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文革“夢魘”成為某些人的“夢想”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8月28日15:02:5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作者博客 2014-08-29 國家的力量是巨大的，當國家想掩蓋一種罪行的時候，無論多麼深重的罪惡，都極易被“集體遺忘”，因為“遺忘”是人類最無可救藥的天性之一。 米蘭. 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了人類道德墮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遺忘、即回歸的不存在：這樣，“對希特勒的仇恨終於淡薄消解，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裡，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 國家的力量是巨大的，當國家想掩蓋一種罪行的時候，無論多麼深重的罪惡，都極易被“集體遺忘”，因為“遺忘”是人類最無可救藥的天性之一。 的確，人類總想擺脫歷史的重負而輕鬆自在。但是，當擺脫一切歷史記憶之後，“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運動自由而毫無意義。”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原因所在。擺脫歷史記憶，生命將變得毫無意義。而千千萬萬無辜的死難者，將被歷史迅速遺忘，最多化為“歷史教科書”上一小段無足輕重的文字或幾個乾癟枯燥的數字。而這些抽象字符背後所凝縮的生離死別、血淚生命，則是後人所難以體會的。 一 近年不時讀到一些有關“知青”的回憶或敘事，其中不少總使我心頭不禁微微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時間，一樁並非只與極少數人有關、因此決非撲朔迷離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萬戶的歷史事件，而且這千百萬“當事人”現在還都“正當年”的時候，這幅歷史圖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甚至遺忘了。 在文革中達到高潮的上山下鄉運動，在近十年的歷史中把數千萬青年從城市“趕”到農村，在人類歷史上的確是罕見的。在當時，這無疑是不得不為之舉，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沒有出路的出路”。因為文革的巨大浩劫使當時的經濟已瀕於崩潰，根本無法容納這些不斷增長的就業人口，雖然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將此說成是為了“反修防修”。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被迫到農村去的，甚至連選擇插隊地點的自由都幾乎沒有。這種強制性政策異乎尋常地嚴厲，反對、牴觸就是“破壞偉大戰略部署”，罪可入獄;若“情節特別嚴重”，甚至有殺身之禍。對涉及到自己終身命運的如此至關重要的問題，自己居然沒有絲毫髮言權。人，對自己人生道路最基本的選擇權就這樣被殘酷地徹底剝奪。因此，這也是當時政治上專制到極點的體現。這一“運動”改變了無數青年本應光明順直的人生道路，牽涉到千家萬戶，造成的人間悲劇難以勝數……只有根據這方方面面具體的歷史內容，而不是根據某些自欺欺人的“說法”將具體的歷史事實、內容抽空，才能對這一運動作出正準的定位與評價，才可能使人對歷史進行深刻反思，警惕悲劇的重演。 