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但凡改革都會遇到各種困難與阻力，如新舊觀念的對立、“左”右勢力的博弈、各種利益集團的抵制等等。但比較起來，在影響和阻礙當今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諸多阻力中最大的攔路虎非利益集團莫屬。因為進一步深化改革必然帶來利益關係的重大調整和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進而觸動利益集團的固有領地，勢必招致既得利益集團強力抵制。因此，加強對利益集團聯手抵制改革風險的科學評估與防範，某種程度上決定着新一輪改革的成敗得失和國家的前途命運。

中國的利益集團是改革開放後形成的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一方面使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進步，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與挑戰，如因改革開放而得利、現在卻極力抵制進一步改革的利益集團就是其中之一。

何謂利益集團?源自政治學意義上的“利益集團”一詞原本中性，一般是指具有共同利益的人們為了共同目的而集合起來、採取共同行動的社會集團。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奧爾森指出：“凡邊界不變的穩定社會中，隨着時間的推移，將出現愈來愈多的利益集團和組織”。利益集團可分為特殊利益集團與公共利益集團，本文所講的利益集團，是指那些抵制中國進一步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團，可以簡單地界定為對公共權力和資源享有支配權的部分人或社會階層，為了維護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結成的利益共同體或利益聯盟。

當今中國有不有利益集團?按常理來說，中國是一個政治制度上實行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經濟制度上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應該出現利益差別很大的各種利益集團。但改革開放後，隨着社會的轉型，尤其是市場經濟取向的確立，加上新舊體制改革不到位，事實上出現了各種利益差別很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而且廣泛遍布於政界、商界和學界等各行各業各領域，形成層巒疊嶂的“利益矩陣”。這些利益集團從宏觀劃分，取得廣泛共識的是“三大利益集團”說：以某些腐敗官員為代表的權貴利益集團、以某些腐敗官員掌控的國有壟斷企業為代表的壟斷利益集團、以房地產和資源行業為代表的地產資源利益集團。從微觀劃分，主要是“七大利益集團”說：一是某些強力政府部門及其官員，二是某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員，三是某些國有壟斷企業及其高管，四是跨國資本及其國內代理人，五是房地產開發商，六是大的民營企業和民營資本家，七是依附於利益集團的部分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

利益集團是怎樣形成的?大體來看是伴隨着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國家與社會關係變遷而逐步形成的，也是社會轉型、體制改革和利益分化的綜合產物。其形成路徑具有多樣性：一是權力擴張型，在經濟市場化不夠充分時，官員很容易藉助公權力擴張自身利益，成為利益集團的核心;二是體制漏洞型，利益集團抓住體制轉軌中的漏洞，將權力與市場手段交替或結合使用，獲得對土地、礦產等重要行業的支配權;三是國有企業壟斷型，很多國有企業片面利用國家的特殊扶持政策，將部分應當社會共享的成果變成部門利益。

利益集團形成後有何特點和影響力?一般認為其具有內生於權力、行政性壟斷、形式合法化、利益排他性、法理非正當性和形態模糊性六大特點;它們主要通過介入立法環節、參與政策制定、尋求政府代理人、利用既定規則、尋求學界代理人和影響大眾傳媒六種途徑發揮影響力。改革進入深水區後之所以各種矛盾問題日益凸顯，人民期盼的各種改革很難推進，其主要原因就在於各種利益集團強力抵制、扭曲、甚至窒息了改革。

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手段強力抵制和危害改革

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調整，但最初的改革主要是革舊體制之弊，凡屬舊體制束縛的人幾乎都是受益者，相對來說阻力就小得多。而這次全面深化改革已進入“啃硬骨頭”、“涉險灘”的攻堅克難階段，除了繼續革除舊體制之弊端外，更要觸及到既得利益集團所獲取的許多不當利益，因而既得利益集團就成為繼續深化改革的嚴重障礙。毋庸諱言，利益集團拼命阻撓改革已是不爭的事實。不僅如此，隨着新一輪改革力度的加大，利益集團正在聯合各種不同領域的既得利益者強力抵制全面深化改革的進行。各種利益集團基於“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潛規則，必然聯手強力抵制影響其既得利益的各種改革，這種聯手抵制改革形成的巨大阻力遠遠超出一般人的心理預期。因此，只有對利益集團聯手強力抵制改革的阻力作出科學評估，才能有針對性地防範風險，並最終確保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突破利益集團這個最大“攔路虎”所設置的重重利益藩籬。

