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腦死亡卻在各國媒體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報道中“死去活來”的阿拉法特終於在今天（11月11日）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按照宗教的說法，塵歸塵，土歸土，去見真主（抑或上帝）去了。

不知道伊斯蘭教有沒有臨終懺悔規矩，但基督教徒在臨終懺悔中一般都是表示寬恕了生前所有的敵人並求得敵人的寬恕。不管伊斯蘭教有沒有這種臨終懺悔規矩，大概阿拉法特臨終前是不會寬恕生前的敵人，而他生前的敵人也是不會寬恕他的。

回顧阿拉法特的傳奇、矛盾、殘忍、悲劇的一生，實在無法用一個詞句來評價他，也許我們只能這樣評價他：早年的巴勒斯坦民族英雄，中年的巴勒斯坦民族災星，晚年的巴勒斯坦民族罪人。

說阿拉法特是早年的巴勒斯坦民族英雄，是因為他在早年的確是個懷有為巴勒斯坦民族權益獻身的崇高理想的熱血青年，並為了實現這一理想而出生入死地奮鬥，創建了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法塔赫”，以對以色列軍隊進行武裝鬥爭的形式表達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理的民族訴求。

但在此後不久，以阿拉法特為首的巴勒斯坦“法塔赫”組織的武裝鬥爭就偏離了正確的方向，像懦夫一樣把武裝鬥爭的主要矛頭從以色列軍隊身上轉移到了手無寸鐵的以色列平民百姓身上。正是在這個時候，正義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就實質上蛻變成了以濫殺無辜平民為目標的邪惡的恐怖主義勢力。“法塔赫”組織的所謂“理論家”甚至恬不知恥地公然宣稱：“既然我們打不過以色列軍隊，而以色列人又最珍愛自己的家庭和親人，那麽我們就專門殺他們的家人，這就是我們的取勝之道”（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最慘烈的時候，也從不殘害日軍隨軍家屬，遑論日本平民。著名抗日將領聶榮臻元帥甚至收養了許多陣亡日軍留下的孤兒作義子。與這種真正的人道主義精神相比，那些鬼迷心竅地支持巴勒斯坦恐怖份子殘殺以色列平民暴行的中國人應該捫心自問：我的人性到哪裡去了？————筆着注）於是，以阿拉法特為首的巴勒斯坦恐怖組織的魔爪就伸向了以色列學童的校車、熙熙攘攘的超級市場、人口密集的住宅區、擁擠不堪的影劇院、奧運會上的以色列體育代表團（以色列正是在巴勒斯坦恐怖份子把參加慕尼黑奧運會的以色列運動員、教練員幾乎全殺光後才開始採取對巴勒斯坦恐怖組織頭目定點清除的政策的）......可以說所有以色列平民都成了巴勒斯坦恐怖份子的炸彈、屠刀的目標。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恐怖份子的自衛回擊儘管很克制、很有分寸，但也不可避免地給巴勒斯坦人民帶來了少量傷亡，並使巴勒斯坦的經濟建設受到了很大阻礙。幾十年連綿不斷的冤冤相報，不僅給以色列人民帶來深重災難，而且也將巴勒斯坦人民推入了苦難的深淵。說阿拉法特是中年的巴勒斯坦民族災星確實是一點都不過份的。

