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但凡改革都会遇到各种困难与阻力，如新旧观念的对立、“左”右势力的博弈、各种利益集团的抵制等等。但比较起来，在影响和阻碍当今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诸多阻力中最大的拦路虎非利益集团莫属。因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然带来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进而触动利益集团的固有领地，势必招致既得利益集团强力抵制。因此，加强对利益集团联手抵制改革风险的科学评估与防范，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新一轮改革的成败得失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中国的利益集团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进步，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如因改革开放而得利、现在却极力抵制进一步改革的利益集团就是其中之一。

何谓利益集团?源自政治学意义上的“利益集团”一词原本中性，一般是指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共同目的而集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社会集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指出：“凡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愈来愈多的利益集团和组织”。利益集团可分为特殊利益集团与公共利益集团，本文所讲的利益集团，是指那些抵制中国进一步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团，可以简单地界定为对公共权力和资源享有支配权的部分人或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或利益联盟。

当今中国有不有利益集团?按常理来说，中国是一个政治制度上实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经济制度上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应该出现利益差别很大的各种利益集团。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转型，尤其是市场经济取向的确立，加上新旧体制改革不到位，事实上出现了各种利益差别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广泛遍布于政界、商界和学界等各行各业各领域，形成层峦叠嶂的“利益矩阵”。这些利益集团从宏观划分，取得广泛共识的是“三大利益集团”说：以某些腐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集团、以某些腐败官员掌控的国有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集团、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集团。从微观划分，主要是“七大利益集团”说：一是某些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二是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三是某些国有垄断企业及其高管，四是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五是房地产开发商，六是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家，七是依附于利益集团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

利益集团是怎样形成的?大体来看是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而逐步形成的，也是社会转型、体制改革和利益分化的综合产物。其形成路径具有多样性：一是权力扩张型，在经济市场化不够充分时，官员很容易借助公权力扩张自身利益，成为利益集团的核心;二是体制漏洞型，利益集团抓住体制转轨中的漏洞，将权力与市场手段交替或结合使用，获得对土地、矿产等重要行业的支配权;三是国有企业垄断型，很多国有企业片面利用国家的特殊扶持政策，将部分应当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

利益集团形成后有何特点和影响力?一般认为其具有内生于权力、行政性垄断、形式合法化、利益排他性、法理非正当性和形态模糊性六大特点;它们主要通过介入立法环节、参与政策制定、寻求政府代理人、利用既定规则、寻求学界代理人和影响大众传媒六种途径发挥影响力。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之所以各种矛盾问题日益凸显，人民期盼的各种改革很难推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种利益集团强力抵制、扭曲、甚至窒息了改革。

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段强力抵制和危害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调整，但最初的改革主要是革旧体制之弊，凡属旧体制束缚的人几乎都是受益者，相对来说阻力就小得多。而这次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啃硬骨头”、“涉险滩”的攻坚克难阶段，除了继续革除旧体制之弊端外，更要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所获取的许多不当利益，因而既得利益集团就成为继续深化改革的严重障碍。毋庸讳言，利益集团拼命阻挠改革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随着新一轮改革力度的加大，利益集团正在联合各种不同领域的既得利益者强力抵制全面深化改革的进行。各种利益集团基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潜规则，必然联手强力抵制影响其既得利益的各种改革，这种联手抵制改革形成的巨大阻力远远超出一般人的心理预期。因此，只有对利益集团联手强力抵制改革的阻力作出科学评估，才能有针对性地防范风险，并最终确保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突破利益集团这个最大“拦路虎”所设置的重重利益藩篱。

利益集团为维护其既得利益，不择一切手段联合起来拼命抵制改革 

一是商界利益集团利用经济利益手段影响施政者，绑架改革措施，使有利于社会全局和长远利益的改革举措出不了台或延宕出台，甚至使已实施的改革措施发生变异，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诸如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难以出台、利率市场化改革难以推进、高速公路收费改革难以开展等等，其背后都有既得利益者反对和干预的影子。

二是政界各级利益集团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与资源，将党从全民利益出发制定的改革决策和举措实际导向于各种利益集团，造成中央许多改革决策和举措出现“肠梗阻”，严重侵蚀公共权力与公众利益。诸如前几年房地产市场“越调越涨”的怪圈，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土地财政的自身利益，罔顾民众的住房困难，一再将中央的调控政策化解于无形。最高决策层希望借助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富民强的终极目标到了地方，一些党政部门决策人与各种利益集团沆瀣一气，最终沦为既得利益的保护者和分赃者。

三是附庸于利益集团的某些学界精英利用自己的话语权优势，通过刻意曲解、蓄意误读改革决策，混淆视听，表面上高喊改革口号、高举改革旗帜，暗地里却行背弃改革、抵制改革之实。具体做法是：其一，利益集团以高薪聘请某些知名学者以所谓“学术讲座”、“调研报告”、“咨询建议”影响决策者，拖延和阻挡改革措施的出台;其二，利益集团通过与某些学术“精英”结盟，在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在理论上抢夺对改革的解释权与传播权，压制宣传改革的力度与深度，以降低社会对改革的期待与热忱。

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为确保他们的既得利益，必然会抵制对现有利益机制的改革。一种利益集团的抵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各种利益集团的联手抵制，尤其是政商利益集团联手抵制改革的行为如果任其发展蔓延下去，当前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不仅不能顺利推进，甚至有可能使其前三十多年积累起来的改革现有成果丧失殆尽。

为什么说利益集团是全面深化改革最大的“拦路虎”?