利益集團為維護其既得利益，不擇一切手段聯合起來拼命抵制改革 

一是商界利益集團利用經濟利益手段影響施政者，綁架改革措施，使有利於社會全局和長遠利益的改革舉措出不了台或延宕出台，甚至使已實施的改革措施發生變異，導致嚴重的社會不公。諸如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遲遲難以出台、利率市場化改革難以推進、高速公路收費改革難以開展等等，其背後都有既得利益者反對和干預的影子。

二是政界各級利益集團利用手中的公共權力與資源，將黨從全民利益出發制定的改革決策和舉措實際導向於各種利益集團，造成中央許多改革決策和舉措出現“腸梗阻”，嚴重侵蝕公共權力與公眾利益。諸如前幾年房地產市場“越調越漲”的怪圈，某些地方政府為了土地財政的自身利益，罔顧民眾的住房困難，一再將中央的調控政策化解於無形。最高決策層希望藉助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國富民強的終極目標到了地方，一些黨政部門決策人與各種利益集團沆瀣一氣，最終淪為既得利益的保護者和分贓者。

三是附庸於利益集團的某些學界精英利用自己的話語權優勢，通過刻意曲解、蓄意誤讀改革決策，混淆視聽，表面上高喊改革口號、高舉改革旗幟，暗地裡卻行背棄改革、抵制改革之實。具體做法是：其一，利益集團以高薪聘請某些知名學者以所謂“學術講座”、“調研報告”、“諮詢建議”影響決策者，拖延和阻擋改革措施的出台;其二，利益集團通過與某些學術“精英”結盟，在報刊雜誌上公開發表文章，在理論上搶奪對改革的解釋權與傳播權，壓制宣傳改革的力度與深度，以降低社會對改革的期待與熱忱。

利益集團一旦形成，為確保他們的既得利益，必然會抵制對現有利益機制的改革。一種利益集團的抵制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各種利益集團的聯手抵制，尤其是政商利益集團聯手抵制改革的行為如果任其發展蔓延下去，當前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不僅不能順利推進，甚至有可能使其前三十多年積累起來的改革現有成果喪失殆盡。

為什麼說利益集團是全面深化改革最大的“攔路虎”?

毫無疑問，改革之路已無坦途可走而是布滿艱難險阻，其重要原因就在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然削弱既得利益集團的固有領地，從而引致利益集團反戈一擊，千方百計“阻梗”改革。之所以斷言利益集團是繼續深化改革最大的“攔路虎”，其主要原因在於：

一是與新舊觀念的對立、“左”右勢力的博弈等其它妨害改革的困難因素相比，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更大、危害更甚、影響更惡劣。它們之所以敢於或明或暗地抵制改革，就在於它們手中掌握着權力和資本這兩大利器。權力與資本的苟合催生出特殊利益集團這一“怪胎”，使其先天便具有了抗衡改革的巨大能量和底氣。

二是既得利益集團既不想回到改革開放以前，也不想繼續進一步改革，而是希望固守現狀，在改革的“膠着”狀態時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是因為它們認為“回到過去”便是倒退至計劃經濟體制時代，意味着無計可施、無利可圖;“走向未來”則是走向充分的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也意味着沒有法律制度、體制機制的真空和漏洞可鑽。而當前“未完成的改革”狀態最符合它們的根本利益，最能實現它們的利益最大化。因此，既得利益集團近年來已從“自在”變為“自為”，越來越積極主動地防範和反對繼續深化改革。不同於過往觀念層面的思想阻力，來自特殊利益集團的抗拒是實實在在的、異常強大的。

