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顧准在文革期間對秦制官僚機構的原因與後果的簡單分析。

1． 從殷王朝開始，手工業就是王家手工業。（老土插話：中國國營計劃經濟自古就有，比蘇聯老大哥早得多。）

2． 我們的官僚機構發達的很早。（老土插話：中國是官僚制度的故鄉）周成王時代金文，有“卿士寮”，有繁複的宮廷官制。《周禮》__周官制，雖然是秦，漢，戰國諸國官制的雜湊，但顯然也包含着周官制的某些成分。

3． 也許周代的官僚機構，也還不足以徵集“王畿”的稅款，所以王畿之內也有卿士采邑（據說不是世襲的），至於王畿以外，當然只好交給諸侯了。正是因為管理技術還不夠發達，所以我們的封建制來的很早，戰車時代就有“x乘之家”，“x乘之國”。但這裡的關係，僅僅是管理技術；（老土插話，注意不是契約關係，所以不同於歐洲封建制。）還有，戰爭的緊迫性還不太厲害。戰國時代征戰頻仍，戰爭逼迫郡縣化和集權化，官僚機構愈勢發達,到秦時，地處關中的秦政府已在管着偌大一個中國的財政，民政，刑法，更不必說軍隊了。

4． 一旦官僚機構發達起來，任何軍事技術的應用，都不會引起什麼社會變革了。

摘自顧准對其譯著《馬蹬與封建主義----技術造就歷史嗎？》一書的評論

中國的官僚是專制制度的產物和既得利益者，官僚集團天生擁護中國的專制主義，是阻礙中國社會變革的最強大力量。時至今日，中國仍然是由官僚管理的黨中央集權國家。

這裡有一個我認為是重要的問題：論點4指的是秦制下的官僚機構，洋務運動的失敗也是支持論點4的典型例子。但是論點4對今天披着共產黨外衣的官僚集團還適用嗎？畢竟顧准沒有活到中國GDP高速發展的年代。他也不可能預見互聯網技術。那麼，最新的互聯網技術能夠改變中共的官僚機構從而在中國創造社會變革的奇蹟嗎?（確實有人把中共的倒台寄託於互聯網。）如果論點4在今天的條件下仍然成立，那麼無論中國的經濟如何發展，如何引進模仿世界上最先進技術，都不會引發觸動官僚利益的政治改革。互聯網技術能否衝破專制制度的束縛目前還是個問號。很多右派也認為，鄧小平以來中國的政治制度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進步。那些什麼四個堅持，幾個不搞，不走邪路等等的政治宣言就是證明。如果論點4在今天的條件下不成立，那就是說中國可以在中共（官僚集團）的領導下，也就是在維護現有體制的條件下通過先經濟後政治途徑最終完成中國政治制度現代化的轉變。經濟決定論或者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仍然被不少人視作真理。中共也確實企圖通過經濟發展解決許多社會矛盾,包括所謂的執政合法性。

本人認為，30年以來經濟的發展並沒有產生追求憲政民主的中產階級。既然經濟的改革與發展是由官僚集團主導，那麼必然是礙政治改革的官僚資本主義(也有稱利益集團)的崛起。

當然還有一種觀點，秦制與儒家學說的結合有巨大的優越性和頑強的生命力。它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的漢唐盛世，康乾盛世。

它最終同化了文明程度落後於漢族但對漢民族取得軍事勝利的異族侵略者；蒙族的元朝滿族的清朝，是“我們”最闊氣的朝代。它是改革開放前30年還可以找出來的亮點的原因。特別是造就了中國近30年以來GDP的高速發展。現在的任務不是批判秦制與儒家學說，而是在中共的領導下把儒家學說發揚光大，把秦制（官僚機構）更加完善。這種觀點非常符合當下中共的許多所作所為。比如遍地開花的孔子學院。順便說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雖然左右兩派在專制與民主的立場上涇渭分明，但在鼓吹儒家學說方面卻經常有共同語言。

盛世是需要條件的，而且條件很苛刻。能與唐太宗相比的皇帝幾千年以來有幾個？從時間跨度上說，盛世年代與幾千年時間相比就是個小概率事件。說盛世只是專制制度的個別現象應該並不為過。中國歷代王朝的興衰都證明，專制制度與維護專制制度的各種學說解決不了官僚集團一代勝過一代的腐敗，中共有可能成為例外嗎？不管怎麼說，江澤民以來幾乎失控的貪腐說明中共目前還沒有成為例外。

回到習近平的反腐。這是目前中國政治生活的最大亮點。反腐最終將把中國引到何方？習李王新政不但要解決官僚的貪污腐敗，還要解決官僚的昏庸無能尸位素餐。習李王新政能夠讓官僚集團改邪歸正嗎？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皇帝與貪官集團的鬥爭都以皇帝失敗而告終。即便是毛澤東也拿官僚機構沒有辦法。我認為，毛澤東並沒有忘記延安窯洞對“民主”的承諾。

關於反右，我比較認同廖蓋隆（文革前中宣部理論處處長）的觀點。反右一開始並不是陽謀。毛澤東確實想通過民主人士的批評解決解放後日益嚴重的官僚主義問題。但是事態的發展遠遠超過他的預想。知識分子的力量太小了。他們的批評建議導致以劉鄧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兇猛的反撲。毛澤東只能妥協，翻手為雲將“右派”打入十八層地獄。