然而，現在不少文章卻都“好了傷疤忘了痛”，在熱烈地謳歌當年的所謂“理想”、“火熱的場面”，大談“青春無悔”、“青春的夢想”……其實，離城前諸如手捧“紅寶書”在領袖像前宣誓、表決心的“火熱場面”都是精心安排的，更多的是親人間生離死別般哭成一片。而且也並非後來回城時才你爭我搶，開始，每屆畢業下鄉前還都有百分之幾的留城或參軍名額，為爭這微乎其微的名額就已經達到不擇手段的白熱化程度。當然，只有家庭出身好的“紅五類”才有爭鬥的資格。後來為了“好做工作”，除少數參軍者外乾脆“一片紅”，一鍋揣全下鄉。下鄉後，生活十分艱苦，精神普遍空虛苦悶，回城的爭鬥當然更加殘酷，一些女知青甚至慘遭權勢者凌辱。凡此種種，簡直不堪回首。這不是青春的夢想，而是青春的夢魘。 然而，重要的是，“夢魘”如何變成“夢想”了呢? 當這場夢魘剛剛結束時，“知青文學”勃興，從文學的角度看或還稚嫩粗糙，但卻真誠，並且幾乎都可當作信史來讀，竹林的《生活的路》、葉辛的《蹉跎歲月》、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都是其中代表。恕我多說一句，其實被稱作“回鄉青年”的廣大農村青年命運更加坎坷，更值得詳細描寫，但他們更無“話語權”，除了路遙的經典之作《人生》，有關他們的小說確實少而又少。然而外在環境幾經變化，“文革/知青”嚴酷面的表現受到的障礙越來越大，“文革/知青”純情面的表現卻暢通無阻;隨着時光流逝，這些更加速了對嚴酷的遺忘、加強了對純情的記憶，鄉親的淳樸、美麗的大自然、知青間生活中的互助……這些當然是永遠使人感懷的美好事物。但一批批媚上又媚俗的出版物精明巧妙地利用此點，以此大大稀釋甚至取代了更為本質的嚴酷的現實，終於營造出符合某種要求、且使後來者容易信以為真的“美麗的夢想”氛圍。一些成功者得意於自己的“劫後輝煌”，全不在意這種成功是以千百萬同代人的犧牲為代價的。多數知青經過種種鬥爭才得以返城，此時已老大不小，城市已無他們的位置。做的是最“卑微”的工作，許多人因與弟妹共擠一房而矛盾重重……最後，又早早下崗。然而，現在少數所謂“劫後輝煌者”的歷史正在取代絕大多數普通人的命運，形成有關歷史的“主流話語”。整整一代人的苦難，全都化為烏有，全都白白浪費……那些自鳴得意的“輝煌者”，實際是在拍賣苦難。對多數“知青”來說，也根本談不上“青春無悔”，因為只有自己主動選擇之事才足以言悔或不悔;對不能不選的“選擇”，何悔之有? 歷史能如此輕易地被忘卻，被塗抹，着實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德國和日本對戰爭的不同認識，說明主流話語對人們遺忘什麼、記憶什麼的掌控力之強。近在眼前的當代史尚且如此，那千百年前的古代史又如何說得清，道得白?這樣，我們不能不追問：歷史是什麼?以“求真”為鵠的之史學的根基何在，這“真”果真是求得到的麼?那麼，真、假、善、惡在歷史中還有區別嗎?再進一步說，史學家生命的意義又是什麼? 倘謂“歷史”本無真實，全憑各自心造，那我只能說，竹林的《生活的路》、葉辛的《蹉跎歲月》、梁曉聲的《今夜有暴風雪》、老鬼的《血色黃昏》、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李晶、李盈姐妹的《沉雪》等等，“文學性”雖各不相同，但都是令人敬佩的“良心”之作，願其久久為人珍視。 二 歷史學的最基本的學科規範、學術要求是“無徵不立”。所謂“徵”，主要是歷史文獻，沒有文獻，便沒有依據。所以，任何事件、人物、社會運動、生活方式只有形成文獻，才能進入“歷史”，才能成為“歷史”。如果沒有成為文獻，這些事件、人物、運動、生活在“歷史”上便不留痕跡，等於沒有發生，等於不曾存在。就這一點來說，歷史是殘酷的，也是勢利的。因為它記錄下的通篇都是帝王將相、英雄豪傑、叱咤風雲的“大人物”，而“芸芸眾生”則很難進入歷史。因為“引車賣漿者流”原本就不會寫，他們的喜怒哀樂、衣食住行……真實生活很難被記錄，即便偶有成文者，也難以被刊載，無法成為“文獻”。然而“社會生活”卻正是由這些不被記錄、數也數不清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組成的。