至於說阿拉法特是晚年的巴勒斯坦民族罪人那就更是恰如其份了。1993年，在美國的調停下，主張永久與巴勒斯坦和解的以色列溫和派總理拉賓頂着國內右翼保守勢力的極大壓力和死亡威脅（兩年後拉賓就倒在了國內右翼極端份子的槍口下），也頂着雖然親人被巴勒斯坦恐怖份子殺害卻仍然支持與巴勒斯坦和解的朋友的巨大道德壓力（一位與拉賓關係密切的夫人曾對拉賓說：我支持你與阿拉法特簽署和平協議，但我不能與這個命令貼身衛士將我的小女兒活活摔死在石階上的人握手），與巴勒斯坦簽署了單方面作出巨大讓步的奧斯陸協議：以色列首先撤出加沙和傑里科，並開始為期5年的自治過渡；建立經選舉產生的巴勒斯坦自治機構；過渡期內，以色列將先行撤出約旦河西岸6座城市和450個村鎮，繼而將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大部分領土交給巴勒斯坦自治當局管理；過渡期開始3年內啟動巴勒斯坦永久地位的談判；永久地位的談判包括耶路撒冷地位、被占領土猶太人定居點、難民安置、水資源分配和巴勒斯坦政體的最終地位等主要問題；過渡期將在1999年5月結束。在對巴勒斯坦如此有利的外部條件下，阿拉法特蠻橫殘忍的惡習不改，在得寸進尺地不斷提出無理要求的同時，在幕後指使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對以色列無辜平民繼續進行持續不斷的殘殺，每一次和平曙光都淹沒在死於非命的無辜平民的血泊中，使得和平進程止步不前。更令人髮指的是，最近3年來阿拉法特竟採用成年恐怖份子躲在受矇騙的無知的向以色列軍人扔石塊的兒童身後開黑槍的卑劣手段禍害巴勒斯坦人民。但阿拉法特對巴勒斯坦民族犯下的上述罪行與以下罪行相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2000年號稱“拉賓第二”的以色列溫和派總理巴拉克下台前夕再次向巴勒斯坦開出單方面作出巨大讓步的優越條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治耶路撒冷；以色列再向巴勒斯坦作出領土讓步；每個巴勒斯坦流亡國外的難民家庭都由美國支付巨額款項，使其過上所在國的上等生活而不返回巴勒斯坦的一攬子最終解決方案竟被阿拉法特一口拒絕（他的理由是巴勒斯坦必須獨占耶路撒冷，所有流亡國外的巴勒斯坦難民都必須返回巴勒斯坦而將以色列人趕下海洋。這樣狂悖無理的要求是任何以色列政府都不能接受的）。在以色列強硬派總理沙龍為首的右翼政府將以色列溫和派前總理巴拉克所作出的單方面讓步條件全部收回時，阿拉法特這才如夢初醒地乞求以色列總理沙龍，表示自己完全接受以色列溫和派前總理巴拉克所提的巴勒斯坦可能得到的最優越的條件，但已是“過了這個村，沒了那個店”了，悔之晚矣，徒喚奈何。此時此刻，阿拉法特就把自己永遠釘在了巴勒斯坦民族的千古罪人的恥辱柱上。

至於阿拉法特在政治上的獨斷專行作風和在經濟上的極度腐敗作風，這與他的晚年的巴勒斯坦民族罪人的歷史定位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大可忽略不計了。

需要指出的是，鑑於阿拉法特在阻礙中東和平進程方面所起的惡劣作用，他的名言“我帶着自由戰士的槍與和平的橄欖枝來到這裡，請不要讓橄欖枝從我的手中滑落”早已蛻變為“我帶着屠殺平民的刀與挑釁的石塊來到這裡，請不要讓屠刀和石塊從我的手中滑落”的胡言亂語。他早已失去了作為巴勒斯坦領袖必不可少的信譽，以至於以色列已不把他當作談判對手而是把他作為恐怖組織頭目軟禁了三年之久直至其病危才允許他赴巴黎就醫；在中東事務方面擁有巨大影響力的美國也明確宣布了不與阿拉法特接觸而寄希望於新的巴勒斯坦溫和派領導人的政策。阿拉法特已經完全變成了結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苦難的攔路虎、阻礙中東和平進程的絆腳石。

顯而易見，阿拉法特的死亡為舉步維艱的中東和平進程帶來了生機。以色列政府、巴勒斯坦新領導層和國際社會一定要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契機，共同努力，為中東地區帶來持久和平，進而為世界帶來持久和平。

讓我們在埋葬阿拉法特的同時，迎接和平的曙光吧！