同樣，雖然文革給中國造成巨大災難，但也不能簡單的把文革理解為毛澤東僅僅是為了爭權奪利的陰謀。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踢開黨委鬧革命，砸爛舊的國家機器，老中青三結合，xx公社，革命委員會等等文革時期曾經風靡一時的口號，清楚的表明毛澤東企圖通過底層民眾的力量解決官僚主義的問題。對於文革的理論與實踐，毛澤東應該做了多年的思考與準備。以劉鄧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其實是受到了不宣而戰的突然襲擊。雖然官僚集團一度被造反派（暴民）斗的七零八落，但是文革的發展更是遠遠超過毛的預期。最終還是毛失敗了，官僚集團勝利了。當然，無論是反右時期民主人士的批評建議還是文革時期群眾的造反，都必須得到“皇帝”的恩准，與發源於希臘羅馬的西方多黨制民主毫無共同之處。

鄧小平時代，胡趙在鄧的有限支持下推動經濟改革並且試圖進行政治改革，遭到以陳云為代表的官僚集團的強烈抵制。政治上，他們不能容忍知識分子對一黨政治的挑戰，經濟上，他們不能容忍老百姓個體戶先富起來。胡耀邦即便沒有“鄧小平退休”的把柄，他的下台也是必然的。

在胡耀邦去世以前，北京就發生過多起大學生反對官僚腐敗（尤其是官倒）的示威遊行。隨着天安門的槍聲，中國自文革以後積累起來的黨內外對抗官僚集團的民主進步力量損失殆盡。北京坊間存在一種說法，最希望學生堅守天安門廣場的是開槍派。(柴玲是事實上的幫凶）。文革的結束意味着不可能再有最高統帥支持鼓動群眾造反的方式制約官僚，而六四悲劇則意味着以知識分子為主的非暴力抗爭道路也被堵死。官僚集團這次的勝利使他們可以前所未有的為所欲為，官僚集團的丑劣不堪發揮到了極致。官僚集團由於後來主流知識分子的加入而空前強大。

所以，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必然演變成官僚先富起來。三個代表其實就是政治經濟知識三類官僚結盟的政治宣言書。悶聲發大財就是官僚悶聲發大財。胡溫的不作為就是對官僚的胡作非為聽之任之。一句話，官僚集團強取豪奪了經濟發展的最大紅利。官場的烏煙瘴氣象霧霾一樣污染了中國社會各個階層。悲觀的學者認為，中國最可怕的還不是官僚的腐敗，而是全民腐敗。習近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接班總書記的位置，他確實接了一個爛攤子。人們當然有理由懷疑，習王的反腐仍然是治標不治本，而習李提出的所謂混合所有制改革仍然會演變為官僚集團侵吞國有資產的盛宴。

雖然絕大多數官僚都是機會主義者，但是官僚集團中也可以出現考慮統治階層長遠利益的政治家。這是我在初中時就受到的教育。習近平能否成為政治家還不好說，但他考慮的確實是中共長遠的利益。

資中均發問，是為人民還是為政權？習近平當然也是為政權。話說回來，這個世界上還沒有為人民的政權。追求一個為人民的政權，幾乎和追求共產主義一樣只能是美好的夢想。

習近平首先得保住自己的權力地位，打虎還得自身硬。他必須集中權力。中國不需要也不可能再有皇帝式的絕對權威，但是不能沒有權威，否則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甚至無政府狀態。諷刺他是習澤東沒有什麼意義。趙紫陽也曾經熱衷於新權威主義。真正令人噁心作嘔的是當年對江澤民的吹捧。習近平集中權力是手段，反腐（至少近期）是目的。而江澤民反腐，不過是排除異己的手段，貪權是其目的。

如今的世道，仍然是右傾是立場問題，而左傾僅僅是方法問題。所以習的政治立場一定是偏左。他不能落得胡趙的下場。政治立場不能光靠耍嘴皮子，“是驢是馬拉出來溜溜”。所以高瑜之類的持不同政見者也就難免被抓。

習近平強調不能用後30年否定前30年（這個口號似乎是朱佳木最先提出）。這並不是表明他想替文革翻案。他不想增加施政的阻力。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不爭論

習近平終於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也不必過高評價其意義。這畢竟只是反腐級別的提高，而不是制度上的突破。況且，已經近似於黑手黨的周永康集團不僅對習政權，對中共整體的穩定也是巨大的威脅。不拿下周永康，習頂多就是個兒皇帝，隨時下台的風險更大。用某位網友的話說，這也是逼上梁山。

習近平的任務是艱巨的，要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能否在紅二代雲集的金融界反腐，是對習近平“壯士斷腕決心”的重大考驗。時至今日，反腐還沒有邁出制度改革的第一步，但官僚集團許多方面的腐敗已經合法化制度化了。比如，他只能禁止豪華級別的三公消費。那麼不喝茅台酒的准豪華工作餐，不住五星級賓館的准豪華會議等等就可以被頌揚為遵紀守法甚至廉潔奉公。又比如，央企的壟斷是滋生各類腐敗的溫床，而解決央企的壟斷是一個比解決常委級別的老虎艱巨多的任務。國內已經有學者在官媒上發表文章，認為解決央企的壟斷是一個很難完成的任務。拿下貪官只是解決中國官僚腐敗問題的最容易的一步，畢竟，這並不觸動官僚集團整體的利益。從悲觀的角度，很可能多數大老虎包括他們的子子孫孫永遠是安全的。

不要說延安時期，解放初期，即便是八十年代官僚集團的道德水平也絕對回不去了。

那麼我們寄希望於什麼呢？

美國一位長期研究中共問題的專家黎安友（英文名字忘了）認為，中共有自我修復的機制。反腐搞得如此如火如荼，說明中共的自我修復功能還有生命力。那麼，這種自我修復機制具有政治改革的力量嗎？如果政治改革目前還不可能，那麼我們把這個問題後退一步，中共能夠在黨內民主的問題上“膽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嗎？我知道，這是一個老掉牙的觀點，也是一個一直被批判嘲笑的觀點。何況，這種黨內民主目前還只能靠“好皇帝”逐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