而且，實際生活中更多、更普遍的“生活場景”沒有也很難有文獻記錄，所以僅有文獻資料遠遠不夠。因此，寫出真實的經歷，把真實的歷史留給後人，是每個“過來人”的責任。 但令人遺憾的是，由於這些不被歷史記述，無法被歷史表現，所有這些正隨着時間的流逝而與那段生活一起被人忘卻。當真正的生活被忘卻時，一種虛假的“過去”便乘虛而入。有人出於種種目的，虛構關於那段歷史的“光榮”“崇高”，以“激情”“崢嶸”來概括那一段浩劫，甚至以歷經“苦難”後的個人的所謂“成功”“輝煌”，來為苦難本身、苦難的製造者塗抹一番，甚至歌功頌德。 “通過苦難，走向歡樂。”這是西方樂聖貝多芬的名言。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是中國先哲孟子的名言。 古今中外，關於“苦難”的種種格言舉不勝舉，數不勝數。因為“苦難”似乎具有一種神奇的效力，凡能經過它的磨難而未被壓垮者，往往或更堅強、或更成熟、或更沈毅、或更能幹、或更勇敢、或更純粹、或更高尚……所以與避害趨利的人類一般本性相反，一些優秀分子甚至因此產生一種苦難崇拜，以苦為榮，以苦為樂，赴湯蹈火，無所畏懼，真正做到臉不變色心不跳。在不少宗教中，都有“苦行僧”以自虐作為修煉的手段和虔信的證明。有人說這種“苦難崇拜”是種變態，這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無論如何更應該承認“苦難崇拜”畢竟是一種偉大，是一種崇高。人們無權、也不應當責備芸芸眾生的避害趨利;但同樣無權、也更不應當嘲諷少數勇者的“自討苦吃”。二者相較，“苦難崇拜”畢竟更為難得，因而更值得珍視。 這種“苦難崇拜”在俄羅斯文學中表現得最為豐富。《怎麼辦？》中的拉赫美托夫堅持睡帶釘的床板，以磨鍊自己的意志。《門檻》中那位俄羅斯女性，毅然決然跨進“痛苦之門”永不反悔。自覺自愿迎着暴風雪，走向茫茫的西伯利亞，甚至成為俄羅斯精神的象徵。 不過，他們雖然“崇拜苦難”，但崇拜的是“受難者”而不是苦難的製造者。他們更不會因為“苦難”使人“百鍊成鋼”而昏頭昏腦、卑躬屈膝地向沙皇、沙皇制度這類“苦難製造者”大唱讚歌，曲意逢迎。同樣，中國的“革命前輩”也以爬雪山、過草地、釘竹籤等等自豪。正是在這煉獄般的考驗中，他們成為“一代風流”。但他們在懷念、謳歌那一段歲月和經歷的時候，決不會以這種輝煌來美化、頌揚長征的“圍剿”者、“圍追堵截”的幾十萬大軍及監獄的打手和獄卒。 因為他們“崇拜苦難”是“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是為了使人不忘記苦難和苦難的製造者，使人對此永遠保持警惕，是為了神聖的事業和崇高的理想，不是為了牟利而“拍賣苦難”。 只有為了“拍賣苦難”，才會不顧事實、不顧邏輯、利令智昏地歪曲歷史，置千百萬“知青”曾有過的悲慘遭遇、被踐踏的青春、無數家的悲歡離合於不顧，費盡心機地以受難者歷經磨鍊後的輝煌來為苦難製造者塗脂抹粉、百般辯解、洗涮罪惡、無恥獻媚，使人們忘記苦難、忘記苦難的製造者，從而為自己獲得一張拍賣執照。好一兩兩、一斤斤、一篇篇、一本本、一集集順順噹噹、平平安安地把“苦難”當作流行來拍賣。既顯示了自己的所謂“輝煌”，又牟取了實實在在的厚利。這就從根本上背叛、褻瀆了苦難，背叛、褻瀆了歷史，背叛、褻瀆了千百萬受難者，也背叛、褻瀆了自己。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靈魂的賤賣。 這裡，不能不使人想起 鄧拓先生當年所說的要“專治‘健忘症’”，確實大有遠見，大有深意。為了與“遺忘”作鬥爭，他付出的代價卻是自己的生命。 為了死者，更是為了生者，請記住人類、國家、民族和自己的苦難與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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