體運動”分力影響下，產生了“差之毫厘謬之千里”的方向性偏差和累進效應。時至今日，已經造成跟傳統文化價值觀“背道而馳”的事實，結果反而“因福得禍”地、從負面造成比一般高等動物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惡劣的後果（比如“全民一起向錢（或GDP）看”導致普遍而嚴重的貪污腐敗現象）。以至於讓中國人和中國政府，不但要背“文化落後”的黑鍋，反而成為高等動物羨慕嫉妒恨的目標或眾矢之的，更讓中國社會處於內憂外患的兩難處境之中。處於“里外不是人”的尷尬之中。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呢？

其實真正的原因，就是因為迄今為止的中國人（包括基層民眾和掌握主流話語權的精英讀書人、以及他們的領袖），始終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中國文化，更沒有憑藉它形成一個完整而可以如自然科學理論般“以理服人”的社會理論系統、和與之相適應的語境。反而不幸被孔子所言中，落入“言不正則名不順、名不順則事不成”的因果循環之中。最後還是只能一次次重新回到“說對話做錯事”的老路，一再拾回“以力服人”的手段或統治老套路，而不得不“飲鴆止渴”般，重蹈“歷史周期律”的覆轍。

而如果不是“代表少數精英利益的統治集團”的格局太小、境界不高。在一個政權或時代的後期（比如當前），客觀上一味急功近利地“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陷入“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被動、不作為（甚至亂作為）局面。更錯失了讓自己真正崛起的機會。因為當前身處國際亂局的中國，完全應該抓住這個“時勢造英雄”的機會，果斷出手。帶頭批判並徹底摒棄西方建立在“獸文化和叢林法則”基礎上、只配在禽獸堆里使用，並且要靠“以力服人”的肉體戰爭手段來維持的遊戲規則。同時再以科學解壓縮後的中國文化，為全人類社會建立一個可以“以理服人”、且只有人類社會（不是動物叢林世界）才有資格並配得上用的“遊戲規則（普世價值觀）”和相適應的語境。讓真正的中國文化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中，最後完成“舍我（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其誰”的天命--天下大同，一個最激動人心、鼓舞士氣，並值得所有人（甚至全人類中的有識之士而不是高等動物）為其“拋頭顱灑熱血”的目標。在思想精神上解放全人類的同時，解放中華民族自己！

其實現手段或方法，就是根據寓言“農夫與蛇”以及“東郭先生和中山狼”的教訓，以及“鬼怕惡人”的客觀實踐經驗總結。在一個因錯誤社會理論和叢林法則誤導，而形成的、如禽獸般“鬼魅魍魎當道”的動物叢林世界（國際社會）中，讓中國成為《有理的惡人》。也就是『在反思、檢討“東郭以及農夫思維”教訓的基礎上，根據傳統文化“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啟發，先通過以力服人的惡人之道，最後靠科學解壓縮後的中國文化，來示範並推動實現以理服人的“王道”』

這絕對不是“站着說話不腰疼”般不負責任、甚至蠱惑人心、紙上談兵或譁眾取寵式的胡說八道。而是暫時處於“旁觀者清”地位的科學《新理論》作出的，經得起推敲質疑或實踐或歷史檢驗、甚至公開挑戰的，有理有據的判斷。並且認為已經具備可以付諸實踐的主客觀以及物質條件的實力。唯一需要果斷作出抉擇的，就是13億中國人民及其領袖，必須在『情願要“自己不怕死”，以取得“狹路相逢勇者勝”的效果；或一味苟且偷生地想妥協，反而讓“別人不怕要自己死”的屈辱現實中，作出選擇』這本來就是當年毛澤東或蔣介石這兩位“偉大的惡人”，同樣要考慮、選擇的問題。值得我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