三是當前強勢利益集團已成長為一股足以與國家利益相博弈的強大力量，其所掌握的經濟實力甚至可以與中央權威討價還價。特殊利益集團慣於以局部利益、眼前政績利益對抗整體利益、長遠國民利益，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社會上流傳已久的一個說法是“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集團化，集團利益個人化”，形象地說明了改革開放後利益集團對國家利益的扭曲、侵蝕以及對改革事業的干擾;在以部門、地方和利益集團三個主體組成的非正式同盟中，特權和利益成為聯繫三者的紐帶，在其聯合裹挾和綁架下，“改革進入了一個被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新興資本集團和官僚權貴共同控制的階段”。

四是不少既得利益集團為了達到阻延改革的目的不惜代價不擇手段，肆意周旋於新舊觀念和“左”右思潮之間。尤其是善於借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以及極“左”主義等社會思潮為反對改革辯護，名義上聲稱要維護“社會穩定”、保持“意識形態純潔性”、實現“國家經濟安全”，實際上卻是鞏固既得利益，從而將最重要的權力和資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粗暴地壟斷經濟增長的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與此同時，有些特殊利益集團還採用國內國際雙重標準處理切身利益問題，交替使用“中國特色”和“國際慣例”兩手來盤剝消費者，危害了社會公平正義，踐踏了黨的執政宗旨和公信力，嚴重阻礙改革的全面深化。

科學有效防範利益集團阻撓破壞改革

對利益集團的治理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它是當前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面臨的最關鍵的難題之一。只有將利益集團阻撓改革的風險和危害降至最低，才能使中國的改革真正全面深化下去。

首先，要勇於承認、高度重視利益集團聯手強力抵制改革的風險問題。當前，利益集團已經在改革的決策制定、政策執行、資源分配和利益調整方面產生強大的影響力，對其阻撓改革的既成事實，不能因為我們是人民利益一致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把它當成“皇帝的新衣”視而不見，而要直面現實，敢於承認。因為只有首先直面現實，才能有防控風險的意識和舉措。不僅要承認利益集團客觀存在的事實，更要充分認識到其抵制改革的能量異常強大。恰如習總書記所言：“當前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格外艱巨，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改革之難就主要難在各種利益集團的聯手強力阻撓。

其次，要加強防範利益集團抵制改革風險的頂層設計，全面破解利益集團聯手抵制改革的各種風險。一要設立超越現有利益格局的獨立改革風險評估機構，準確地評估利益集團抵制改革的風險;二要及時地建立各種風險防範機制，有效應對各種利益集團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挑戰;三要將改革的輿論話語權牢牢掌握在真正改革者手中，防止既得利益者以及既得利益集團的附庸者歪曲改革，從而疏通“腸梗阻”，使中央的改革決策和舉措得以順利貫徹落實;四要加強法治建設，出台一整套法律和制度來規制利益集團的行為，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使公共決策運作公開化和透明化，阻斷政商勾結，以剷除利益集團抵制改革的基礎和靠山。

最後，要科學制定防範利益集團抵制改革風險的配套性措施，切實提高風險防範效果。一要對不同的利益集團實施“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的策略，堅決打掉一批極力抵制改革、影響惡劣、民怨很大的特殊利益集團，以儆效尤;二要“釜底抽薪”，保持高壓嚴打勢頭，深入持久開展反腐敗鬥爭，以徹底瓦解利益集團背後的權力網絡系統;三要“挖牆腳，摻沙子”，通過組織程序在各大型國企中廣為安排改革進取、清正廉潔之士，使其擺脫利益集團掣肘，掌握國企發展的正確方向，讓國有企業真正成為全民利益共享的經濟基礎，而不是利益集團的勢力範圍。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利益集團不除，全面深化改革無望。面對既得利益集團聯手強力抵制改革的嚴峻考驗，全黨必須高度樹立風險意識，警惕“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的結局。此次全面深化改革雖然不能說是最後一役，但卻是關鍵一役。繞不過這道溝，翻不過這座山，中國的改革就要變形走樣，甚至前功盡棄。因此，只有高度重視利益集團聯手抵制改革的風險評估與防範，才能抵擋住利益集團的強力阻撓，最終促成全面深化改革偉業的順利達成。

     孫曉暉  法學博士，廣東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全面深化改革的風險防範研究 

     郭文亮  中山大學黨史黨建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黨內權力運行的制約與監督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