毫无疑问，改革之路已无坦途可走而是布满艰难险阻，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然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固有领地，从而引致利益集团反戈一击，千方百计“阻梗”改革。之所以断言利益集团是继续深化改革最大的“拦路虎”，其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与新旧观念的对立、“左”右势力的博弈等其它妨害改革的困难因素相比，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大、危害更甚、影响更恶劣。它们之所以敢于或明或暗地抵制改革，就在于它们手中掌握着权力和资本这两大利器。权力与资本的苟合催生出特殊利益集团这一“怪胎”，使其先天便具有了抗衡改革的巨大能量和底气。

二是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回到改革开放以前，也不想继续进一步改革，而是希望固守现状，在改革的“胶着”状态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因为它们认为“回到过去”便是倒退至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意味着无计可施、无利可图;“走向未来”则是走向充分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也意味着没有法律制度、体制机制的真空和漏洞可钻。而当前“未完成的改革”状态最符合它们的根本利益，最能实现它们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既得利益集团近年来已从“自在”变为“自为”，越来越积极主动地防范和反对继续深化改革。不同于过往观念层面的思想阻力，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抗拒是实实在在的、异常强大的。

三是当前强势利益集团已成长为一股足以与国家利益相博弈的强大力量，其所掌握的经济实力甚至可以与中央权威讨价还价。特殊利益集团惯于以局部利益、眼前政绩利益对抗整体利益、长远国民利益，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社会上流传已久的一个说法是“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个人化”，形象地说明了改革开放后利益集团对国家利益的扭曲、侵蚀以及对改革事业的干扰;在以部门、地方和利益集团三个主体组成的非正式同盟中，特权和利益成为联系三者的纽带，在其联合裹挟和绑架下，“改革进入了一个被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新兴资本集团和官僚权贵共同控制的阶段”。

四是不少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达到阻延改革的目的不惜代价不择手段，肆意周旋于新旧观念和“左”右思潮之间。尤其是善于借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极“左”主义等社会思潮为反对改革辩护，名义上声称要维护“社会稳定”、保持“意识形态纯洁性”、实现“国家经济安全”，实际上却是巩固既得利益，从而将最重要的权力和资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粗暴地垄断经济增长的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与此同时，有些特殊利益集团还采用国内国际双重标准处理切身利益问题，交替使用“中国特色”和“国际惯例”两手来盘剥消费者，危害了社会公平正义，践踏了党的执政宗旨和公信力，严重阻碍改革的全面深化。

科学有效防范利益集团阻挠破坏改革

对利益集团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是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最关键的难题之一。只有将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的风险和危害降至最低，才能使中国的改革真正全面深化下去。

首先，要勇于承认、高度重视利益集团联手强力抵制改革的风险问题。当前，利益集团已经在改革的决策制定、政策执行、资源分配和利益调整方面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对其阻挠改革的既成事实，不能因为我们是人民利益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把它当成“皇帝的新衣”视而不见，而要直面现实，敢于承认。因为只有首先直面现实，才能有防控风险的意识和举措。不仅要承认利益集团客观存在的事实，更要充分认识到其抵制改革的能量异常强大。恰如习总书记所言：“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之难就主要难在各种利益集团的联手强力阻挠。

其次，要加强防范利益集团抵制改革风险的顶层设计，全面破解利益集团联手抵制改革的各种风险。一要设立超越现有利益格局的独立改革风险评估机构，准确地评估利益集团抵制改革的风险;二要及时地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有效应对各种利益集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挑战;三要将改革的舆论话语权牢牢掌握在真正改革者手中，防止既得利益者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附庸者歪曲改革，从而疏通“肠梗阻”，使中央的改革决策和举措得以顺利贯彻落实;四要加强法治建设，出台一整套法律和制度来规制利益集团的行为，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使公共决策运作公开化和透明化，阻断政商勾结，以铲除利益集团抵制改革的基础和靠山。

最后，要科学制定防范利益集团抵制改革风险的配套性措施，切实提高风险防范效果。一要对不同的利益集团实施“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策略，坚决打掉一批极力抵制改革、影响恶劣、民怨很大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儆效尤;二要“釜底抽薪”，保持高压严打势头，深入持久开展反腐败斗争，以彻底瓦解利益集团背后的权力网络系统;三要“挖墙脚，掺沙子”，通过组织程序在各大型国企中广为安排改革进取、清正廉洁之士，使其摆脱利益集团掣肘，掌握国企发展的正确方向，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全民利益共享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利益集团的势力范围。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利益集团不除，全面深化改革无望。面对既得利益集团联手强力抵制改革的严峻考验，全党必须高度树立风险意识，警惕“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结局。此次全面深化改革虽然不能说是最后一役，但却是关键一役。绕不过这道沟，翻不过这座山，中国的改革就要变形走样，甚至前功尽弃。因此，只有高度重视利益集团联手抵制改革的风险评估与防范，才能抵挡住利益集团的强力阻挠，最终促成全面深化改革伟业的顺利达成。

     孙晓晖  法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全面深化改革的风险防范研究 

     郭文亮  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党内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